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不务正业的所谓“专家”被“六一零”利用迫害法轮功
二、医院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
三、对医务工作者的迫害
四、医生在洗脑班参与迫害
五、迫害者的恶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七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刊登采访卫生部一负责人的文章,该负责人大肆诋毁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此后,全国卫生系统卷入对法轮功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在迫害难以维系的时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副部长王陇德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讲话,诬蔑法轮功,再次将迫害法轮功作为一场政治任务向全国卫生系统推行。
武汉市卫生系统以很快的速度作了部署,开始了文革似的人人表态过关。武汉有二十家三甲医院,全国知名的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亚太医院、中南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等,均无一幸免的卷进了这场迫害,手段之残忍,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其他医院也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场迫害,如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院结合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普爱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武警湖北总队医院、武汉大学中山医院、武汉铁路中心医院、爱尔眼科医院等,都在这场迫害中留下了可耻的一笔。
二零零八年,“追查国际”公布了一批经调查确认后,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武汉市的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中南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榜上有名。武汉市有近二十家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医院在被调查名单中。(关于“活摘器官”,因为有“追查国际”专案调查,本文不作论述。)
骇人听闻的还有,中共采用精神病治疗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制造了一个个人间悲剧。追查国际在对中国一百多家精神病医院(科)进行了调查之后说;“调查资料显示的结果令人震惊。”
下文中,我们将论及武汉市参与精神迫害的一些医院的卑劣手法。在这种几近疯狂的迫害中,武汉市修炼法轮功的医务工作者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被送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强制洗脑或酷刑折磨,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迫害致死。
因为迫害还在延续,当局还在极力掩盖,本文所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罪行还有待披露。
二零零三年,武汉市“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联手市科协,成立了“武汉市关爱协会”(以下简称“邪会”),协助所谓“反邪教协会”迫害宗教与信仰自由,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这个“邪会”到全省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精神病医院聘请所谓的精神和心理专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结果是使得武汉市医疗卫生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更加有恃无恐。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邪会”组织了一批不务正业的所谓“专家”理事到市女子劳教所开展所谓“心理咨询”等活动。邪会常务理事、武汉市精神病医院的什么“心理专家”刘小林,邪会常务理事钟书华,邪会常务理事、原湖北省中医研究院院长邵权武对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所谓“心理咨询”(实为精神洗脑),刘小林还做专题报告诬蔑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湖北省邪会理事、湖北大学所谓心理学教授严梅福长期参与“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即省洗脑班)制定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策略,并发表诽谤法轮功的所谓“论文”。
*最早迫害的黑窝
迫害初期,武汉市到北京上访的学员很多,因为中共“连坐”制的威胁,在“六一零”的指令下,武汉市各区及街道都私设刑堂关押学员,美其名曰“法制学习班”(就是现在“洗脑班”的前身,只是当时限于初期,迫害手段更粗糙。但当时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目的是为了限制学员人身自由,并且实施强制“转化”。一些在单位或公安部门眼中认为坚定修炼、不放弃信仰的、有可能再次上访的、或上访拘押回来的法轮功学员,都不经过任何手续以这种方式“监视居住”。
武汉市许多医院都成了各区“六一零”指定的临时洗脑据点。如市一医院、市精神病院、市福利院、江汉区民意医院等都关押过法轮功学员。武钢二医院的地下室是关押武钢集团内部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国保”人员曾叫嚣:“监狱有刑期,在这里没有刑期。”
武汉市公安局疗养院也是最早关押迫害学员的黑窝之一。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搜捕当晚,许多原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被绑架到该院,成为武汉市第一批被非法关押的学员。
义务辅导站副站长王晓鸣当晚被劫持到该院,强制洗脑近半年,期间逼她上电视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致使其内心异常痛苦、几近崩溃。
工商银行会计李军峡也于同一天绑架到此遭“监视居住”。多次关押折磨,李军峡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于二零零八年离开人世。
前后两天内关押到此的还有法轮功“二七”义务辅导站站长、江岸车辆厂外科大夫张长明,以及同单位的谭家莉、郑小奇。张长明于十月二十九日才被释放。关押期间遭到辱骂,威胁及罚站、不让睡觉等迫害。时任职工医院院长的谭家莉,直到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后才被放出。
*参与迫害的“定点”医院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武汉市有部份医院成为“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定点”医院。如:武汉市第一医院是院是为何湾劳教所、市第一看守所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定点”医院。一九九九年迫害初期,江汉区“洗脑班”也设置在该院,迫害过无数法轮功学员。三十二岁武汉市硚口区粮食局女职工黄曌二零零四年在该院被迫害致死。
黄曌 |
二零零零年七、八月间,市戒毒中心把关押的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带到第一医院参加体检。检查了所有常规项目,包括肝、心、眼、五官、高血压、传染病、B超等。据学员回忆,当时是警察体检,却把法轮功学员混在其中,且有人说是上级拨款一至两万元,估计每个人体检费为四百元左右,然而对参加体检的学员并未收取任何费用,而若在劳教所即使一点小病的药费也要高出市面上好几倍,所以此行径被质疑为为活摘器官做准备。
武汉市七医院是武昌区的定点医院,很多学员在恶劣的环境被长期关押之后,被拖到七医院强行抽血检查肝功能、乙肝等,当时学员只是以为当局企图检查出什么病症来,以便另做文章嫁祸法轮功。活摘器官曝光后,才判断当局可能另有所谋。武昌大法学员彭敏及其母亲李莹秀、张纯都在该医院被迫害致死。死后尸体被强行火化。
*掩人耳目的“抢救”
相较于近几年因为当局“抢尸”引发的群体维权事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省事的多。为了推行江泽民“群体灭绝”政策,在“六一零”的策划实施下,各地不仅严密组织了完备的迫害机构,还提供了一条龙的迫害场所。而医院在整个“杀人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学员被送到医院,经过全程严密监控的“抢救”之后,医院发布的死亡原因更能混淆视听。所以医院的参与,是使得当局罪行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汉市第七医院院方竟宣称:不死不能出院
◇法轮功学员彭敏于二零零零年三月被非法抓捕,在武汉青菱看守所遭到非人摧残。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彭敏被警察毒打致脊椎粉碎性骨折、颈椎压缩骨折,全身瘫痪,而警察却称是彭敏“自残”。正当他被母亲接回家休养,身心稍有起色之时,市防暴大队的三十多名警察强行将他绑架至市第七医院“治疗”。期间,警察对他二十四小时监控以防走漏风声。院方在“六一零”及市公安局的指使下,对危在旦夕的彭敏不闻不问,彭敏头部以下的身体完全失去知觉,背部溃烂了一个大洞。院方竟宣称彭敏一天不死就一天不能出院!
