凌源杨永利自述多年来遭受的迫害

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先生也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去北京希望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遭到当局的抓捕、劳教，当他劝当地“六一零”头目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再次被无理关押。后来因在家炼功被非法判刑。期间，他多次遭到警察的刑讯逼供，被狱警和犯人殴打，但他仍然和迫害他的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以下是杨永利自述多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认定真善忍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位炼法轮功的学员把《转法轮》书拿给我看，我当时看到李洪志大师的法像慈眉善目，是那么可亲可敬，又看到书中真、善、忍三个字，我就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功法”。几天后我就请来《转法轮》和《法轮大法义解》两部宝书，从此走入修炼大法的门。

迫害之初遭抄家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当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与日俱增，江某某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一时间黑云压顶，大有天塌之势。中共利用所有宣传机器造谣污蔑大法和大法师父，利用军警、特务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们这里也是人人过关、个个表态，否则就抓人。有一天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就说我炼功了，把我抓进派出所，勒索我五十元人民币。后来，派出所、乡、村干部非法闯入我家中翻箱倒柜，抢走许多大法书籍、组合音响一台、电视机一台。从那以后，警察多次派人上门骚扰，暗中监视。

去北京证实大法，遭关押、非法劳教

我看到其他地区法轮功学员纷纷进京证实大法，我也决心去证实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和同是修炼人的妻子去北京证实大法。到了天安门广场还没来得及打出横幅，就被便衣警察跟上了，把我拽到一边问：“你是炼法轮功的吧？”我为了打横幅，没有正面回答他，我说我是探亲的。这时，那个警察向一辆警车一摆手，警车就向我开了过来，停在我的跟前，这时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随后，我就被警察连踢带打推上警车。不一会儿，我妻子也被推到警车前，她也喊了“法轮大法好”，也被绑架。

那天，我知道的，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上百人，都被关进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的地下室，我们集体喊：“还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等口号，并且齐声背诵《洪吟》。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被分别拘送到北京市区各派出所。

我和其他两名同修被关进北京市辽化兴城派出所。那个所长和我谈话，我向他讲了大法如何好，我们为啥进京护法。晚上我们住在办公室，警察问我姓名和家庭住址，我不说，就被扣在禁闭室的老虎凳上，手铐卡进肉里，卡出血。当天晚上，他们对我搜身，从我身上搜出身份证，把我送到朝阳驻京办事处。刚到办事处，警察李国强就踢了我一脚。他们把我们十二人连夜押回。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关进凌源市第一看守所。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沟门子派出所李国强、杨贵敏、许双等人对我们私设公堂，非法审讯，并对我们拳脚相加。恶警把师父的法像卷紧，扒下我的裤子，用师父的法像卷打我，师父的法像被打碎，我的臀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还说一些诽谤大法、侮辱师父的话。不让我大小便，我的腿被打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在看守所的一个月中，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支撑，我就得精神分裂，夜里突然坐起，感到胸部闷的慌，这时我就背诵师父的《洪吟》，过一会儿就好了，此症状直到回家后才消失。

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关进朝阳教养院迫害。

由于学法不深，求安逸心重，违心地写了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为的是少吃苦，早回家，回家后再从新修炼。后来才知道那是变异了的人的想法。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吃了很多苦，被调到普教大队进行苦役劳动十五天，挨犯人打骂，吃不饱饭。还得给教养院喂猪。被迫害一年零五十天后回到家中。

劝告六一零头目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殴打

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我给乡“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头子庞雨俊打电话，劝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又被沟门子派出所绑架。在“六一零”办公室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庞雨俊坐在椅子上说：“别说你，就是付占奇（法轮功学员）都让我制服了，你看他现在老实了吧！”他还说了很多诽谤佛法的话。他扬言：“我让我那两个儿子收拾你家那几口子。”他说够了就脱下自己的胶塑布鞋，手握鞋子狠狠的打我的头部、面部，我的脸被打得流出鲜血，脸肿得变了形，白眼球充血，两眼肿的只剩一条缝儿，走路都晃晃悠悠的，又非法拘留我四十五天，勒索我四百多元钱才放我回家。

