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满城县高玉珍自述遭受的迫害
四十多年的人生烦恼不到三个月全部化解
我叫高玉珍，修炼法轮功十几年了。现在的我和十几年前简直判若两人，再没有了那愁眉苦脸的可怜相。
修炼前，无论家人做什么事我都看不顺眼；在外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心烦气躁，常为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造成婆媳关系很紧张；与朋友也常为一点儿小事就争争吵吵，感觉自己的人生路非常狭窄。久而久之，落下一身病，肾炎、胃病、神经性头痛、咽炎、妇科病等，曾尝试过各种医疗方法：西医、中医、气功、算卦、看风水等。在四十年的有病乱投医的历程中，花了不少钱却一种病也没治好。为了治病，想有个安静祥和的家，到处求佛、拜神，花了许多钱，却将要走到了家破人散的地步。
在精神将要崩溃时，我偶然遇见了几年不见面的老乡妹妹，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告诉我说：“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受益，能挽救苦难中的人。”并给我讲了好多她修炼大法后的神奇事例。我因家中摆着许多的神牌，使我半信半疑，过了十几天，终于她的诚心打动了我。一天，我突然自言自语的说“法轮功能管我吗？”后来这个妹妹提醒我说：“你供的那些牌位上没有真神了，都是些狐黄鬼蛇害人的烂东西，你供了这些年，你也没求来半点好处。”我听后一想是那么回事，就在这位妹子的帮助下，全都清理了那些神牌位。以后再拿起宝书《转法轮》时，心里就有一种想看的感觉。一遍还没看完心里就开朗起来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紧接着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轻松起来，彻底明白了以前心里不舒服的事和身体病痛都是因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坏事，才导致这些魔难。
后来我坚持每天早上到公园炼功，时刻用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身上的病症不到两个月全好了，再也没有犯过。更不可思议的是：以前见面就视为敌人的亲属、邻居之间那些记恨的心也不翼而飞了，特别是与公婆、两个小姑子、娘家嫂子、街坊妹子之间已记仇多年了，得法后跟她们接触说话时就跟没事一样。我得法两个月左右还引导我嫂子走入了大法。
大法书中讲过的“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半点不差：我几岁的女儿爱哭、经常尿床的毛病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丈夫曾不爱管家，后来也知道管家了；大女儿毕业后，没花一分钱就找到了工作。炼大法后，家庭里基本上没有不顺心的事了，外边的所谓仇人都没有了。我四十多年的人生烦恼不到三个月全部化解。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自我，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家。
进京上访遭关押、毒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因小人嫉妒，大肆污蔑、栽赃法轮功，动用国家全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蒙蔽不明真相的民众，挑动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敌视思想，还向各级职能部门施加压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七月二十日那天，我被满城县教育局通知到教育局看央视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还让我写与法轮功的所谓决裂书、保证书。我知道电视是造假宣传，认定中央一定有人想迫害法轮功，于是就拒绝看电视回家了。到家后决定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自己亲身受益的事实来澄清法轮功被冤枉的事实。当天下午。便坐车去了北京，到那之后，还没找到说话的地方，就被便衣警察强行推进警车，被拉到警备区的一个大房间，那里被非法关押了好多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法轮功学员，个个被非法审讯。非法审讯完后，还不让我回家，一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丰台体育场。那里关押的人更多，有一群警察，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法轮功学员。我被多次审讯后，由河北省的车转送到保定市，再由本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接回满城县公安局，遭非法审讯后警察又伪善的让在所谓的笔录上按手印、签字，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又逼我们上了警车，被拉到保定某拘留所非法拘留。
