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府公务员的修炼故事

（一）对气功的实践和思索

少年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小神童用手、用耳朵识字的新闻报道，接触到练习气功身体变得健康的人，因此对特异功能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练习了一些气功，由于没有明师指导，练习没有起色。记得当时遇到色关考验，没守住，醒来后不知所措，连续几天都遇到同样的事，不知道怎么样提高。

一九九三年，我在大学上实习课来到南岳衡山。在一座寺庙中看到香案上供着一个用玻璃框罩着的小佛像，盘着腿坐着，婴儿般大小。香案边的介绍是一位高僧圆寂后的身体，千年不腐，成了一尊这样的“肉身佛像”。南岳衡山几千年来这样的“肉身佛像”有十多尊！

人修炼有成后肉身千年不腐，现代科学都不能解释，但却活生生的呈现在我眼前。难道佛家传说中的修炼可成佛是真的吗？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二）母亲修炼法轮功沉疴尽去

一九九四年，我年仅五十二岁的母亲病重，患严重的美尼尔氏症、妇女血崩、类风湿关节炎等等，医生诊断母亲支撑不了几年。同年七月，中国气功协会推荐的优秀功法——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来我地办气功学习班，母亲单位组织二、三十位退休职工和同事参加了学习班。母亲当时无力行走，只好坐车去学习班，听课时直打瞌睡，听完却感到一身轻松，一节课下来就能自己走回家了。母亲找到了救命的良方，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

第二年，母亲得到了《转法轮》，真正知道了修炼的真谛。从此，和本地早得法的老学员，早出晚归，积极参加义务弘法和教功。一年多后，母亲的一身重病无药自愈，恢复了健康和活力。母亲的亲人、朋友、同事、医生都被母亲身上发生的奇迹所震惊，许多人都向母亲索求法轮功的书籍。母亲拿出自己的工资，购买了教功录像和书籍送给这些有缘人，并义务教他（她）们炼功。

（三）法轮旋转引导我修炼

母亲一直向我推荐，希望我也修炼法轮功。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但由于当时刚从基层单位调到机关部门任负责人，事多应酬多，没有时间读书。一天，我正躺在床上休息，母亲拿着《转法轮》坐在我床边读书，她希望我也能听一听，读着读着，母亲突然看见一个小法轮在我头顶上旋转。母亲知道，我也是有缘人。

我终于拿起了《转法轮》开始阅读，里面深入浅出、明白透彻的内容解开了我的许多疑惑，告诉了我以前炼功为什么不长功的道理。我常喜欢捧着《转法轮》静静地阅读，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常常读着读着，就觉得整个人都溶到书中去了，身心十分愉悦。

平时工作、生活中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将自己当作一个炼功人，严格按“真、善、忍”修炼心性。放下为私为我的执着心，做到事事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与人发生矛盾找自己的原因，不与人争斗；与人为善，宽容待人等等。我清理了自己的物品，将公家的东西还回了单位；在工作中，不再接受业务单位的送礼和不必要的吃请；脚踏实地，勤于工作，不再斤斤计较；并且戒掉了抽烟喝酒的陋习。

之后，我身上也发生了奇迹。我原来患有慢性肠胃炎，常常在劳累、焦虑时发作。修炼法轮功几个月之后，我突然发起了低烧，一直持续了十多天。白天上班像没事一样，一下班就发低烧，昏昏沉沉，直想睡觉；同时，不停地拉肚子，十多天之后，一切症状都消失了，一身轻松。此后，困扰了我二十多年的慢性肠胃炎再没犯过！

（四）凭着正义和良心，决定为法轮功上访申冤

一九九九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这么神奇的健身功法，如此的高德大法，就象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等人在调查报告中所说“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么就被中共政府所不容呢？我们想一定是高层领导不知道实情，我们应该去向他们说明真相。凭着正义和良心，我给国务院信访办打去了电话，将我亲身经历的事和母亲身上发生的奇迹向接待人员急切的叙述。但没说几句，电话那头接听的工作人员就说：“你放心，政府已经妥善的解决了法轮功的问题。”