彭敏 |
三月九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摄制组与武汉电视台的人来到医院“采访”,院方面对摄影镜头,才一边帮彭敏上药,一边帮他翻身,假装照顾周到,并对采访人员说:他们用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见成效的药对彭敏进行着治疗。四月五日上午,医院给彭敏注射了一支不明针剂后,彭敏于次日凌晨去世,遗体被公安强行秘密火化。
不到一个月,彭敏的母亲李莹秀也被害死于同一家医院。其丈夫从何湾劳教所戴着手铐去医院看了遗体最后一眼,发现李莹秀头发被剃光了、头部有创伤、口里还有脓血,脑袋上斑斑血迹,医生却谎说,李莹秀是因为脑溢血死亡,脑袋上的血迹是由于解剖时做脑穿刺时留下的。其后中央电视台以这种理由嫁祸法轮功,为公安开脱罪责。但李莹秀根本没有与脑溢血有关的病史。在其丈夫一再追问下去,在场的公安无意中透露:她的死是因为彭敏死后她讲的话太多造成的,可见第七医院公然参与造假。
李莹秀 |
◇法轮功学员张纯,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贴迫害真相的粘胶时被恶警绑架。几日后武汉七医院突然通知张纯家人去医院领尸,声称死因为“脑溢血”,后不经家属同意强行火化。
武汉市十医院(普爱医院):是救人还是“封”喉?
◇七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曹长玲,曾是东风造纸厂副厂长,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奥运开幕的同时被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绑架。八月十日,家人被当局告知老人在武汉市十医院(普爱医院)抢救。家人赶去后发现老人全身青紫,没有知觉,昏迷不醒,整个人只有一口气躺着,头上有三个洞,耳朵出血,眼睛已看不见,左肩膀一侧骨折,肾被打坏,背部衣服被拖烂,整个后背惨不忍睹。
曹长玲 |
家人问医生老人为何这样?医生说:“老人摔在路边,中了风。是一一零的人送来的。”由于家人对中共几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真相略知一二,因此对医院的解释深感质疑,要求转院。竟遭院方拒绝。没过二天,医院以保持老人呼吸畅通为由,擅自将老人喉管切开,令老人发音都困难了。八月十五日,医院宣布老人死亡。
在所谓治疗期间,家属被迫与曹长岭隔离(家属只能在病房外“看护”),就连到火葬场火化给老人换衣服的权利都被剥夺,当局全程安排十医院的护士包了。
曹长玲老人有中共南下干部级别的医疗卡,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多年没用一分钱的医疗费。家人和老同事们都不相信老人会中风,而且老人身上的伤痕如何解释?一切真相都被掩埋在十医院的手术刀下了。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晚十时左右,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曌被闯入家中的硚口公安分局一科金志平等警察绑架,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恶警活活打死。行恶者还封锁消息,诬蔑黄曌自杀,将遗体拉到第一医院,威逼黄曌的父母同意是黄曌是自杀,“否则,一分钱赔偿也没有”;黄曌的父母要求死要见尸,要求见一见主治医生,看一看病历如何抢救的,恶徒一件要求也不答应。火化时,黄曌亲人还没有走到跟前,恶徒已急不可待的将尸体推进了炉子。当局试图掩盖罪行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良知的医院,沦为帮凶和罪犯。
*假以精神病治疗的迫害
在“六一零”的直接授意下,武汉市一些精神病院或医院精神科,对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关押,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灌食等虐待,而治愈效果是以放弃信仰为标准。对于坚持信仰的学员,他们就加大药量,加重迫害,致使一些学员部份或全部丧失记忆,有的神志不清、精神错乱,有的内脏功能严重损害。如襄樊市法轮功学员刘维姗,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她绝食抗议。警察把她拉到协和医院打针灌药后,到监狱第二天精神失常,以后又遭到多次灌药后,成了植物人。
以下列举几家医院的迫害案例。
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收治原因是因为“政治问题”
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即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是武汉地区最大的一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也是采用精神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点医院。收治和治愈标准院方一切听命于当局的命令。
◇江岸区法轮功学员程达英(化名),女,四十岁,因上访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年街派出所以检查身体为由,强行把她关进市精神病院。程一再向院方申明她是炼法轮功的,没有精神病,院方说她是政治问题,派出所何时来接就何时放。他们把程当成精神病人整,强行打针、吃药,弄得她整天晕晕糊糊,不认识人,程达英无奈之下绝食三天。精神病院的主任刘某命六人把她绑在床上,强行灌食,鼻子出血还在灌。程达英在精神病院呆了两个多月,派出所才让她回家。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法轮功学员刘宁自诉道:“户籍警叶国辉将我囚禁在精神病院二个月,主治医师熊卫,将我无理扣押,几乎所有医生、护理都知道我是被无辜迫害,不给我用药。在最后一次与我的交谈中,熊卫问我还炼不炼,我告诉她炼。随后,熊卫欺骗我母亲逼她在同意接受大剂量注射“治疗”文书上签字,由此(强行治疗)而产生的副作用或不良后果(失去记忆,植物人,临床死亡)医院不负责任。那一夜我无法入睡,我曾见识过医生的手段,被注射的人非常痛苦,几乎丧失意识。”
酷刑演示:注射不明药物 |
