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自焚真相

大约在2001年元月中旬，因为马上要过年了，我用公用电话给外省的家人、亲戚问好、报平安。很久没有我的任何消息了，家人接到我的电话，知道我暂时还没有落入魔掌，在极度的担忧中透出了一丝欣慰；当知道我到了北京后，家人再次为我忧心。

因为我家的亲戚、朋友中有几个在邪党的政法、公安系统当官，有的还直接就是主管迫害大法的610官员，所以，家里人经常能听到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

那天，在电话里，家里人忧心忡忡的反复告诫我：过年那天，千万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我追问下，家人才给我“透露”说，据在公安当官的亲友无意中透露，过年那天，法轮功学员要在天安门“点火”，还要烧“花坛”（我至今不知天安门过年期间是否有“花坛”以及怎么才能烧起来。）还说，“政府”早就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计划，早就在那儿等着呢。

家人担心，那天我如果去了天安门，无论是去打横幅还是喊大法好（他们知道我到北京就是去证实大法的），那就会被那儿早有准备的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就地“镇压”，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党文化的毒害和对大法的造谣宣传，特别是邪党对公安、政法系统官员的高强度、封闭式“政治学习”的反复洗脑，当年，这些亲友对邪党自上而下传达的这些恶毒、弱智的谎言是深信不疑的。

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把家人的话当回事：所谓自焚、放火，那不恰恰是给法轮功抹黑、迫害大法的江泽民流氓集团要干的吗？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顶着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走出来证实大法、讲清真相，不就是要揭露迫害大法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给大法造的一系列包括诸如自杀、自焚之类的谣言吗？

了解真相和思维正常的人怎么会相信这种荒谬、弱智、逻辑不通的谎言呢？

然而，后来，当我在北京郊区一个小饭店看到遭殃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后，家人事前的告诫一下子又浮现出来，我再次的体会到了这个恶势力的无耻、邪恶和无底线。

几年后，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写的回忆文章，讲述自己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称“市局七处”）时，和所谓的“自焚”参与者薛红军关在一个监室，目睹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和那些刑事犯嫌疑人扎堆抢夺“烟屁”、抽烟过瘾的丑态（法轮功学员都不吸烟），我也想起了当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的一段经历：

2001年4月底或5月初，一天，我被叫出去“拍照”，到了现场，已经有一个被关押的“嫌疑人”在那里了，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脸型尖瘦、肤色黄中泛黑，双手举着一张白纸，放置在胸前，正在准备拍照，我特意留意一下，纸上写着“刘云芳”三个大黑字（自焚伪案后不久，我就被邪党绑架，辗转关押、历经酷刑折磨，当时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反迫害中，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刘云芳”和邪党报道的“自焚”有关）。

因为在邪党看守所，类似拍照、提审等，都是把法轮功学员和普通犯人隔离开的，所以我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一个同修，因为被绑架以来，很长时间了，第一次见到大法弟子，我很高兴，不顾险恶的环境和巨大的压力（在那里，大法弟子之间不许随便打招呼，甚至互相之间传递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招来电棍的电击或严厉处罚），主动的走过去热情的和这个“同修”打了个招呼，在我的意识中，被邪党劫持到“七处”来的，一定是被邪党认为要重点迫害的对象，我想给这个“同修”，同时也给自己一个鼓励。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这个“刘云芳”对我顶着巨大压力走过来的热情招呼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又走近，此时，我和这个“刘云芳”只有1、2米的距离，周围除了两个警察，也没有其他人，然而，他表情僵化，直勾勾的双眼透着一股冷漠，始终没有对我的招呼做出任何反应。

要知道，在那种险恶的环境，真正的大法弟子之间，一个眼神的交流也可以达到意会神通、互相激励的巨大作用，那也是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暗中唯一能在周围环境中得到的正的力量的鼓励，更何况同修之间一个热情的招呼呢？

我心中一寒，直觉告诉我，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这种眼神、表情，让我想起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

再后来，邪党在遭殃电视台再次炒作自焚伪案，在邪党警察组织的集体观看中，我竟然再次看到了那个神经质的“刘云芳”，他竟然扮演的是拒不“转化”的、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角色，在邪党的监狱里接受邪党记者采访，那神态和表情再次让我想到了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病患，大谈他在监狱里如何得到“人性化的”管理和对待，甚至还获得了在外面都无法得到的“练功的自由”。这种只有精神病患才能说出和相信的疯话，让我看到的不仅是迫害者公然侮辱世人智商的狂妄、无耻，更看到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愚蠢、弱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