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友梅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她的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妇科病等多种病等各种病症都好了,无病一身轻。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倪友梅曾四次遭中共暴徒绑架,一次被非法关押十个月,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她在公安县看守所遭捆绑加背铐、挂牌游街、陪杀场等残酷迫害;在武汉女监遭背铐反吊,致使铐子陷在肉里很深最后只能用锯子锯开。她多次被迫害致生命衰竭的状态,长期处于极度恐惧中,几次差点在狱中丧命。致使她出狱后身体也一直没有得到康复,最后含冤离世。 以下是倪友梅遭迫害事实。
遭绑架 捆绑背铐游街陪杀
二零零零年九月,倪友梅在公安县南平镇向世人当面发放真相资料时,遭恶人诬告被县“六一零”(中共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机构)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四月底,公安县“六一零”恶警将七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县财校招待所进行强制洗脑。倪友梅为了营救同修,到财校院墙外向过路行人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遭中共迫害的真相,于五月十三日下午被县“六一零”十几个暴徒将她强行绑架到警车上。恶徒杨良富(当时为公安局一科科长)狠狠打她耳光;恶徒张祖银在确认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使劲将她按在车内,双手狠命掐她的脖子,她差点被掐死。到看守所门口,张祖银凶狠的一路拖打她,导致她当场昏厥。暴徒们又趁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搜走她的钥匙,擅闯她家,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翻箱倒柜、非法抄家。自此次迫害后,倪友梅的记忆遭到严重摧残。
在看守所里,所长陈刚伙同公安县“六一零”张祖银、周良清多次将倪友梅戴上脚镣手铐折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张祖银、周良等人把她拉到第一看守所审讯室刑讯逼供,在审讯室里将她打倒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在她腿上使劲踩,打得她遍体鳞伤,全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
事隔三天,也就是六月一日上午,公安县枪毙死刑犯,“六一零”暴徒又将满身是伤的倪友梅五花大绑后,加上背铐,挂上牌子,强行拖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到刑场陪杀。倪友梅在途中和公判大会台上,一直大声抗议这种野蛮行径,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还我师父清白!”恶警害怕群众知道真相,就用毛巾堵住她的嘴,又用细绳子勒她的嘴和喉管,致使她嘴角鲜血直流,把她迫害的死去活来。经过大半天的折磨后,恶徒们把她扔回看守所就走了,当时她生命危在旦夕,已全身冰凉,不省人事,之后一天一夜都没动弹一下。
倪友梅只要一苏醒过来,就坚决抵制迫害,她在酷暑高温下,连续绝食绝水两次,一次连续五天,另一次连续一星期,最后她生命出现危险,“六一零”恶徒们怕承担责任,才于七月五日通知她丈夫,威逼不许她上北京,并以住房为抵押担保她。
暴徒砸门入室行凶 好人遭劫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夜晚十二点左右,“六一零”恶警杨良富、周良清、张祖银等十几个暴徒撬开了倪友梅家的铁门,砸开了里面的木门,闯入她家,将她绑架到公安县看守所,就连刚去她家借宿的法轮功学员郭恒宏也一同被绑架(郭恒宏于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三日含冤离世,年三十六岁,明慧网已报道)。当时倪友梅身体还没有恢复,但她再次绝食绝水六天,坚决抗议“六一零”的非法行径。在绝食的同时告诉狱警及“六一零”的人员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恶徒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还对她进行野蛮灌食迫害,直到七月二十六日人已脱相、生命垂危时才放她回家。但回家后,又指使她丈夫单位派人监视,企图待她稍微恢复后继续迫害。为免遭迫害,倪友梅只得撇下孩子与老母离家出走,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当时她的儿子只有十四岁,正在念初中,家里还有七十多岁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母亲。为了生活,丈夫在外打工,倪友梅离家后,老人和孩子便无人照料。
这段时间,她写了一篇《请大家说句公道话》的真相文章向当地民众大量散发,这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化名程丽荷。她在文章中写道:“我想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非常担心我的安危,听说丈夫单位杨述祥还到处追查我的去处,有个别人还配合“六一零”监视我。我只是一个修炼人,我真诚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做,谁做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的事,他就是在做最大的坏事,这样的人一定会遭报应的,到那时害了自己也祸及子孙。如果能及时明辨是非,回头是岸,才不会给自己留下悔恨。
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为我说句公道话,制止“六一零”对我恶性迫害,让我回家照料老母及孩子,让丈夫安心在外工作。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谁就功德无量,谁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倪友梅被绑架后,老人与孩子只得居住别处,家里没有任何人。但在这个期间,建材公司人员伙同“六一零”不法人员几次抄她的家,抄走她的大法书、信封等。