◇法轮功学员耿顺娥的自诉:“因为我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武昌区积玉桥街、派出所、中山社区开始每天上门或打电话骚扰,要不叫我到社区办公室威胁、恐吓。社区委员冯群芝要我从三楼办公室跳楼,我不跳,并告诉她我不会自杀。以后每到临近逢年过节和敏感日子,我就会被非法关押,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迎澳门回归时,积玉桥街和中山社区将我绑架到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呆了八天后又将我转到武汉市妇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法轮功学员刘灵二零零二年被劫持到武汉一精神病院,遭医院人员殴打,致使脊椎错位。在精神病院摧残数月之后,又被强行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关押。长期的非人折磨导致他双目失明,下肢瘫痪,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
武汉大学亚太医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
武汉大学亚太医院。原名为“湖北省人民医院附属一医院”,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亚太医院就与武汉市公安局相关勾结,把精神科变成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牢,为了逼迫学员写“不炼功”的保证,强行给学员野蛮灌食麻痹神经的药物及大剂量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名为“湖北省人民医院附属第二医院”)职工姚国芬,一九九九年她去北京上访,被派出所强行绑架到亚太医院精神科,医院给她口服和注射麻醉神经系统的药物,她每次都将药片含在舌头下面,等医务人员一走就吐出来,有一次被人告发,又强行叫她吞下,等人走后,她就到厕所用手抠喉咙将药物吐出来。受尽了许多折磨才从医院回家,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二零零二年姚国芬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中南财大退休职工许建功,因进京上访被押回武汉刑事拘留,也被转到该院精神科关押,据明慧报道时已有二个多月仍未放人。当有人质疑这些人都没有病,为什么要关押在这时,王晓洋邪恶至极的说:“你们用不着跟我讲这些,我就是要当坏人,谁敢把我怎么样?”然而毕竟心虚,为了掩人耳目,医院伪造“病历”,把给学员注射的毒药改为有助睡眠的正常用药,并以医疗技术保密为由拒不出具病历给学员及其家属。
武汉市精神病管制医院:电针摧残
武汉市精神病管制医院隶属公安部门。一九八七年,公安部明确提出将所有承担强制医疗任务的精神病医院,统称为“安康医院”。一九九九年之后,中共将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强制绑架到此,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用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法轮功学员,直到“转化”为止,否则就说学员精神病没治好,长期非法关押,就象判了无期徒刑一样永不放人。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自诉: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因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先被关押在武汉市看守所,后又被转押到“精管院”大约半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遭受到非人折磨──电针摧残。六个人强行把我抬到一张特制的床上,然后把我的双脚及双肩紧绑在床上,五个人分别把我的头、手、脚死死按住。一陈姓主任开始问话:“还炼不炼?还绝不绝食?”我答:“炼,绝(食)到底。”他们就把两只电针分别插进我的两侧太阳穴,电针插进表皮约4-5cm深,并把电流、电压调至最大级,前后持续约一个小时。我感到整个身体都被电流刺激,即使是被五个人按着,整个身体都止不住往上弹。大脑如万把尖刀挖割一般疼痛,痛不欲生。被电之后大脑失去知觉,无法正常思维。永远感觉生活在地狱和恐惧中,无法自拔。当时我的门牙被电流震松脱,几天后掉落;左手手臂麻胀,不能活动,直到现在手臂还经常麻胀。过后他们还邪恶的说:“要经常做试验,要日日做、夜夜做。”电针比电棍杀伤力更大,它完全是破坏神经系统的,被电之人全是内伤。
酷刑演示:电针摧残 |
◇同时受迫害的还有一个男学员,是武昌区交通大队的职工,由于是公安体制中的人,就被迫害得更残酷。从二零零零年一直被关押到二零零三年年底,后放人了没有,不得而知。其家里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六岁的孩子,还有个智力障碍的妻子,都靠他一人养活。
◇武昌大法学员胡延芳,江汉区的付晓云也曾被关押在安康医院作为精神病人迫害。
武汉市第五医院
二零零七年,武汉市第五医院也被曝光过量使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对付法轮功学员,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学员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还在被秘密关押,院方规定谁也不许过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学,是一场系统的蓄意谋杀,绝不是中共对外宣称的“个别医院和医务工作人员”的“误诊”和“用药不当”的狡辩能敷衍过去的。
迫害法轮功前期,武汉市医疗系统先后展开了一系列文革式的群众运动,逼迫人人表态过关。如:湖北省中医院先后在全院召开“揭批大会”、举办“百万签名活动”;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在院内开展攻击大法的“知识抢答竞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名为同济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入学的政审提纲”中,要求学生表态“拒绝‘法轮功’等教组织”。
一些医院主动将院内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上报“六一零”,伙同“六一零”策划绑架学员进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等关押迫害,而这一切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如二零零三年,省中医院党委书记贺昌木,强行将该院大法学员全部送到洗脑班。还有的医院监视、在院内办洗脑班,以降工资、不予晋升职称、不让临床、开除公职等手段威逼学员放弃信仰。一些德艺双馨的好医生被迫离开岗位,或者受到非法劳教或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
以下举例说明对医疗系统职工采用的迫害手段
*黑社会的绑架
迫害至今,绑架没有停止过。因为有单位领导与“六一零”的配合,医生们经常在上班的时候遭受突然绑架,甚至在病人等待手术的准备过程中。