电视上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说：“炼功和不炼功都是人们的自由，党和政府不会干涉……”各大报纸也在头版头条这样说。

事实却相反，我们市政府首先要求法轮功辅导站将全市修炼法轮功的人员登记名册上报；随后，党委内部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党员传达党中央的文件，要求不准炼法轮功，不准参与法轮功活动。要求各单位管好自己的人。

七月二十日前夕，政府控制了全市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和辅导员，监控了名册上的主要人员。我在政府工作，知道了这些信息，知道政府要采取行动了。怎么办？基于心中的正义和良心，我和母亲都决定向上级政府上访。

七月二十日，我和母亲没有经过商量，却不约而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坐在列车上，看着车窗外的彩虹，我为自己的巨大勇气和正义行为而深感自豪。不管将来怎样，我现在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我不后悔！

（五）在北京的上访遭遇

坐在开往北京的长途列车上，我们在列车广播中听到了中共打压法轮功的通知。听着不停播放的通知和对法轮功及李洪志老师的污蔑和攻击，我的心不断往下沉：“中共和政府这是怎么呢？这不是将修炼法轮功的亿万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了吗？”“这么大肆颠倒黑白、造谣污蔑，这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做的出的吗？”

到了北京一看，整个北京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只觉得整个天空都是阴沉沉的。一打听，国务院信访办的门都被便衣警察和各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和车给堵上了，只要一说是炼法轮功的，马上抓人上车带走。

我们只好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一队队的武警不停地巡查，便衣警察到处都是，一些特务乔装成法轮功学员，四处打探，甚至往路边的人丛中发上一些小纸条，说是法轮功的内部消息。各地法轮功来上访的学员一批批来到天安门广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认识的、不认识的，三五一群，坐在广场上、广场边。复杂的环境使大家都不说话，也不知道谁是法轮功学员，谁是游客。

我和两个同修在广场上等了三天，第三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正坐在军事博物馆前的小花园中休息，突然从路边小巷中冲出一队武警，在便衣警察的带领下将广场靠小花园这片地域全部包围，将围上的近百名人员全部抓捕，带到小巷中房屋中。房屋是监视广场的监控录像室，许多警察坐在房中监视广场情况。便衣警察对我们问都不问，马上招来大巴车将人们运往北京某某体育馆。

我们这才知道，坐在路边的人们全是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到了体育馆，馆内已有几万名被抓捕的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警。许多便衣警察在询问和收缴身份证，然后按所属省市分块看守。傍晚，我市驻京办事处来人，将我和几位学员带回了驻京办。

（六）中共对我的持续迫害

我市党委接到北京和省党委的指示，要求第一时间将上访的人接回本地。我所在的单位派来了三人，一到北京就买了飞机票，坐飞机将我接回了单位。一回来，本地市委、团委、公安局、安全局、单位都马上找我谈话询问，我如实的将一切情况向他们说明。大家听后，都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们不反对你们炼法轮功。但不能上访，你们在家修炼吧！我们是被上级党委领导派来的，我们同情你们。”

但中共逐步加大了迫害法轮功的力度，各种内部秘密文件一个接一个的下发。我单位受上级指使，将接我回家的费用全部由我个人承担，从工资中扣除。我每月只余二、三百元生活费，我当时正在购房并准备结婚。随后，单位党委召集全部党员开了一个会议专门批评我，然后下文撤销了我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命令我在单位打扫卫生、发报纸。仅打扫卫生一天，我就认识到这是一种在名誉上的迫害，于是我堂堂正正的坐在办公室，抵制不干。单位党委书记只好安排另外的工作。

迫害并未结束，单位不但指派专人对我进行监控，还雇了一个人跟踪我上下班。一到节假日、与法轮功有关的敏感日（即所谓的特防期），就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派人到家中监视、骚扰。后来妻子和她的父母怕被我牵连，她被迫与我离了婚。

我母亲由于是当地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之一，又多次上访，六旬老人还被中共抓捕、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这些事情，我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二零零五年，我自愿上网申请退出了曾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写到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国内像我这样遭遇的人有上亿人！国内现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十分严重，我们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和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关注！呼吁制止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和信仰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