野蛮跟踪再次遇难 违背宪法枉判三年
此后,倪友梅一直流落在外,有家不能归。她母亲因担心女儿的安危,又见不着女儿的面,忧郁成疾,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含冤离开人世。母亲去世后,她回娘家参加母亲葬礼,以尽女儿之孝。谁知又被恶人跟踪,刚回到家又遭绑架,并非法抄家,毁坏了她家的物品。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上午,湖北公安县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倪友梅、刘莹,许多法轮功学员排除法庭进门时搜身等干扰,坚持到庭旁听和发正念。非法审判中,两名法轮功学员一身正气。倪友梅的丈夫、刘莹的哥哥到庭辩护。整个过程法官一直理屈词穷,但仍违背宪法,用伪造证据、诬陷等手段,分别将两名法轮功学员枉判非法判三年。倪友梅的丈夫事先曾请好了律师,后被法院强迫律师退出。
特别要提的是,公安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谭建平,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倪友梅与谭建平是邻居,谭建平的妻子和倪友梅的丈夫又是同事。倪友梅被非法关押后,向谭建平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请他善待法轮功学员。谭不但不听,反而还说倪友梅诅咒他,当即下了起诉书,更加疯狂迫害倪友梅。他是把倪友梅从第二看守所转到第一看守所时,亲自宣读逮捕书的人。
二零零六年“五一”长假期间,谭建平外出旅游返回公安县麻豪口镇时出车祸,一车人中,只他一人当即死亡。正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武汉女监背铐反吊 断食断水强制洗脑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下午,倪友梅与刘莹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入监后,倪友梅是在三监区五分监区,狱警强制她超强度、超负荷奴役劳动,甚至有几天通宵不许睡觉。她的手被磨破了,身心也极度疲惫,狱警还无耻的说:“你到这里来首先要过劳动关,然后再过学习关”。从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开始强制洗脑,每天强迫她看诬蔑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等,逼她写诬蔑大法所谓“学习体会”。倪友梅不配合,狱警就对她施以长时间站立、戴铐等酷刑。
一次警察安排“包夹人员”(都是最野蛮、最恶毒、最下流的犯人)跟倪友梅“谈”法轮功,其目的是想了解洗脑迫害的“效果”。当她告诉“包夹”“法轮大法好”后,随即遭到连续八天八夜不让睡觉,强逼干活的酷刑折磨。见她老是不被“转化”,警察就又派犯人轮番监视她,长期不许睡觉。有一次以她站队点名前不唱邪党歌曲为由给她戴铐子,不给吃饭,不给水喝。让其他犯人看见的是由“包夹”给她端饭,实际是不给打开手铐,没法自己吃,只能由“包夹”喂。包夹骂骂咧咧,只敷衍喂几口了事,且喂几口也没全喂到嘴里。因为她不“转化”,狱警就给“包夹”施加压力,所以她是成天饿着肚子承受着酷刑折磨。
在这次遭酷刑折磨期间,倪友梅的丈夫来看望她但监狱里不准,因此她丈夫只能给点钱在她帐上。她想自己买点吃的,开始“包夹”骗她说卖完了。后来她请其它有善心的犯人帮着买了两次,“包夹”发现她吃了东西,就再不许别人给她买了。大热天不让人喝水,只在偶尔给一点点水喝。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许上一次厕所,而且还要提出很多遍才允许,来例假时裤子沾满了血污,也不许洗澡换衣服,以致全身都是异味。此后更加残酷,把她反吊在监号里,楼梯口的铁栏上,脚不能落地,有位法轮功学员根据她生前讲述的回忆说,那次吊铐了八个多小时,直到手铐铐进肉里头去了,已经没法打开,最后是用锯子锯开的。有个值班警察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天意”;还有一个警察说:“这副手铐一百五十块钱,手铐锯坏了,这一百五十块钱你自己出”, 就直接在她帐上扣了一百五十元钱。当她发现自己的现金帐上少了一百五十元钱找狱警时,狱警概不承认,还逼迫倪友梅承认是自己弄错了,并天天找她 “谈话”施压。在酷刑的折磨下,她承受了无法形容的巨大痛苦。
在极度恐怖与高压及残酷折磨下,倪友梅一度在承受到极限时违心写了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监狱就把她转到另一个队。当她清醒过来时,心里万分痛苦,立即写了一份“修正材料”交给狱警,内容是把她以前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全部作废,表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到底。狱警马上更换“包夹”不断围攻她,威胁“不转化就不能回家”,狱警见达不到目的,就诬蔑她不想回家了,精神不正常了,对她进行恶性刺激,企图错乱她的神志。
倪友梅在武汉市女子监狱苦苦熬了三年,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才获得自由。但中共邪党对她迫害没有停止,只是手段更加隐蔽、阴毒。倪友梅在长期极度恐怖中度日,难以安身,没有稳定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连基本生活也很难得到保障,身体无法复原,一直虚弱不堪。到了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时,已是全身疼痛,特别是背部、胸口疼痛难忍,不能正常进食,人瘦得皮包骨,最后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左右含冤离世。
正值新年来临之际,倪友梅走了,她骨瘦如柴的遗体,一双不能紧闭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倪友梅走了,丈夫失去了一个好妻子,儿子失去了一个好母亲。她的儿子从懂事起,几乎很少与妈妈在一起,在这十二年中,她除了在牢狱里遭迫害,出来后也是流离失所,很少能与儿子团聚。
中共邪党是导致她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但天灭中共已不遥远了。所有参与迫害者,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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