周大庆,武汉市普爱医院医生。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位腿骨骨折的病人需要手术,周大庆刚脱下棉袄,进行手术前的准备,这时安陆市“六一零”、公安及普爱医院书记施发斌、副书记徐大念、主任聂元柏连棉袄都没让他穿,就把他强行绑架到“省洗脑班”,还不许与家人见面。
◇赵国琴,武钢二医院牙科医生。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赵国琴刚到单位上班,就被门诊部办公室主任张广武叫去,随后赵国琴被绑架到“省洗脑班”。在上班期间被绑架的还有放射科叶春喜、妇产科李丽华。武汉市汉阳区五里街铁路中心医院内科医生邓国秀,同样是“六一零”和医院方把她喊到医院谈话,将其绑架。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间,湖北省中医院职工邹丽玉,被医院领导协同“六一零”绑架六次,市第一看守所、何湾劳教所、省汤逊湖洗脑班、武昌区杨园洗脑班都对她进行过非人折磨。
◇张长明,职工医院外科医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市“六一零”伙同江岸车辆厂保卫处十多名彪形大汉闯入厂职工医院,强行绑架正在给职工看病的外科医生张长明,之后又冲上三楼牙科门诊,强行将正在上班的护士唐舒慧拖至一楼,唐舒慧手臂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们不让唐舒慧在医院就地缝合伤口,残忍的将她绑架到洗脑班。仅在两个月前,该院42岁女医务干事何秀红和外科副主任医师邹昌清同时遭绑架,何秀红被绑架时还穿着工作服。
◇叶春凤,湖北省新华医院职工,二零零五年在医院宿舍家中被“六一零”强行绑架至“江汉区洗脑班”。当局出动了两部车子,二十多人。家属质问凭什么抓人?他们扬言:“不凭什么,就要抓,不服去上头告吧!现在不怕你们家里人多,再去叫人来,我们也不怕,我们的人上千、上万还有更多”。叶春凤被绑架时穿着短裤头,脚上连鞋袜都没有穿,被它们一边拖、一边打,其场面很惨。叶春凤劳教1年半后被迫害残疾。
◇王水香,武汉新洲妇产科医生,曾身患各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疑难杂症都奇迹般痊愈了。二零零一年,区领导派了二人找法轮功学员王水香谈话,一下上来十几个便衣警察连拖带扯的。王水香上衣被他们剥下,身体全部暴露在外面。警察把她用力摔上警车,导致她左腿大面积青紫,腰被撞伤,就这样被绑架至“刘集洗脑班”。
◇徐建平,新洲区人民医院医生。二零零一年,城关派出所二十余人强行闯进了徐建平家中,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已入睡。恶警在没有任何证据及证件的情况下强行非法抄家,全然不顾三岁小孩的惊吓哭闹,强行带走其妻子朱春霞。徐建平因为指责他们无理抓人,也被绑架走,只剩下三岁的小孩又惊又怕,躺在床上哭得声嘶力竭,冻得浑身冰凉,小孩被冻病。
*单位内的迫害
◇针灸科医生舒荣,一九九九年出国探亲,当时的梨园院长赵永强行要舒荣交五千元保证金,不开收据,威胁逾期不归没收。而其他人出国都没有这个规定。舒荣回国后,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不予归还。邪党开十六大,院方将舒荣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一月之久,导致舒荣出来后很长时间精神恍惚。二零零二年初,医院强制将舒荣的考评结果由舒荣所在科室、支部群众已经评定的“合格”改为“基本合格”。舒荣的丈夫回国探亲,为舒荣和女儿办好出国手续,医院保卫科又出面干预不让走,舒荣只得悄然离境。每到所谓“敏感日”,梨园医院就配合当局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监视、威胁、欺骗、株连等手段并用,除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晋升职称进行百般刁难,还威胁住院病人,不许病人身为大法学员的家属与本院学员接触。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的武汉市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医生王劲松,被誉为“不收红包的好医生”,多次受到病人的口头赞誉和书面表扬。因不放弃修炼,王医生遭三次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十个月和判刑三年,被迫害的双脚浮肿,不能走路。回到医院后,却受到多方刁难。王医生多次找医院领导要求上班,均被拒绝,并称已将其开除公职,但又迟迟不与王医生见面。王医生曾多次到区卫生局上访,两年后才被安排在院武装部上班(实际上被非法监控)。王医生要求上临床,医院以医师资格证问题推诿。王医生经过两年的努力考试合格,取得资格证后,医院又长时间不给办行医执照,办了执照后又不让上临床。王劲松的工资还不够最低生活标准。
◇同济医院女职工徐东琴,被非法关押、殴打,被迫流离失所数年,回家后医院不让她上班,停发了她的工资,并对她继续监视,使她的精神受到更大伤害。徐于二零零四年含冤去世。
*监牢内的折磨
◇庞丽娟,六十七岁,原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军医,一九九二年开始在自家开诊所,常为群众排忧解难。二零零七年,庞医生被汉阳“六一零”关进看守所,为了抗议这种无理的迫害,六十多岁的老人绝食了十四天,期间他们粗暴地用竹片撬开庞医生的嘴,灌入一杯白色的流食。灌食后庞医生口干难受,精神亢奋,同服用激素药物症状一样。二零零八年,庞医生被关押到市女子监狱,每天要被包夹打几十个耳光(经常打得流鼻血)、揪耳朵、用皮鞋踢胸、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秋衣经常被撕破,后背被包夹疯狂的揪掉一块皮肉,鲜血直流。一次包夹用撮箕撮了一堆大粪,揪住庞医生的头发使劲往大粪里按、揉、搓。庞医生牙齿被打掉一颗,腰部折断五根椎骨。经三年非人折磨后,被抬回家时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不久后去世。
◇许光临,男,三十三岁,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侏儒医院职工,二零零零年被非法抓捕,绝食抗议迫害,遭看守所强行灌食,鼻孔、食道、胃部均严重损伤;同年九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在恶警指挥下,犯人对他采取暴打、日夜不让他睡觉,罚站、吊铐,最残忍的是,将他上身和腿捆绑在一起,放在床下,几个犯人在床上踩压,一直到窒息。许光临饱受了种种非人折磨,他曾绝食九十天抗议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导致身患多种疾病,二零零二年底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没有恢复,于二零零五年离世。