家人得到消息后，在县六一零人员的威胁恐吓下，认为我闯祸了，吓得不知所措，给当时国保大队的赵玉霞她们说了许多好话。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 头子陈承德诱骗、恐吓家人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被非法关押了八天后才让家人接回家。
家中所有的大法书全部被工作的单位搜走。回家后，邪党利用原教育局局长冉东瑞（其任职期间，积极听从邪党指挥，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现在已遭到了卸磨杀驴、家人遭遇病痛折磨的报应）和幼儿园园长戴玉梅、工会主席王秀英，利用种种方式强迫我放弃信仰。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零一年四月两年多的时间，我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打击：不知多少次正上班时把我叫到办公室，诱骗、逼迫我写所谓的“保证书”；送洗脑班两次，强迫转化；送劳教所和扣发工资，不到三年的时间；家里孩子、老人也遭受了精神上的强烈打击。我被中共逼写所谓的“保证书”时，我给她们（幼儿园的园长等人）讲真相，可她们不信还认为我与邪党对着干，所以她们就合计随意调换我：从这个班调那个班，后来就不让再教学了，调到伙房帮做饭去了。
这三年期间，非法机构六一零办公室不管下达何种指使命令，教育局和单位都不打折扣地执行照办。二零零零年单位又逼我写“保证书”，被我拒绝，单位就打电话把我四十里外的哥哥姐姐叫来，哥姐俩在恐吓和诱骗下责怪我，最后单位让哥哥做担保，把我带回娘家，不让上班，十几天后才回家。回家后教育局局长又命令单位逼问我“还上不上北京”， 我没有正面回答，工会主席就大发雷霆，把办公桌上的书等东西全撸到地上说：“走，到局里开除她。”随即给我丈夫打电话，让他赶快到幼儿园，丈夫问：“她拿工作服不是上班来了吗？”她们不正面回答，而且王秀英威胁我丈夫说：“走，你跟我们到教育局开信，我们不要她了，让她马上回家。”在单位园长她们随意的无理迫害下，我被迫去北京信访局反映遭迫害的情况，亲属在原县长袁振江和原六一零头子梁民的威胁与高压下去北京找到我。可袁振江和梁民也不顾我亲属怎样求情说好话，不问为什么去北京，就勒令把我送满城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停食停水八天，在奄奄一息时看守所才让家人来接（而且六一零头子梁民还在看守所逼问我“还上不上北京”）。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个周末下午刚下班，园长戴玉梅和王秀英来到幼儿园厨房说：“县六一零开会说叫你去学习班，下星期一就送你去，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我无奈下，又再次去北京讨公道。我在北京还没找到说话的地方，就被便衣绑架，拖进警车。恶徒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拉到一个院子，推进一个装满法轮功学员的房间，后来就用大警车把我们转送到平谷看守所，我被恶警强迫照像，刑讯逼问：哪里人？叫什么？又把我带到公安局非法审讯，我被刑讯逼问时，不知被恶人搧了多少耳光，还把我硬按到九十度弯腰，用竹板使劲打我的脊背。我为不牵连本地官员，在生死面前拒绝说出姓名和住址。承受了七八小时的惨痛折磨，几近昏死过去。
 酷刑演示：毒打 |
当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及亲属来认人时，无论问我什么，我都不说话。亲属见我遍体鳞伤，想救出我，让我一起回家，那些公安特务也一直在骗我和我的家属，说什么：如果承认你是他们的亲戚，就让你们一块回家。恶人们不断的哄骗，我也心痛亲属伤心的样子，也想家里的孩子。我便点头承认了。等了一会儿，那里恶警们又说：“她现在还不能走，还有点事儿问清再说。”亲属们只好失望的走了。亲属走后，不一会儿我就被非法送到平谷看守所。
看守所的监号里又窄又小，里面非法关押了十几位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地铺与厕所用不到一米高的墙隔着，十来个人连坐都没地方，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天天被恶警野蛮灌食（灌食前还被恶人先拳打脚踢一通），灌完食后在院子里转圈。一天恶人正逼迫转圈，晴天一个大霹雷“喀嚓”，吓得恶人抱头就跑（这是上天给恶人的警告）。十天后，我被送到北京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接待处。满城县六一零头子梁民和教育局一个成员把我劫持到满城县看守所。满城县六一零办公室指使看守所管教李更田、狱医贾瑞芹毒打我，用鞋底抽脸、木棍打腿、打胳膊、野蛮灌食等。二十五天后，我被折磨的骨瘦如柴，从头到脚全是伤痕。