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发生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我正在上小学,亲眼看见平时宁愿自己吃亏、从来不亏别人的母亲,被医学院一大群疯狂的红卫兵逼迫在广大师生面前揪着头为“伟大领袖”下跪“请罪”的可怕场景,八岁的小哥冲进去,边哭边拉边大叫:“我妈不是特务!”而只有七岁的我,在旁边吓的号啕大哭。
七十年代初,十六岁的我知道自己“家庭出身”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说话的地方的,高中毕业,我带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乡当了几年“知青”,在平时,我说话都不敢大声,一味的拼命做自己难以承受的农活,直到恢复高考才考上师范读书,跟随母亲的脚印、走进了教师行列,开始了几十年的教书生涯。
在那个年月,我未来的婆婆,因极度营养不良,在八平米的家中突然去世。因为当时她的孩子们都去山区当知青了,她死的时候没人知道。我曾经问过公公,怎么就把他当年全靠做小生意辛苦挣来的铺面房产全部交与“国家”了呢?已经半身瘫痪的公公说:“不交就把你脚朝天倒吊起来暴打啊……”
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泪流,想起第一次看《九评共产党》,联想这些经历时,我是边看边悲愤大哭,《九评》破开了我头脑的“壳”,那里面写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在这个专制暴政国家,哪一个家庭不是承受着这样不把人当人的待遇?哪一个家庭不是伤痕累累,连它自己的效忠者在不需要时也不例外,共产邪灵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人为近敌、彼此互相伤害、道德急剧下滑的社会里,人们为追逐名利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假话、假理、假货充满着人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角落,人有哪一天不是在担心受怕、提心吊胆中过?
在全国上下的各基层组织都在全力发展党员,在学校更是拉人入党、入团、入队,学生不入党、团、队就不能评先进、得奖学金。每当有学生来请求我当介绍人时,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把这个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它给中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一一说清楚,这样,学生们基本上都能够接受,让邪恶曝光、毁灭。就在自己这里,阻止了朝邪恶深渊走去的学生。
我们学校的一个副院长去美国前和我摆谈,我也就这个机会顺势给他说了真相,讲这个党的专制、无能、腐败,讲真、善、忍的好,讲善待大法弟子,他基本认同我的观点,回国后对我说,在美国,大法弟子给他送真相资料时,他都对大法弟子笑。
全民疯唱“红歌”时,我对很多热衷于此事、其实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而唱的教师说:“去给把毒米、毒油、毒奶给你的孩子吃的刽子手唱赞歌呀?”只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多人的思索,连组织者也对我说:“这个道理还真是这样的,真不应该这样做哦。”看她们打开了心锁,我再把真相慢慢道来,讲我们社会最缺少的是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讲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教育才是我们国家真正需要?讲现在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一般都喜欢听我讲,说我知道的东西多,叫我多去她们办公室,多和她们聊。
中共为了叫更多的人为它陪葬,叫学校全体党员在什么“承诺书”上签字,以保证和它“保持一致”,每个党员必须签,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吓唬人。这是它一贯的伎俩。
院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签字,我利用这个机会向院长讲真相,我先把对方放在尊重的位置上,心平气和、慢言细语谈了两、三个钟头,用自己的经历讲明不签的原因,把对方的善性激发出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彼此之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也明白了很多可能从来没有明白的道理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我去找系部领导,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主题,也用自己的经历讲到不签字的原因,自己的工作、人品为何会得到同事和学生的尊重,讲法轮功给我们身心、思想境界带来的巨大好处,也讲现在社会中如何需要“真、善、忍”。我说:“法轮功能让我灵魂净化、身体健康,我能不说他好吗?这个党给我父母、亲人带来这么大的灾难,我能说它好吗?!这个是与非相信你也是知道的啊。”他们都表示赞同。
伟大的师父给我搭好天梯,《九评》给我打开了天窗,让我彻底认清楚了中共的邪恶真实面目。在真正抛弃这个邪恶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唤醒不清醒的世人,与中共决裂,不许它害人,这是每个大法弟子为己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