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芬老太太回家后,她丈夫在恶警的唆使下用力掰于国芬的手,用鞋底象下雨一样的劈头盖脸猛打她头和脸,致使于国芬的脖颈至今不能正常伸直,左腿麻木。
下面是于国芬老人自述她这些年被迫害经历:
我今年66岁,1997年刚修炼大法不久,就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那时我们早晨到广场炼功,晚上集体学法。我不识字,同修认真教我读《转法轮》,很快我就能通读大法书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
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大法,我们失去了学法修炼的环境,2000年6月,为了能有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我和同修们一起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到达北京后我们去了信访局。信访局的中共恶党官员象审问犯人似的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来的?!”我们说:“我们是为法轮功上访的,法轮功要我们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请政府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听了这些话,那些恶党官员立即凶相毕露,指使警察直接把我们拖上警车送到了一间大屋子,屋子里面已经关满了来北京上访的各地法轮功学员。恶警挨个儿问:“你们来京上访,这事对不对?”谁说上访对,谁就立刻被恶警拖出去暴打一顿。我心想我要说上访不对,就不是在说真话,所以问我时我理直气壮的说:“要是上访不对我就不来了,大老远的。”恶警气急败坏的抓起我的头发上下撞。
北京的恶警挨个儿搜身把学员的钱全搜刮走,我的也不例外。当文登市恶警要带我们走时,我跟北京恶警义正词严要我们被搜刮的钱,他们不肯归还给我们。当文登市恶警李保根发现我身上只有20元钱时,出了门就动手打我,打的我眼冒金星,一边骂咧咧的说:“带这点钱也来上访!”这些恶警把我们锁在一家旅馆厕所的暖气管子上,夜里不能睡觉只能站着,我们靠背书炼功才熬了下来。回文登后恶警把我们直接送往拘留所,拘留了15天后勒索了220元才把我们放回家,回了家我被三里河治保于金奥强行罚款2800元。
2000年7月,我去参加交流会,一群文登恶警就冲到山顶抢喇叭和旗,并且开始抓人,如狼似虎的。我们开始疏散,恶警就动用了威海市及文登市所有的恶警和警车,大搜山,抓捕大法弟子。被抓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宋村镇某大队的院子里。恶警们挨个儿的审问,是谁组织的会,是谁带头的?我们都不肯出卖大法弟子,只听到屋里传出的打骂声,恶警用棍子、鞋底打大法弟子的头和脸。我也被恶警打的眼冒金星,回到院子我盘腿打坐,恶警用皮鞋踢我,反反复复的踢,折腾了大半天才气呼呼地走了。接着把我们关到文登拘留所15天,我们绝食抗议,尽管我们没有吃一口饭,恶警们依旧勒索我们220元的饭费,一派强盗流氓行为。
2000年12月我们再次决定到天安门证实法,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刚准备在广场打横幅,一群恶警如恶狼扑来,把我们往警车上拖,为了避人耳目,在警车里才动手恶狠狠的暴打我们,我们一起喊“不许打人”以制止恶警们的暴行!之后我们被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这些恶警对我们翻包搜身,想知道我们是哪里人,阴谋没有得逞就叫各地恶警来辨认。文登恶警于见光认出了我,那时我怕牵连到家人不报姓名,不说话,于见光揪着我头发往墙上撞,把头撞出个大包也不肯罢手。为了逼我开口说话,又用胶皮管子打,往死里打。最后恶警们找到我在北京的外甥女认出了我。文登恶警将我带回文登拘留所强行拘留了半个月。回家了恶警还不罢休,派一个年轻人黑夜白天片刻不离来监视我的行动。
2003年4月的一天,村民政及片警带着610到我家说有点事情找我,我正忙着把中午做生意的小菜准备好,他们欺骗说:“只去一会儿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我上了车才知道上当了,他们直接把我送到洗脑班。去了几天母亲就去世了,我要求回家见老人一面,他们暗中派人继续跟踪我,610于金奥采取欺骗的办法,致使丈夫及小叔子和他们同流合污,伙同610又准备绑架我回洗脑班,我不配合,他们更气急败坏,强行绑架我去了王村劳教所洗脑1个月,还勒索3000元钱。
2005年我去烟台参加侄女的婚礼刚回来,610就撞进门问我还炼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610马上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师父法像、VCD及MP3,接着把我送到王村女子劳教所迫害了三年。
这种执法犯法践踏人权的行为,只有中共邪党才做得出!回想这几年恶党对我的迫害,本来因为修大法后和睦的家庭因此不和睦了,家人精神及经济也跟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受迫害的经历在众多的大法弟子中只不过冰山一角,千千万万个受迫害的家庭太多太多了!
历史与事实证明,中共恶党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已经有9000多万中国勇士退出邪党。到了全民解体中共恶党的时候了,奉劝那些还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警察与恶人,给自己留条后路,早日赎回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