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被洗脑班关押，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满城县六一零办公室在县党校办了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园长戴玉梅把我送去并交了五百元饭费，由办公室主任张宝书等人陪教，目的是为了强迫转化，洗脑班头子陈承德指使手下整天逼着看诬蔑大法的电视录像，还从保定劳教所找来了邪悟的原法轮功学员姚玉芝，用歪理邪说进行蒙骗。我不配合她们的无理要求，戴玉梅还打了我几下。几天过后，戴玉梅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就背着我十一岁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我女儿脚扭伤了，让我和她们一起上楼谈话，她们设的圈套被我揭穿，他们也掩盖不住了，我拒绝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书”，并要立即回家。六天的时间，丈夫的打骂与单位施压，在精神上受到了非人的痛苦。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上午八点，赵玉霞、张震岳来到满城县看守所指使贾瑞芹让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回家，说家人在外边等着，还说你们胜利了，我们怕你们了，赵玉霞进来说：“哎呀，你们怎么都瘦成这样了？”在赵玉霞、贾瑞芹的急催下，我走路一晃三摇的拖着被褥和生活用品吃力的走出看守所大门。一看没有家人，只有张震岳和看守所所长王增如等人，还有一辆大警车，他们把我急催上警车后，张震岳拿出非法劳教书说：“你已经被劳教了。”还逼着我在单子上按手印。张震岳还说：“给你三个月上诉时间，你上不上诉？”我已不再想向邪党人员说什么了。王增如对张震岳说：“不说就给她填‘不语’。” 上车后保定八里庄劳教所恶警就给我们恶狠狠地戴上手铐（我始终没见到家人的影子，就被拉倒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幼儿园办公室主任张宝书等人又到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学校找校长，说我女儿也炼法轮功，企图让校长找我女儿的麻烦。我在劳教所遭受了恶警、吸毒犯、卖淫女等恶人的毒打、逼迫转化。不写所谓的保证书就不让睡觉，不让家人接见，干奴役活。不管怎样迫害，我始终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
从劳教所被劫持到洗脑班，遭毒打折磨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到了要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上午，满城六一零副头子张雪冰、国保大队长赵玉霞及教育局原局长冉宗瑞的司机来到劳教所，把我从劳教所接走。我问他们家人怎么没来，赵玉霞说他们没时间，家人正在等你回家呢。路上他们用谎言应付着我的种种疑惑，直到张雪冰和涿州洗脑班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句句是谎言。我质问他们：“原来你们在骗人，妄想让我转化永远也办不到。”他们都不吭声了。到涿州洗脑班后，一个满脸凶相的老头子杜永禄手提铐子出来，催促我进去。进院后，那老头子就把我推到搂腰粗的大杨树跟前，恶狠狠的强行让我抱住大杨树，再把两只手铐住，一会儿，张雪冰、赵玉霞与涿州洗脑班头子朱建华（现已失踪）合谋后出来，张雪冰走到我跟前伪善的说：“你在这儿学习几天，学习好了，我们再接你回家。”我从下午被铐到吃晚饭，他们才打开手铐。
我心如刀绞，心里惦记着家人，心想家人知道我今天回家，这些人是否在欺骗家人，家人一定在等我回家。晚上一点饭也没吃，一滴水也没喝。恶人把我关在一间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房间。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一个高个年轻小伙子，把我叫到一个所谓的谈话室（里面有四个人）进屋后，朱建华问了些简单的问题，还做了所谓的记录后，朱建华阴阳怪气的问：“你还炼不炼？”我说了一个“炼”字，“啪”一个大耳光扇在我脸上，“叫你炼！”，“噼啪”一连扇了二三十个大嘴巴，打的我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直到打累了，他才住手。我又被推到沙发上，停了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把我从沙发上一下拽起来，用厚书象雨点般的“噼啪”“噼啪”打脸。打累了才停下来，又把我搡倒到地上，停了不到五分钟又从地上拽起来，又一个大汉从里屋拿皮带浑身抽打，边打边逼问还炼不炼，我的嘴脸都肿起来了，眼睛睁不开。最后，另一个彪形大汉拿一根象警棍样的胶皮棒，其他人把我头按在沙发上，两个人按上身，凶狠的打臀部、腿，边打边狂喊“还炼不炼？”这时我已奄奄一息了，嘴张不开，眼睁不开，痛得全身哆嗦。一直打到我快昏死过去了他们才停手。
 酷刑演示：用皮带抽打 |
十分钟后，那四个人把我连拉带拽拖进了那间房子，扔在床上，又由朱建华与另一个姓杨的开始用洗脑的方式，歪曲事实，侮辱大法，妄想改变我对法轮功的坚信。一直到天亮，他们俩才离开。这时我全身动不了，出馊主意的杜永禄不停的在屋里走来走去。下午他说：“你等着吧，你们园长下午就来了。”
