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师在福建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我叫左秀云，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曾先后两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和六年，关在福建省女子监狱长达九年。这里，我用亲身经历揭露江氏集团利用“六一零”非法组织和女监一些追随江氏的恶警，为了私欲、为了达到让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采取种种非人的手段残酷迫害我的事实真相。
我原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曾被评为上海铁路局优秀教师。在修炼法轮功前，我得了严重的眩晕症，求医问药，中医西医也都没效果，到处找偏方，但都治不好，身体每况愈下，我开始练气功，但也没根本改变。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家书店看到《转法轮》一书，我被深深的吸引了。从书中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老练功不祛病，明白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的真理，知道了只有无条件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从此我走上修炼法轮功的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出于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镇压法轮功，迫害大法修炼者。我因坚持炼法轮功，九九年九月被迫从单位下岗回家。同年十月我到北京上访，为的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法轮功是个于人类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自己也是受益者。福州铁路公安处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非法拘留了我十五天。至今我也不明白，信仰真、善、忍如何能成为我下岗的理由，进京上访如何能成为我被拘留的借口，这是哪家的理？！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我复印五十张法轮功真相传单，遭福州铁路公安处一科科长方一及两个恶警叶某、陈某绑架。后永安法院指定一个律师说是帮我辩护。当我见到这个律师后在和他的交谈中，发现不对劲：他对我和谁来往，和谁联系很感兴趣，象个特务完全不象个保护当事人权益、为当事人为法律负责的律师。法庭上我拒绝此律师给我做所谓的辩护。
非法开庭中，法官剥夺了我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允许我回答“是”或“不是”。当庭还有人摄像。参加旁听的有我的亲属和单位同事。他们回来后对人说：法庭上法官根本不让当事人说话。就是这样的开庭、判决也能生效，中共迫害法轮功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我被枉判三年，于二零零一年二月，被送进福建省女子监狱四中队迫害。
冤狱之初在四中队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年刚过，我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被逼着通宵面壁罚站。两天两夜后，两腿浮肿了，人又困又累，人瘦了一整圈。搞转化的是一个据说曾前往北京接受过迫害法轮功专门训练的副队长林宝珠。她骗我们说写个不炼功的保证也行，就可以不用再站了。我听信了就写了。第二天我知道做错了，便向她要回保证书。她不给，我就当众炼功。她们就把我双手铐在铁门上，还把一个精神病犯人和我铐在一起。
接下来，我被逼着做奴工──卸生锈铁螺丝架和用手拨海绵片。她们给我定很高的生产任务，常常以我不够她们的标准为借口扣我的分；并逼我晚上继续在号房走廊上干活至半夜。我一天多则睡四小时少则两小时。原来号房的卫生是轮流做的，可是她们却长期叫我一个人包。而且做的时候动作要快，稍慢就会被骂。狱警还常常在众多犯人面前开批斗会，对我羞辱谩骂。在前半年时间里对我实施“三不让”：不让接见；不让通讯；不让购物（只能购买女性用品）。
这些都没能动摇我的信仰，她们就又出狠招，对犯人说什么谁能驯服我，必有重赏。于是在这“重赏”之下，一个犯人自告奋勇，当了我的包夹犯。在恶警的纵容与布置下，这个犯人不停的找我麻烦：经常用海绵片抽打我，对我大声辱骂、用脚踢。有一次她用海绵片把我的脸抽破掉了一块皮。当时其他犯人都看不下去，指责她没人性。