酷刑演示:将上身和腿捆绑在一起 |
◇第三医院医生王劲松,也受尽折磨。由于不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劳教所利用吸毒犯折磨他,二十四小时轮番骚扰不让睡觉达一周之久,狱警二十四小时轮番洗脑,不让放风,二十四小时除上厕所外,不让离开坐凳,冬天不让晒太阳,夏天被长时间吊铐在窗上曝晒。将他的腿双盘,用胶带固定共达四个多小时,致使他的双腿肿的如同柱子,不能走路,只能扶墙一步一步的挪动。狱警有时借故打他,对他进行严管,剥夺亲属探视的权利。
酷刑演示:吊铐 |
*洗脑班的迫害
◇胡亚萍,东西湖区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负责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工作出色,为单位拿回了各种奖项,她负责的部门在各级历次检查中均获第一名,成为武汉市卫生局对二级医院推荐的“取经”部门。在该单位背对背对中层干部的考核中,她是前几名获高票认可的人之一,也多次获得该院先进工作者和好媳妇称号。“七二零”之后,胡亚萍遭单位停职检查处分,单位书记王德楚威胁说事业单位人员不许炼法轮功、否则单位、你丈夫、孩子都要受牵连。胡亚萍被软禁、行政拘留十天、扣工资、多次被劫持到洗脑班。在洗脑班,她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站在规定的用粉笔画的小圈内,小圈外密密麻麻写满了法轮功师父的名字,脚一迈出去,就会踩着名字。工作人员还要胡亚萍骂师父。“六一零”派人分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与她谈话,威逼不放弃信仰就送劳教3年,或送大西北,死了都没人收尸等等。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期间不准她坐、蹲、动。洗脑班的人扬言:除非放弃信仰,否则一直站下去。她的双腿肿得有碗口粗,脚面青紫发亮。后因脚肿得穿不进鞋,胡亚萍提出给双拖鞋,遭拒,说是“转化”了才行。她只好赤脚站在水泥地上,直到她被折磨得倒地昏死过去。
王晓鸣,牙医,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被六个彪形大汉绑架至“湖北省法制教育所”,遭受了近四个月的野蛮折磨。王被绑架时穿着拖鞋,脚被警察踢伤,肿得像包子,后来拖鞋也穿不进了。每天被关在墙角站着,稍动就打,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不能蹲下,更不能靠墙和桌子,手也不许擦汗。王晓鸣拒绝“转化”,恶人恼羞成怒。一天夜里,恶警女队长江某恶狠狠对王晓鸣打了一顿耳光。王的脸被江某打肿;次日晚,从该所另一个队派来像日本人的男警察邓某,大个子壮如牛,和江一起打王晓鸣,一个抓头发一个打,还用板凳铁脚放在王的脚趾上,然后一百八十多斤的邓某往上蹦起来压坐上去,江某又抓起王的头发往她跟前拖,邓某说:“我负责打得你验伤都验不出来”
◇刘小平,医生,家住汉阳区的,曾被非法关押到汉阳“洗脑班”。七月三伏天,汉阳区司法局局长张某打开监门要她出去围着场地跑,被她拒绝,该局长就把她双手臂反扣,抓住她的头发,用力往墙上撞。“如果不是天突然打雷下暴雨,他要把我打死。”。她被用铁铐反铐、用绳索反绑、来回用脚踢,直到后来不能进食,骨瘦如柴才被释放。不久又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
酷刑演示:用绳索反绑 |
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多名医务法轮功学员均遭到洗脑班的凶残迫害:
◇唐树慧,女,五十一岁,职工医院总护士长,曾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一九九九年到北京上访,被关押在北京某看守所三天,遭到恶警的拳打脚踢,零下十几度被逼脱下棉袄,穿着单衣在户外受冻。之后,唐树慧被撤销总护士长职务,安排在最繁忙的科室当护士。在洗脑班,遭受吊铐毒打、野蛮灌食、挨冻、注射不明药物等折磨。脸被恶警打肿变了形,手脚青紫。
酷刑演示:吊铐毒打 |
◇何秀红,女,四十二岁,职工医院医务干事,她聪明能干,身兼多职。在洗脑班,她被关进一小房子,铐锁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被强迫在划定的一个小圈子内连续面壁站了五天五夜,几次因为打瞌睡,头在墙上撞起一块块淤血青包,还不断的遭到恶人们的呵斥、谩骂。洗脑班五个多月的身心摧残使原本端庄秀丽的她变得面目皆非,回单位后,被撤离原岗位,安排在基层科室当护士。
◇邹昌清,男,四十三岁,职工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一九九九年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多月。二零零四年在洗脑班强迫洗脑近三个月。
◇张长明,男,五十九岁,职工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在该院工作多年,从不收受红包,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有口皆碑。因为曾义务当过法轮功二七辅导站站长,他一直是“六一零”重点迫害对象。他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天被绑架的众多的义务辅导员之一,关押期间遭到辱骂,威胁及罚站、不让睡觉等迫害。之后多次在工作岗位被绑架,三次被送到洗脑班逼看诽谤大法的光碟及其它宗教的东西。
◇张珂,女,五十一岁,职工医院医务人员,张珂自修炼法轮功后,在单位工资晋级中主动谦让。张珂因参加一九九九年北京新闻发布会和广州法会被非法判刑,羁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两年半。狱警蒋春(时任指导员)对她强行实施洗脑,超负荷劳役,长时间罚站,张珂几次被整得晕倒;出狱后工厂落井下石,没给一分钱开除了她的公职。她靠两百多元的低保和打零工养家糊口,供儿子上学。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九年江岸区“六一零”又以过年和邪党“十一”阅兵庆典为名将她绑架到洗脑班,分别强制洗脑几个月。
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通常难有个明显的界定,当医学手段介入之后,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发挥到极致。洗脑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洗脑班的医生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媒介。他们对心理和生理的谙熟,使得迫害者们如鱼得水,所以相比于监狱的暴虐,这里更加隐蔽和阴毒,但对人身心的摧毁更加持久。
