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也要抓紧向中国人讲真相

在中国，为避开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组织“六一零办”的骚扰，我跑遍近半个中国，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正念解体过无数次邪警对我的监控、跟踪和前堵后追，与各阶层世人讲真相劝退，基本事事顺。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几天，师父护佑我甩掉邪警的追抓，我到了澳洲。尽管语言有障碍，但救人的事没受太大影响。

二零零九年七月底，我参加退党服务中心向中国人劝三退，越劝退越感到需要救度的中国人越多。我知道许多同修很忙，救人项目多。我就由开始每个周末围着退党摊位打转，改变到流动退党，由先前的周末三退保证时间外，在平时固定的三件事项目外找出早晚时间，去华人多的社区、火车站、中国留学生多的校园必经要道和旅游景点劝退，打破按部就班的常规。我心中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用正念加大救人的力度。果然三退数量和质量明显增加，经常三五成群的留学生听我讲真相后，高高兴兴的退出并表示“谢谢”。有位女硕士毕业生（已回国）退了团队后向我提出要求说：“阿姨，我可不可以抱抱你？”我看她很真诚便答应了她的要求，她紧紧的抱住我时说：“阿姨，你怎么那么好，就象我妈妈。”我告诉她我是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的。她说：“我就喜欢善人。”

一次在退党中心，同修指着一位五十多岁的河南来探望孩子的女士告诉我：她来了好几次，就是不退。我与她讲真相后，她热情的拉着我的手高声说：“大姐呀，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法轮功不是反中国呀。”她并连喊两声“法轮大法好！”乐呵呵的退了团队，并答应回国劝老伴退党。

我在澳洲劝退的中国人中，上至中央部委领导，下至一般平民各阶层的人都有。劝退的留学生中，官二代、富二代很多，省人大主任的女儿、副市长、市公安局、检察院长、法院院长及许多大公司老板子女（对这些特殊人群，我另加特别的指导他们如何劝退父母保平安的方法）。其中在我劝退的留学生中已有二、三千人了。二零一零年六月，师父又一次鼓励我，在我不常用的帆布箱盖上开出二十五朵晶莹剔透的优昙婆罗花。

在正法洪势带来的天象变化下，师尊良苦用心，成批成批的调来有缘的中国人，来国外“观光旅游”或“留学”、“考察”，为我们救更多的世人开创条件，我从内心感恩师父。其实，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尊在做。

通过“三退”的实践，我明显感到世人盼得救的渴望，他们几乎都是认真听过真相后高兴的退出后再三感谢，其中，很多人抱拳或合十拜谢。

今年三月一天下午，我在景点给某部委两个领导讲真相时，他俩一前一后走着，我给前面一个讲真相时，他几乎就是移步，头紧靠着我认真听，我有意把声音放到走在他后面的官员听见，讲完后发现只走了七、八米远，我当时就问：“兄弟，你是好人，为了保平安，把那个党员退了吧。”他略带微笑的点点头小声说“好”，坐在咖啡吧座椅上。接着我转身对已坐在他对面的另一官员说：“兄弟，您也听清了，我用化名帮您也退了吧。”他笑着说：我有真名。我说：那好，我用真名帮您退了。他说：我的真名很好，并同意三退。

我给许多游客“三退”时，他们许多人对我都是“一见如故”或“相见恨晚”。最近内蒙古来的一个老年知识份子旅游团，女游客拥抱我，男士拉着我的手。劝退在一片祥和的“聊天”中完成。最后临走时，我说“欢迎你们再来观光”。他们有的含着眼泪说：“就这一次呀。”再次抱拳道谢，并嘱咐我“保重”。还有一次某省四个厅局干部认真听我讲过真相后，全部同意退了邪党组织，并表示感谢。

即使碰上不友好的人，我正念强时，他们也会退。六月中旬连连下了好几天雨。有一天我在景点与一位站在屋檐下躲雨的五十多岁的男士讲真相，我刚开口他就大声呵斥：你是干什么的？！我满脸笑意的诚心告诉他说：“我是行善的。”他收了收凶相上下打量我，我心想：“我就一定要救你。”我边笑边给他讲退党保平安的事例，他一言不发很认真的听着。最后我问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把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去掉吧。他舒了口气说，“噢，是这样啊，我是党员，退了。”

以前，我一天能退十几或半百人上下。今年，每天经常能劝退八、九十人，好几次突破了一百人。因为感到救人的事时间紧、责任重，我常与个别大陆来的同修切磋，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劝三退”救人。

在此我借明慧网一角，呼吁同修们百忙中去救度那些可贵的中国人吧！海外的大法弟子多数不存在语言障碍。提高救人的效率最重要，劝退一个就救了一个生命群。放下各种人心的执着，突破“金口难开”的魔障，抓紧稍纵即逝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