为了达到给我们洗脑的目的，晚上我们经常被强迫看一些污蔑大法及类似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过后还要我们写心得体会。我就写这些录像都是假的、编造的。她们见不能让我屈服，就对我加大了迫害的力度。
有一天，他们又换一包夹犯，此人粗壮有力，是个长刑期的贩毒犯（据犯人说女监对此人有专门培训如何打法轮功学员），借口我干活犯困（当时我一天只能睡2--4个小时），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然后对着我的身体用脚猛踢，嘴里还骂个不停。我从地上吃力的爬起来对她说，你想打就打，用不着找什么借口。她就说是狱警叫她这么做的，她不能不做。后来得知是恶警林宝珠（副队长）布置的，要她在收工前连续打我两次。晚上收工后，她又以窗户玻璃不干净为借口，抓住我的头发，对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当时我就被打飞出去，重重的撞在床架上。她又冲过来对着我胸口、腹部猛踢。胸口象裂开一样的剧烈疼痛，感觉她是要把我往死里打。当时围观的有三十多个犯人，听到其中有一人说：这样会把她打死的，另一个却说这是为了救她。
第二天晚上她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说要开冷气冻我。后见威胁不成，又把我带到四楼的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犯人及两个恶警他们轮班换岗。让我不眠不休的连续站了两天两夜，期间她们不让我打瞌睡、没停没歇的用各种方法给我洗脑，还轮番用睡觉、亲情等等引诱我放弃信仰。眼看自己不能达到目的，两个恶警就对两个犯人使了一个眼色，出去了。两个犯人立刻对我拳打脚踢，在此之前我已经近一个月每天只睡二——四小时的觉了，人瘦得都皮包骨头了，再加上这两天两夜的折磨，我被打的已经麻木了，这次对我的迫害是当时任副监狱长的恶警李美兰直接指挥并参与的。
第三天她们看对我暴力不起作用，就换上了伪善的面孔，说什么因为我不放弃信仰，使她们为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不能照顾家人孩子等等。我一时糊涂了，没有认清其中的强盗逻辑，在她们谎言与伪善的欺骗下，写了所谓的“三书”。之后她们把我换到了二中队。在冷静思考之后，也是在师尊慈悲点化下，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怎么向邪恶妥协呢？第七天我郑重的向恶警表示，我要继续修炼法轮功，要她们还给我所写的那些东西，我要收回一切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言行。她们看我这么快就反应过来，很惊慌的说我们知道你迟早要回头，但没想到这么快，开始她们不肯，我便开始绝食。绝食的第三天，她们迫于无奈，只好当着我的面烧掉了我写的那些“三书”。在这里我再一次严正声明：凡是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自己意识到的和没意识到的不符合大法标准的言行，全部作废。
在二中队遭受的迫害
“三书”烧掉后，紧接着她们对我开始了又一轮的迫害。白天她们让我拔鞋（给皮鞋底、面上线），晚上还逼我加班继续拔鞋子，每天都要做到下半夜才能睡。两手都 拔肿了；上厕所扣扣子都很艰难。平常还要做号房的卫生、洗厕所等等。一天到晚我几乎没有机会休息，别人休息时，我就被逼着站着“学习”。有一天晚上我被罚站站在走廊上，积委会（每个中队都有7个犯人组成的积委会其中有一个是主任）都是狱警手下打手）积委会的犯人走到我跟前骂我、打我，强行抓住我的手，逼我写三书。我不写，积委会主任付青春，就抓起笔对着我的手心，用力猛戳了几下，戳过的地方血汩汩地冒出来。
为了让我放弃信仰，恶警们想出了种种花招。
有一天恶警林宝珠对我说因为我拒绝转化，监狱要取消四中队犯人本季度的减刑。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那些有希望减刑的犯人迁怒、怪罪与我，她们对我吐口水、指责、谩骂。一天恶警林宝珠有意叫我站在车间大门的过道上，面对干活的犯人。不知站了多久。一个叫阿宝的犯人（据说她这次减刑后就可以回家）急急走到我面前，哭着对我说，你不要坚持了，你害我不能减刑，不能回家。你放弃吧。我给你跪下了。”说着她就真的跪在我面前。突然她身子一挺，整个人向后倒下去，脸上苍白，口吐白沫，身子抽动着。我忙蹲下去抱着她，一边大声呼救。突然我的腰被人用力踢了一脚，整个人飞了出去。后来林宝珠对我说：“你把别人气的昏过去了，如果她有生命危险，你要负一切责任。”随后她要我在床边侍候这个犯人，给她喂饭、擦身、按摩。听人说她有羊癫疯病。醒来后，她不肯吃饭，一直哭，要我放弃，并说她回去后，每月会给我寄二百元。第二天有犯人偷偷告诉我，说我晚上回去后，她自己偷偷爬起来吃东西、洗澡。也有一些犯人知道这些都是狱警用来逼我就范的。我知道这些后，没有责怪她，依旧尽心照顾她。她很感动第三天就起来出工了。中队的减刑报告也按时报上去了。她们就用这种方式煽动犯人对我的仇恨。