*灌食折磨
一般人想象不到,这些所谓医务人员的灌食手段能让人如此生不如死:华源电力工程公司职工张思峰,在省“洗脑班”由一男医生和一女护士强制灌食。他们将插管插到喉咙气管处不动,人几乎被窒息,痛不欲生,整个脸部胀得通红,然后,将插管上下来回抽动一、二十次,直到插管见血才罢手。
而五十多岁的张思峰是被强逼绝食和灌食的。为了逼迫“转化”,张思峰被单独关进一个房间,遭一、二十名犹大围攻。当围攻失效后,警察对他说:“你还蛮舒服,又吃又喝,别人来了都绝食”。张反问他:“我为什么绝食?”警察告诉他:“你要吃饭必须报告,‘报告政府我要吃共产党的饭’;要上厕所必须说‘报告政府我要上共产党的厕所’,否则就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很多学员都是以这种方式被逼上绝食之路。之后,技巧性的“灌食”就理所当然的登场了。
*注射毒针
在不同的洗脑班都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注射毒针,之后出现相同的症状:精神错乱,身体浮肿。没有人被告知这来路不明的针药叫什么名字,武昌杨园洗脑班施暴的恶警们叫嚣是什么“破功针”。
◇二零零四年五月,五、六个工作人员将武昌学员高顺琴按倒在小会议室的桌子上,一王姓女医生给高顺琴打了一针他们称之为的“破功针”后,高顺琴顿时出现头昏、心慌、虚弱无力等症状,随即身体浮肿。高问打针的女医生是什么针,女医生居然说:“不知道,是他们(指“六一零”头目胡绍斌一伙)叫打的。”六月,高被转到何湾劳教所,十一月份开始出现双脚疼痛,无法睡觉。劳教所狱医看后说是末梢神经炎,给高吃这方面的药,吃了一次后双脚就不能走了,要走路或者是站立都只能坚持十分钟。那时高脑子经常一片空白,这种症状持续了三、四个月时间,高某被接回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但外表看不出任何迹象。
◇在湖北省洗脑班,浠水学员李正文,被五个恶警采用恐吓、欺骗、诱惑、伪善等手段对他日夜轰炸,没有达到他们的“转化”目的。二零零六年元月,李正文被强行绑在椅子上注射吊针。随后李出现精神错乱,语言失常,哭哭啼啼。恶警见状也非常恐惧,几天后把李正文送往另一个黑窝__亚太医院精神科。
◇会计师余毅敏的结局更悲惨,在江汉区洗脑班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饭里下药
很多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偷偷下药的迫害案例在被不断揭露出来。恶徒在法轮功学员的饭菜里、饮水里下药,之后学员普遍出现身体浮肿虚胖,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就象变了一个人。因为即使在同一个洗脑班,法轮功学员也是被分开独立关押,无法互相沟通,再加上这些症状都是慢性表现,在当时不是很明显,所以这种阴毒的损招得以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才被当事人知道。
一位遭此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法教班下药让法轮功学员吃了、喝了一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但是会给人身体造成伤害,精神出现惶恐。”和毒针一样,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药,只有洗脑班的无良医生心知肚明。
◇高碧珍,因为不配合洗脑,在离开武昌杨园洗脑班之前,警察在她的饭中下了不明药物。她回到家后,腿脚一天比一天疼痛,最后严重到行走困难,稍一不小心就摔跤。这奇怪的疼痛让她想起,是洗脑班偷偷用药物迫害她,因为法轮功学员高顺勤及已经去世的许家梅,她们也是这样的腿脚疼痛。
◇武昌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在洗脑班被恶徒下药的情形:二零零五年六月初,我被绑架至杨园洗脑班后,几天后就出现头痛、眼睛模糊,视物不清,思维也出现混乱、无条理现象,记忆开始消失,到二零零六年底,状态进一步恶化,出现坐着、躺着都会跌倒,身体无法控制平衡,满口牙痛,出现掉牙,左脚疼痛难忍,有时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我以前的工作一直在商场做保管,一九八零年以后又做商场采购,智力、记忆都很好,不是现在这种状态杨园洗脑班的一把手陈奇(音)亲自承认:“我们在饭里面拌了药的。”
◇原省电力二公司职工余毅敏,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在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遭受药物迫害后,当时反应不大,之后慢慢失去记忆,双脚出现疼痛,直到完全没有知觉、无法行走。二零零三年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玉珍(化名),二零零五年在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遭到下药。恶警因她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一次恶警给水她喝,玉珍喝了水后突然小便出血,血顺着腿流到地上。而另一次,一“犹大”误喝了给她的水,也出现了大出血。
*冷血帮凶
一位在湖北省“洗脑班”关押过的学员说:“如果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被摧残的太严重了,出现异常的情况时,洗脑中心专门配备的医生就出现了。来量量学员的血压,看看是否有生命危险。如果血压升高,有生命危险时,他们允许暂时回寝室休息。如果认为一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就让这些恶人继续迫害,直逼人的极限。这就是省洗脑中心配备医生的目的。”
据遭受迫害者透露,湖北省洗脑班配备了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工作包括强制灌食、治疗被迫害学员的伤势等等。省洗脑班滚动办班,每期四十五天。每期一般到中期才殴打学员,强迫“转化”一段时间(伤势好了)后才能到院子内放风,再关押一段时间后才放出来,所以一般都看不出伤痕了。
这些邪恶的医生除了幕后支招,有时也赤膊上阵。在江汉区洗脑班,一天半夜,十一医院医生叶祖元配合恶警屈伸、司法局梁行方、汪姓女教师对某大法学员大打出手,用竹棍抽打学员,把嘴堵住,不让学员发出呼喊,用电棍电击学员的敏感部位,用拳头猛打学员,用脚踹,整栋房屋都抖动了,致死学员昏死过去整整一晚上。到早上5点钟,叫来车子处理被打伤学员的后事,此学员至今生死不明。