在家炼功被判刑

二零零四年三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有三个人在我家炼功，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夜间十点多钟，凌源市国保大队付延龄、陈志、王桂林，沟门子派出所郭文华一伙警察前来绑架了我，并抢走师父的法像、法轮图和炼功带。次日又抄走《明慧周刊》、小册子、组合音响一台、现金三百元。第二天警察把我从沟门子派出所押送到凌源市国保大队。付延龄、陈志、王桂林一伙将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还有一恶警（不知姓名）双脚踩在我的两条小腿上，他踩了一会儿突然下去蹲在一旁说我踢他了。其实那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遭了报应。他们让我大字形站立，用各种手段折磨我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十五日，我被行政拘留，被关进大河南拘留所。

四月六日，国保大队警察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非法审问，我拒不配合。陈志把我按倒在地又踢又打。还当着我的面烧毁师父的像。我说：“你们那样做会遭报的。”陈志说：“你有能耐现在就让我头疼，我就服你。”他们理屈词穷时，就扒我的裤子，用我的皮腰带打我。当打我几皮带后，我大声喊：“师父！救救我！”这时，陈志一下就停住了。王桂林也松开抓着我的手，是我的正念起了作用，师父才能帮我。我的臀部又被打得青紫色，左小腿起一个大包。当天被非法批捕，被关进凌源市第一看守所。

五个月后，凌源市法院在国保大队的指使下，没通知家属私自开庭。审判长是张立军（女），开庭的整个过程我已记不清了，我对所有签字一概拒签，我一再陈述我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无罪。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我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被押送到锦州入监队。

九月二十四日又被非法押送至盘锦监狱三监区四分监区迫害。

在监狱中反迫害

刚一进监狱时，和新去的犯人一起进行入监学习，有一姓李的年轻科长在讲台上，把我叫到讲台前，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又说：“你打算活着出去，还是死着出去！”我回答：“我又没有罪，我凭什么死着出去，我当然要活着出去！”

我刚一进监狱，就受尽了恶警和犯人的打骂，带工队长梁友会嫌我走路慢就打我。我给监狱长投信，后来他不打我了。过一段时间那个梁队长看我和别人不一样，也知道我学大法，转变了对我的态度。有个叫夏春雷的带工队长一直很邪恶，我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一直打我。

零五年四月一日，我因反迫害不劳动，被中队长刘荣福看见，他下了摩托车就奔我来了，到了我跟前，一边骂着，一边上前就抓着我的衣领子，把我按倒在地，用脚踹我的头，踹了好几脚，我的脸被踹出血，踹完他就走了。我坐起来大声说：“我炼法轮功没有罪，我就不干活，你打人，我告你！”我挨打就绝食。

第二天，我被他们关进禁闭室，铐在老虎凳上一天。晚上，李副大队长找我谈话，他首先承认中队长打人是不对的，又说我不干活也不对。我就向他讲大法的真相，讲了我不劳动的原因。后来，让我到手工艺车间去干活，我还是不干活，又被管教科长王忠海踢我胸部重重一脚，踢的我好一阵子上不来气，又把我关进禁闭室，铐在老虎凳上一个多小时。

又因不干活，被一中队（一分监区）的覃洪军指导员（管手工艺的）打了我，并且又给我关了禁闭。我所在的中队犯人王志岩和那个指导员说：“我们中队长打了他，都得给他说好话，你还敢打他？”那个人一听，马上到禁闭室给我道歉，并给我放了回来。其实是师父利用那种形式保护弟子。

过了几天，让我去稻田劳动，我不出工，他们让两个犯人往外拖我，到了监狱大门外，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门外侧站着很多干警，四中队队长刘荣福发疯一般就冲我来了，夺过犯人手中的警界旗就打我，旗杆儿是用五公分棉槐棍做的，我被他打得胳膊、大腿、后背一条一条的血印，立刻都肿了起来，有的地方还流清血汤子。第二天，另一被迫害的同修鼓励我一定坚持到底。以后我照样不出工。一天，我被两个犯人架着走，我还喊“法轮大法好！”四中队的指导员张雷手拿兜子在后面打了我一下子。到了稻田，我就坐在地头上打坐炼功，那个中队长刘福荣到我面前，我还照样炼。他瞅瞅我说：“炼那玩艺有啥用，能顶饭吃吗？”我就和他讲真相。

后来，他们就不让我出工了，我在监舍学法炼功，帮犯人缝洗衣服，向他们讲真相。我写申诉状，以申诉的形式向干警和犯人讲大法的真相，我让犯人传看申诉状，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

以上是我被中共迫害的全过程，但有很多细节还没一一叙述，被迫害时间总计：四年九个月零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