一次恶警张某某叫我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看得出来经过一番精心布置，窗帘拉上了。张龙香（名字不能确定）按下桌子上的三用机，一曲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音乐悠悠响起。恶警张做出很关心的样子，询问我有关孩子、家庭等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不为所动，我知道这一切安排不过是为了阻止我信仰真、善、忍的又一个花招而已。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说有人来看我。到了办公室，看到铁路分局公安处的一个公安坐在那里。几句客套话后，他就吞吞吐吐的说什么我女儿出事了（意指被人强奸了），我的亲属知道后都哭了，等等。我看出他的不怀好意，不吭声，也不理会他。临走时他说刚才谈到的有关我女儿的事是在开玩笑。
恶警还想出了一个所谓“学习”的办法：逼我每晚站着用麦克风念一本书给犯人听。书是恶警拿来的，书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讲的是朝鲜战场上一个残废军人如何用坚强毅力独立生活的故事。还强迫我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我常常被罚站，罚站时就要一个叫王芳的犯人在旁边不停的说，什么都说，满嘴胡言乱语、污言秽语，试图以此达到给我洗脑的目的。
这些都不能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监狱因此点名批评二中队警官，说她们对我采取的转化措施力度不够，对二中队施加压力。那个放音乐与我谈话的狱警露出了真面目：她大声辱骂我，一边骂一边用力用手指戳我的头，说我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说一句戳一下，不知戳了多少下。
有一天晚上，干完活（中队每晚都要加班到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二点），恶警林宝珠叫我到办公室，通宵对我洗脑。她手里拿着一本卷着的书，边说边用书顶我的胸部，说到气处，她用力用书打我的手臂，我的手臂都被书上的订书钉划破了。最后她对我说：“左秀云，你知道吗？我的压力很大，我快得精神病了。”我能够感受到她的压力，也完全能够理解她。但我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她的压力与痛苦是谁造成的？她、那些警察、还有那些参与迫害我的犯人不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受害者吗？人做的坏事都得自己偿还，快清醒过来吧！
一天，时任副监狱长的李美兰出面到中队找我谈话，她说：“她们（指干部和那些犯人）对你所做的事（指对我的迫害）都是我亲自布置的。做完她们要向我汇报的。”显然汇报的结果都令她不满意，最后她又决定把我放到原来的四中队继续迫害。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回到了四中队。
回到四中队遭受的迫害
回到了四中队，我被换了一个房间，包括我一共十二个人，组长是个积委会主任，叫刘建华。在车间干活时，她就坐在我旁边监视我。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做车间卫生，擦玻璃、电风扇。出工前回号房吃早饭，做号房卫生。出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卸铁架子的活。中午逼我站着“学习”，下午继续干活，晚上十点收工后看书（《闽北妇女顶半边天》），十二点才能睡觉。
为了继续煽动监狱犯人对我的仇恨，狱警采用最差号房株连法，挑拨唆使整个号房的犯人参与对我的迫害。按照狱警的规定，哪个号房连续三个月被评为最差号房，那么整个号房的人都要降档，降档将直接影响减刑。而且最差号房每月要做车间大卫生，早上还要早起列队训练定型。狱警动则就扣我的分，有意让我在的这个号房连续三个月成为最差号房。她们借此挑拨犯人迁怒于我，制造打骂我的借口。
在这三个月的残酷迫害中，平常犯人动则往我脸上吐口水、摔巴掌，粗言秽语辱骂我，对我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号房里有三个犯人是带头，严小梅、郑学英和另一个人。每次都由她们带头先骂，挑起别人怒气，再按事先恶警布置的打。打我时，少则二个人，多则八九个人，她们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打，拳打脚踢，专打我的头、胸、腰、小腹等要害部位。每次打完后还不让我洗澡，怕让人看到我身上被打后留下的青紫印。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做号房卫生，一个犯人乘我不备，疯了一般冲过来，用凳子砸我的脚，用脚跟跺我脚趾。