傍晚，园长才来到我所被关押的房间，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真不要脸，要不是看你这样，我来了就掏死你，你给我找麻烦。”园长又说：“要不是看你亲戚的关系，我才不来看你。”到了晚八点左右，昨天叫我到谈话室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又来叫我去谈话室，进屋后他们就歪曲事实，说：“我们调查了，你是个最无能的人，在单位不正干，同事都对你有意见，不愿搭理你，你跟你娘家婆家的人闹矛盾，娘家人都不喜欢你。”羞辱完后，就比头一天更加凶狠的打，打完后，他们四人把我拉到搂腰粗的大树下，又强拉两只胳膊抱住大树，双手铐在一起。到天亮恶人因怕人看见，就把铐子打开，我就瘫软在地，几个人硬把我又拖到我那个房间，戴玉梅也在那房间里，见到我那个样子，没有任何反应，拿毛巾把我嘴上和脸上的血擦了一遍。在他们逼着我起来洗脸时，我找了一块砖头想一死了之（注：请同修不要以过激的方式反迫害），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戴玉梅大发雷霆：“你死我也不怕！”当天，戴玉梅回到单位散布谣言说：“她疯了，傻了。”
 酷刑演示：双手铐在铁床上 |
第二天，单位又派四个主任轮流看着我，不管白天夜间，二十四小时将我双手铐在铁床上，有时铐双手、双脚（去厕所时才打开），家人让张宝书给我捎去的换洗衣服，十天后才给我。就这样整整看了一个月。我被非法关押到十一月份，在不讲法律，不讲人理的洗脑班里，整整一个月，冉东瑞的妻子（也是工会主席）和戴玉梅来到洗脑班，还送来一个她们专门雇佣看着我的青年妇女，她到我身边问：老高，你还认得我吗？你想回家吗？想孩子吗？我说想。那我跟他们说说让你和我们一块回家。同时戴玉梅在门口破口大骂：你不是人养的，给我们找麻烦，没人味等。王秀英说完和戴玉梅和两个主任走了。再也没有见王的影儿，我还真以为她们发善心了，接我回家了。不一会儿那个妇女进来和我和气的说话，说是跟我做伴来了。这时我才知道王秀英耍花招，骗我。这位妇女看了我一个月就走了。我再次绝食反迫害。
洗脑班的人在我生命垂危时才给家人打电话。我丈夫来后见我快不行了，跟洗脑班闹了起来，洗脑班的人说：“你们满城六一零和她单位说了算，他们让放人我们不留。”其丈夫找县教育局局长要人，局长怕担责任才同意放我。当女儿见到我时，已是骨瘦如柴，伤痕累累，整个人已脱相，女儿哭着说：“妈，你怎么成这样了？妈，我们接你来了，咱们回家。”在伤痛、激动下，她流下眼泪，被丈夫背出洗脑班，我女儿对涿州县六一零主任高学飞说：“我妈要有个什么事，跟你们算账。”
多次被恶人骚扰
回家后，戴玉梅不管我身体是否恢复，经常打电话骚扰，询问是否在家。就是我出去买菜一时没回来，戴玉梅都指责我的孩子为什么不看着我。我要求上班，教育局局长冉东瑞一直推托，一直推到二零零五年让我提前退休。我在被迫害期间，单位不仅剥夺了我评职称的权利，还企图扣发我的工资，没有得逞，他们就把我领工资的存折骗去了，一年半的工资一万五千元至今没给。从涿州回家后，我身体恢复到象个人样时，上街偶尔遇到单位同事，见到我高兴地说：你这不还是原来的老高吗！我还真以为你像戴玉梅她们说的你疯了、傻了。而且全单位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把我送到涿州洗脑班遭关押迫害期间，更不知道戴玉梅和办公室主任在涿州看着我帮邪党人员助纣为虐，逼我转化。
二零零三年春天，赵玉霞带一帮警察来敲我家的门，我没开，戴玉梅就找我上初中的女儿，让班主任骗孩子说是她爸爸让来拿钥匙。待赵玉霞等人非法闯进我家时，身体还没完全好转的我正躺在床上时，赵玉霞张嘴就说：“穿衣服起来，跟我们去派出所问点事儿！”已尝过他们骗术的我，对赵玉霞说：“你如果不让我过好日子，我当场死在你面前！”孩子吓得大哭：“你们给我走，我妈被打的耳朵现在还聋。”赵玉霞无话可说，带人走了，戴玉梅则躲在一个熟人家里没露面。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幼儿园以涨工资为由骗取我的身份证。因为当时我没有找到身份证，幼儿园就打电话说：你炼法轮功不过日子了，还影响我们等一些话。他们还要一天见我一次面，打一次电话，被我拒绝。
二零零九年一天晚上，新任园长范红霞和张宝书又急匆匆打电话，说只要见她一面就放心了。原来是江泽民要来保定了，六一零办公室下令她们看着我，不让出门。
二零一一年腊月二十九、三十、大年初一，幼儿园接到满城县六一零和教育局的命令，从阴历腊月二十九就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跟踪我，在楼下或楼附近看了我三天两夜，直到初一上午十点才离开。在这期间，我多次劝她们好好回家过年。二零一一年三月份开两会，幼儿园教师太丽鹏和张宝书又开车在楼下看了我一天一夜。
以上就是我为坚持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一部份，有很多亲属在我遭受迫害期间心情万分痛苦，花了不少钱，说了多少好话。到现在还有的分不清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弟子，这需要我进一步的给他们讲清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