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拉祜族老人的修炼故事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姓刘，今年七十六岁，是云南拉祜族人。我修炼前是大碗的喝酒，常常喝得醉醺醺的；烟是一支接一支的抽，嘴上常常叼烟卷。我虽然一个大字不识，对妻子却是爱护有加。一九九八年的一天傍晚，我听说妻子要去前面一个村子看李老师讲法录像，心想，看完录像天黑了，还要过一片荒凉之地，我得陪她去，于是就和妻子一起去了。到了放录像的那家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准备好好的睡一觉。这天放的是李老师在济南讲法的录像。我在角落里听着听着，觉的这位师父讲的太有道理了，太好听了。等听完李老师讲法录像后，我就说：“我也要炼！”就这样，我走入大法修炼，直到现在。

由于不识字，我开始学法时是靠听妻子念，如果妻子没空或不念给我听，我只有抓耳挠腮干着急；后来经过几年的坚持自学，现在《转法轮》绝大部份我都能自己读了。自己读和听别人读大不一样，从法中能体悟到更多法理，心性不断提高。

在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觉的这么好的功怎么就不给炼了呢？这么好的师父被诽谤那怎么行？自己炼了法轮功以后，不仅浑身的病没了，身体健康了，还戒掉了让家人讨厌的烟瘾、酒瘾。不行！我们得向世人讲清真相。于是我们夫妻和同修们一起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们没有多的想法，只想护法，只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火车上查得很较严，警察只要看到有人盘腿就带走。我因人很多，只能拿张报纸垫着打个盘腿坐在车门旁，警察从我面前过来过去象没看到我一样。

到了北京，和几个同修问着路往天安门走去。我当时脑子中只想着要去天安门向世人讲大法有多么好，警察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说是云南的，又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我们毫不犹豫的说“是”，于是就被带到天安门下面的派出所关起来了。我们不断的讲着真相。几天后我们被带回了云南。

回来后在单位、警察、六一零等的骚扰下，我有些害怕，消沉了，只在家学法炼功。妻子和同修们切磋后认为应该走出来向身边的人们讲清真相，破除邪恶的谎言，救度众生。他们开始向人们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并鼓励我走出来，但我始终走不出来。

一天学法时，师父的一段法打進我的脑中：“那些得了法的人从表面的人这讲知道了法的内涵的，有的从法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有的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亲朋好友的间接受益与业力的消减，以至师父为其所承受的等等这一切好处；从另外空间讲身体在向神体在转化，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建议》）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这不是在讲我吗？我一下子惭愧的无地自容。我是冶炼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几十年下来我浑身是病，生活痛苦不堪。有幸修炼了法轮功后，浑身病痛一扫而光，就是从人的这层理来讲都应该感谢大法并维护他，可我只想得到不想付出，那不是最不好的生命吗？我不能做最不好的生命。得了法的生命是最荣幸的，要做最伟大的生命，要兑现自己的誓约。我坐不住了，跟妻子说：“我也要去发真相资料！”

在妻子的帮助下我走了出来，走出了旧势力的控制，走到了等得救的世人中。

几年来在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中，我走过许多大街小巷、乡村农田，许多人跟我也熟了，见面就叫我“法轮功老倌”（云南人称年纪大的男人为“老倌”）。有一天我路过一块农田，有个农民兄弟在地里忙活计，他看见我就高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我回答他一句：“真善忍好！”我俩人相视一笑。得救的生命真快乐。

有一次发资料时我被人举报了。我骑着一辆旧的自行车在前面走，警察的小面包车在后面追我。我没一丝杂念，就想自己在救人，这么伟大的事他怎么能抓得了我呢？于是我听见后面车上的人说：“这人怎么不见了？算了回去吧。”

又一次被人举报，我什么都没去想，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往前走。突然链条坏了，我下车蹲在路边修车，心也没动。一会儿警察的小面包车过来停在我的车后，下来两个人直往前看，嘴里还嘀咕：“这人哪去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呢！

一次由于自己没做好，我遭到了绑架。法庭上女法官讽刺我，怎么修真善忍会到法庭上来了？我回答她说：“我说真善忍好，你也说真善忍好，我就不会来这里了。”她无话可说，非法判了我三年，监外执行。她问我上不上诉，我说当然要上诉。在上诉状中，我向法院讲了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得到的巨大变化，想不通江××为何要迫害法轮功，我们炼功身体好了为国家节约了医疗费，不是件大好事吗？后来也不知怎的，三年徒刑又变成了取保候审，还没日期。当然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保护我呢！

现在我加紧了学法，自己不识字没文化，就要多下功夫学法，才能走正自己的路，随师把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