有一次，犯人严小梅用厚拖鞋底狠狠的抽我的脸，第二天，我的头和脸都明显肿起来了。还有一次，严小梅先找茬骂我，骂疯了后冲上来，用鞋跟跺我的脚趾。她还嫌力量不够大，整个人跳起来，重重的跺。人说十指连心，我痛的眼冒金星，脸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腰都直不起来。跳累了她才停下来。
有一天晚上，犯人周敏值班。此人二十多岁，一米七的个头，身体粗壮。她平常积极执行恶警的迫害指令。她先带头骂我，骂到气氛差不多的时候，她把电灯一关，煽动其他犯人一起打我。她先用力一拳把我打倒在床上，然后把我顶靠在床的墙壁上，用脚对着我的小腹部位猛踢。其他人冲上来，捏、打、拧、拽、踢全用上了，一直打到她们累了才停手。那以后很长时间恶警都没批准我洗澡，因为怕别人看出我身上被打的痕迹。
有一天一大清早，整个号房被叫下去做定型训练。一个五十多岁的无期犯由于紧张害怕，晕倒在地上。犯人们因此怪罪于我，这正是狱警们所希望的。晚上她们对我又是一顿毒打。
除了打骂我之外，恶警及其操控的犯人采取各种手段羞辱折磨我。狱警用三个月最差号房降档相威胁，大会小会上不断提这个事，点我的名，并以此挑拨犯人迁怒于我，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狱警一次次找我谈话，还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并且有意长期让我睡眠不足；号房的人被安排着轮流包夹我，我干活、做卫生时她们不断的催促我，逼我保持快动作，使我时刻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她们试图以此消减我的意志，从精神上摧垮我；平时号房里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可是常常找茬辱骂我；经常不让我上厕所。有一天 到中午还不让我上厕所，我看出他们不怀好意，就拒绝吃饭，告诉他们不让拉就不吃，他们就只好让我上厕所；冬天洗澡不给我热水，大冷天逼我洗冷水澡（中队规定每人每天一瓶热水）；晚上她们常以我没有完成任务为由逼我做定型，以正步走的姿势定在那里，脚背上还放一个东西，不能掉；以停开卫生纸来要挟；她们甚至当我面用垃圾污水给我洗饭盒，然后蒸饭给我吃。
由于长期不能按时上厕所，我只得养成少喝水和不喝水的习惯。有一次上厕所，刚蹲下来没一会儿，包夹犯就叫我起来。我没动。她一边叫骂，一边重重的一脚踢在旁边的水桶上，水泼了我一脸一身，接着硬把我拖起来。其他犯人看见了都指责她太过份了，大便都不让人拉。打人时，这个包夹犯也是积极参与者。她家是农村的，据说因为迫害我“有功”，狱警奖赏她的是：刑满回家时挑了一担衣物回去。
我干的活是全中队最脏最累的、劳动量也是最高的。拔海绵片时，不给工具，逼我用手拔。因为长期拔，双手都麻木了，连毛巾都拧不动。最累的活要属卸铁架。寒冷的冬天，在我干活时，狱警把两边对着的窗户打开，寒风对着我吹，更甚的是她们把我的衣服锁在橱子里，不让我穿毛衣。卸铁架时，手握着冰冷刺骨的铁架子，手脚都冻肿了，冻裂开了口子。做卫生时，手下到水里刺痛难忍。
三个月最差号房的迫害没能让我放弃信仰。正的因素也在鼓舞着其他在迫害中被迫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她们纷纷声明自己没有罪，要坚持修炼。狱警很害怕，对我的监控也更加严厉了。平时怕我们见面，上厕所都不准我们对面走，不准我们对视。一年后，我就被转到了另外一个中队。但是李美兰仍不死心，她要求这个队的狱警继续迫害我。
冤狱期满前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月，离我冤狱期满还差一个月时，李美兰找人问我：“左秀云，你出了监狱大门准备往哪走啊？”我知道她是怕我去上访告他们。她自知对我做的恶事太多，心难安，以所谓的学习法律为名把我转到入监队。当时入监队的队长姓朱，她对我进行所谓严管，要求我这样那样，遭到我的拒绝，她就找人强制。我不参加早上的队列训练，她就叫我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准动。晚上让我站在走廊不准靠墙，从七点站到十一点，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十月一日，监狱搞什么升旗宣誓仪式，我拒绝参加，恶警李美兰就叫人一整天把我的双手用手铐铐着。我中午没吃饭，晚上她们就借口我绝食，由一男副监狱长（李美兰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功，被提升为政委）坐镇，找了几个犯人用强行灌食迫害我。
我出狱那天，监狱强迫我参加攻击法轮功的报告会，直到下午五点才放我走。出了监狱的门，我就被铁路公安处的警察带走，直接交给了永安市“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
出狱回家后，迫害并没有停止，且延续到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