应该指出的是,“洗脑班“的医生一般是从各区医院抽调过来的,来之前已经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加上邪党文化浸染之后的毫无人性,才导致了相同迫害方式的普遍发生。所以说,这些医生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当局和医院都有推卸不了的罪责。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武汉市卫生部门将迫害法轮功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投入了大量的卫生资源参与其中。一些医务工作者被胁持着,成为了中共“杀人链”上的重要一环。中共恶魔已将他们拖入地狱,等待他们的还有地狱之火。一旦恶报开始,他们就会明白,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附:武汉市医疗系统部份职工受迫害名单(四十三宗):
◇许光临,男,三十三岁,蔡甸区侏儒镇侏儒医院职工,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诬判三年,被劫持在市女子监狱,受尽折磨后于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早晨去世。
◇周倩,湖北中医学院,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被关押在东西湖看守所一个多月,不久再次被绑架。
◇梅树清,二十八岁,科就读于湖北中医学院,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后,两次进京上访,被学校开除。二零零五年八月六日,梅树清被劫持到赤壁市看守所。
◇刘晓莲,湖北省中医院职工,张贴真相资料被绑架,关押15天后转到省洗脑班。
◇邹丽玉,湖北省中医院职工,被绑架六次,关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何湾劳教所、省汤逊湖洗脑班、武昌区杨园洗脑班
◇里文兰,女,湖北省中医院职工,劳教一年半。
◇唐树慧,女,五十一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总护士长,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被绑架到谌家矶洗脑班。
◇何秀红,女,四十二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医务干事。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被劫持到谌家矶洗脑班,关押五个多月。
◇邹昌清,男,四十三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三次绑架,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被劫持到谌家矶洗脑班近三个月。
◇张长明,男,五十九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多次绑架。
◇谭家莉,女,五十一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院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绑架,至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后放出。
◇张珂,女,五十一岁,江岸车辆厂职工医院医务人员,诬判三年。
◇王雨生,女,石化厂医院医生,于二零零五年2月因发护身符被拘留十五天,之后被押送洗脑班。
◇叶春凤,女,五十多岁,湖北省新华医院职工。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第二次被关押九个月。劳教1年半,被迫害残疾。
◇邓国秀,女,四十岁左右,汉阳铁路中心医院内科医生。二零零五年六月八日下午遭绑架。
◇彭瑞玲,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放射科医生。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上班时被“六一零”绑架。
◇周大庆,武汉市十医院(普爱医院)医生,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给病人准备手术时被绑架,劫持到省洗脑班。
◇王劲松,男,武汉市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医生王劲松,三次绑架,劳教一年十个月和诬判3年。
◇徐东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职工,被关押殴打,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含冤去世。
◇舒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针灸科医生,二零零零年二零零四年,舒荣因集体炼功、上访被公安机关非法关押两次计45天,抄家时连电脑、护照等都被拿走。当局长时间不归还护照。
◇韩红,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医生,非法拘留一次、强制送洗脑班一次。
◇易明,男,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生,非法拘捕、强制送洗脑班。
◇赵虎,男,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社科部教师,多次被关,劳教2年。
◇戴海强,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劳教1年。
◇王星,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生,非法被抓、劳教。
◇胡克清,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中学教师,强制送洗脑班。
◇王新宇,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生(未分配),在湖南澧县多次关押毒打,后送长沙劳教一年半。
◇赵国琴,女,武钢二医院牙科医生,二零零四年九月,在上班时被绑架到省洗脑班。
◇叶春喜,女,武钢二医院医生,二零零六年在上班时被劫持到省洗脑班。
◇李丽华,女,武钢二医院医生,二零零六年在上班时被劫持到省洗脑班。
◇姚国芬,女,七十二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职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到武汉大学亚太医院精神科,二零零二年正月去北京上访后失踪。
◇刘麦梅,六十岁,武汉市黄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四次绑架,劳教一年。
◇王水香,女,武汉新洲妇产科医生。两次绑架,第二次被劫持到刘集洗脑班。
