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州“四•二五”的背景
一九九八年底到一九九九年初,甘肃省也出现了一系列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事件,我所亲历的有:
一、甘报事件。具体日期记不太准,当时《甘肃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法轮功的不实报道,兰州一些同修看到报纸后,认为报道不真实,相约到报社去说明情况,我也去了,有一、二百人,天还没亮就到了那里,我们没有喊口号,没有喧哗,没有进报社大门,只是在报社门前的人行道上集体炼功。等到报社上班时,看见门前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就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当时是袁江(后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G(姓氏首字母)等人去说明我们的情况的,事情得到解决,报社改正了错误。整个事件非常的安静平和。和这一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这次事件的前几天,我一个在甘报当记者的朋友告诉我,甘报集团下属的《兰州晨报》在报道一则社会新闻时,没调查清楚,结果事主领着十几个人到报社闹,见到报社的人就骂,推搡中还造成一名女记者流产。同样是对待不实报道,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发生的两件事,见证了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宽容、理性。使中共挑起法轮功事件的阴谋化解于无形。
二、电信局门前洪法被阻事件。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四月,有一次在G家学完法,她告诉我星期天准备到兰州电信局门前的空地上集体炼功、洪法,我就约上兰州大学几个同修去了,八点多到那里,却发现那片空地被兰州市公安局用很多宣传版面占得满满的,我们带去的横幅和挂图找不到地方挂,上千人只好贴着马路边站着炼功,炼完功就静静的散去,没有人挤占放展板的地方。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兰州辅导站站长们(义务协调员)家里的电话都被窃听了。
三、炼功点上的干扰。兰州大学一分部(文科各系所在校区)炼功点成立于一九九六年,开始是在烂尾的图书楼工地上炼功,到一九九八年底,学校保卫科干扰,不让我们在那里炼了,我们先后换到逸夫楼后门处、家属院空地、学校大门口等几个地方炼,都被保卫科长带人驱赶,我找保卫科长几次,要求允许我们能在校内炼功、洪法,都被蛮横的拒绝,最后只好到学校对面的人行道上炼功。一九九八年寒假过后,有一次在街上炼功,大家都是闭着眼的,炼完功睁开眼,发现L(二零零零年底去北京上访后不知在哪里了,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他给他们系另外一个同修家里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他也不说,只说自己还好)脱在面前的外套不见了。还有一次炼完功,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过来咨询炼功的情况,他不像一般锻炼身体的人咨询那样问我炼功感觉如何,对身心有什么帮助,而是问我炼功都要参加什么活动,找谁联系,收费多少等问题,还翻看我随身带着的大法书,我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大法本身就没有秘密,除了炼功、学法、洪法,没有别的活动,不收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听完我解释,他就走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很怪,经过中共这十二年的迫害,明白了这就是搜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
四、哲学家的拒绝。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系办公室楼前碰见兰州大学哲学系的C老师,我告诉他“四•二五”那天,我去省政府门口了。他对我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但我劝你不要这样做了,你们不了解中共。”C老师是国内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权威,是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告诉我,“四•二五”之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找过他,让他站在哲学的角度写文章批判法轮功,他当场就拒绝了,理由就是这种做法是在搞文革。
二、兰州“四•二五”当天情况
在兰州,“四•二五”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显示出中共要对法轮功下手了,只是我们这些炼功人看不懂政客的手段,更不相信中共真的会对这些善良民众下毒手,用我那位哲学老师的话说,“你们不了解中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接到兰州市城关区辅导站站长(义务协调员)于进芳(袁江被迫害致死事件中,因给袁江提供极大帮助而被非法判刑,后来也被迫害致死)的电话,告诉我北京有很多人开始到中央信访局上访,刚好前天甘肃省某个市也抓了两名同修,情况跟天津事件类似,咱们也应该到省政府去反映一下情况,象甘报事件那样,跟人家把情况说清楚了,消除了误会,把同修放出来。于是我就约上兰州大学的几名同修去了省政府,去的时候还借了一台相机。
我们到省政府门口的时候,人还不多,碰见几个认识的同修带了横幅,没地方挂,我们就用手拿着,几个人站在那里拉着横幅,横幅上的字有两种,一种写着“法轮大法”四个字,另一种写着“真、善、忍”三个字。有很多同修陆陆续续来到,来了之后自觉的站在我们身后。横幅拉在马路边上,没有影响交通,人都站在横幅后面的人行道上,到省政府大门口的地方,留下进出大门的通道,丝毫没有影响省政府的日常工作。
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我拍下了当时的场面,还给同去的L拍了个上半身特写,我带了两卷胶卷,大概拍了二、三十张,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毕业离开兰州时,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给了兰州同修D,考虑的是将来洪法时可以拿出来,反映法轮功民众的和平理性,我带走了就没用了。(这些照片里还有一张拍的是一个曾经腰弯成九十度的罗锅,修大法后站直了的照片)
上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省政府所在地张掖路的人行道站不下了,对面的小巷子都站满了人,几乎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因为大家都很自觉。有个同修带了个短波收音机,大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报道,小声交流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有些同修带了坐垫,就坐在地上炼功。路过的行人问我们这是干什么的,我们就乘机洪法,介绍法轮功,也有些人提问很刁钻,但我们都很耐心的给人解释我们为什么来这里。省政府门面房的商户大多数都很友善,只有一家从早上我们到这里就开始在门口骂街,说我们挡了他的生意,我们就从他门前让开,虽然站着很挤,但他那家店门前的地方空着,不影响他,他见没人理他,又找来一堆破纸箱,在门前点了一堆火,同修们又给他门前让出更大的一片空地,没人理会他的表演,烧完了火他自己就平静下来了,呆在店里不吭气。常人和修炼人的对比反差就这么强烈。
袁江身边围着几个站长,我不知道他们交流的什么看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炼功人,来这里只是想反映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干扰正常炼功活动的情况,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也很少人熟悉政府办事的程序,就是抱着一种朴素的观念,这里是政府,有问题就应该到这里来反映。省政府没有官员理会我们的诉求,没人出来询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里站着,没人和我们的代表对话。但从收音机里,大家都知道了朱镕基对法轮功问题的表态,北京的万人大上访得到妥善处理。下午五点多钟,在袁江的劝说下,人群陆续散去。
三、兰州“四•二五”之后
从“四•二五”之后直到我离开兰州这段时间里,官方的消息是不干涉群众自发的炼功活动,而实际上我们感到的是更大的压力。兰州辅导站几个站长的日常活动已经被监视了。派出所开始以查户口、查身份证的名义骚扰炼功民众,登记各炼功点学员的身份信息和人数,学校保卫科也登记了我们几个炼法轮功学生的信息,不但禁止我们在校内炼功洪法,连星期天我在大街上悬挂“法轮大法”的横幅都要没收。
一些对政治敏感的老师和同学都劝我小心点,我们系学生会主席根据中共历次运动的做法,给我做了个预测,说接下来中共会找一些御用文人从法轮功的著作下手,先批判你们老师的学说,再禁止你们的一切活动,对不服从的人实行专政,对你们的上访行为实行秋后算账。当时我对他的预测嗤之以鼻,我不是不相信我这位同学的学识水平,而是我非常清楚这群炼功人是怎样的一群善良民众,我是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人对这么善良的人使用如此阴毒的手段。
然而,这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我这位同学当时的预测是多么准确,而当时的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共”,没想到中共和江泽民一伙是如此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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