◇徐建平,男,新洲区人民医院医生,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十时许,和妻子朱春霞一起被绑架。留下三岁的女儿一个人在家。
◇刘小平,女,军医,一九九九年被劫持到市公安局疗养院、汉阳区洗脑班,二零零零年劳教七个月。
◇庞立娟,女,六十七岁,军医,曾就职广州军区空军医院,个体医生。遭受酷刑、灌食毒药,被迫害致死。
◇王晓鸣,女,个体牙医,原武汉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多次关押,被逼着在电视上说攻击大法的违心话,精神几近崩溃。
◇李月秋,女,江夏县医院职工,曾是义务辅导员,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日之前就被关押过,“七二零”之后多次劳教,送洗脑班,在江夏区揭批大会上,被逼迫当着众人的面说法轮功的坏话,承认自己已不修炼。
◇夏正喜,三十一岁,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医师。洗脑班半年,劳教一年。
◇胡亚萍,女,四十多岁,原东西湖区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负责人,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九年,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曾被迫害得昏死过去。
◇李玉珍,女,五十四岁武汉市第六制药厂退休职工,被迫害致死。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在美被控“酷刑罪”
陈忠华,男,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二零零六年七月,首届世界移植大会期间,与会的陈忠华和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朱同玉及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一起,在美国波士顿被起诉。他们被指控:对未经监狱受刑人同意,从受刑人(包括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牟利的行为负有刑事责任。尤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犯下酷刑罪,更触犯了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
△武汉医药设计院恶党书记欧阳宗权突发心脏病死亡
中国医药集团武汉医药设计院是国家三大医药甲级设计院之一。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院党委书记欧阳宗权(副厅级),受政府邪恶宣传的蒙蔽,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甘当政治打手,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多次无理要求院内炼法轮功的职工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在很多场合公开诬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平时身强体壮的他,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突发心脏病倒在回家的楼梯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湖北中医院保卫科科长徐大万车祸受伤
徐大万积极配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他利用雇佣的保安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大清早挨家挨户从门上安置的猫眼,偷看职工家里有没有人炼功。徐大万后遇车祸,肩骨扭伤。他自己内心清楚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告诉单位不要叫他的老婆、儿子,特别是不能叫法轮功知道,是因他参与迫害而遭到报应的。
△新洲区桥头骨科医院职工祝火明遭报
祝火明从医院调到刘集洗脑班,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讲真相不听。二零一零年新年前夕,祝火明被捕,使得一家老小不得安宁。
△湖北省中医院原邪党书记黄明安、主任朱明方二人被捕遭恶报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黄明安和朱明方先后在全院召开“揭批大会”、举办“百万签名活动”、主动将医院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上报“六一零”,反复多次将本院职工刘晓莲、邹丽玉等法轮功学员绑架进洗脑班和非法劳教。此外还采取在院内办洗脑班,并监视法轮功学员,以开除党籍、降工资和不予晋升职称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六月,朱明方因涉嫌犯罪被捕,黄明安已交出十万元,仍在被审查中。
△麻醉科医生唐荣生出车祸死亡
麻醉科医生唐荣生和妻子方一直紧随江氏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医院法轮功学员。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到省洗脑班,其妻子方还在省洗脑班当陪教。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唐荣生在宿舍大门口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碾倒,其肋骨、盆骨、股骨、小腿胫骨、腓骨等多处骨折,当即不省人事,死状极惨。
△犹大里文兰被殴打
里文兰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前后,在杨园洗脑班疯狂迫害大法学员。为了逼学员写“三书”,对老年学员拳打脚踢,还抓掉学员一把头发。学员被她打的全身青紫。她逼迫某学员站立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站的地方不能挪脚,地上写满了师尊的名字,一动脚就踩着。一天,里文兰正在买菜,冷不防被一个老太太劈面扇了两耳光。那老太婆嚷道:你不让我修“真、善、忍”做好人,在洗脑班死命的打我,非把我打得转成恶人才罢休,我今天就恶给你看看!说着,还要打,被人拦住。里文兰的儿子当时对她说:你又不是没有工资,非要拿那点黑心钱去害人,这下好,报应上来了吧,看你还做不做那种鬼事!
可见,恶报总是如影随形,不论人相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