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儿园到大学：我在师尊教导下做好学生
记得从小到大，无论到了哪个班级，我都在班里做班长，后来便被朋友们笑称为“老班长”了。虽然并不比同班的同学年长，但是却一直充当着“大姐姐”的身份，照顾和帮助着身边每一位同学。无论是学习认真的好学生，还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都是我真诚相待的好朋友。
还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同学们喜欢相邀出去玩，而家长往往担心孩子会不会在外学坏或者是否安全。然而，只要家长们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与我一起，便会非常放心地让孩子出去。另一方面，我也用法轮功教导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说真话，做真事，待人真诚、善良、宽容而隐忍。但是当碰到不当的言行，我也会正身直言。我的为人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同，也同样影响着同学们的一言一行。因此，我所在的班级从来都是老师们心目中最单纯乖巧、尊师重道的“特殊班”。这可以说真是异于常态，因为要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在这个道德沦丧、中华传统文化被摧毁，假、恶、斗思想贯穿全社会的环境里变得越来越蛮横无理，对老师可以恶言相向甚至有的还敢对老师拳打脚踢，就更别提尊师重道。
作为班长，除了给同学们树立榜样，尽心尽力帮助、团结同学之外，我也充当着老师的得力助手，协助班主任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记得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和同办公室的老师说：“有了某某，班里的事从来不用我操心。”而这样的评价来自我所在的每一个班级的每一位班主任，无一例外。然而对于我，班长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享受特权、获得好处的职位，而是一个比别的同学付出更多，要更加将心比心的协助老师、帮助同学的这么一个角色。打从上学开始，我便很能感受和体谅到老师的辛苦，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尤为繁重。长大之后，我更是发现在当今中国，老师得到的工资报酬是无法和付出的精力划上等号的。虽然不能改变些什么，但是作为班长，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替老师分担繁杂的班级工作；在老师忙碌了一天后，给老师送上一句轻声的问候，或者聊聊天谈谈心，做老师知心的好朋友，让老师能感到一丝安慰和得到片刻的轻松。
让我再给您讲一个校园里的小故事吧。“中考”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而在这个“一考定生死”的教育体制下，这样的考试显得特别重要：中考考好了意味着能读一个好高中，而上了一个好高中也就意味着能够考到一所好大学。还记得我准备中考的时候，我和父母都一致觉得按照我的学习成绩考到B校挺好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过A校。A校是我们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多少人挤破了头也挤不進去。人们都说，考到了A校就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大学；而B校也是我们当地很不错的学校，排名前三的高中，也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好学校，对于我们班自然也不例外。到了中考前几个月的时候，年级里给每个班都分配了一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能够给中考加分（10分）的奖项。十分对于一个“决定生死”的考试的关键性不言而喻了，往往就是凭借着这十分让学生们刚好过关，考上心目中的好学校。而当时年级老师、学校领导和同学们都一致认为我是这个奖项实至名归的得主。然而我们班里还有另一位同学，可以说是这个奖项的第二候选人吧。她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考上B校，因此非常刻苦用功地读书。但是由于过于紧张，心理压力太大导致成绩不够稳定，她父母和我们的班主任都很担心她是否能够顺利考上B校。为此，班主任把我叫了过去，把情况和我说了一下，然后便告诉我这个奖项他想要给这个同学。我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了，连一点点的犹豫都没有。我很能理解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担心和顾虑。也很知道这十分或许对于这个同学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这十分能让她考上B校的机会大一些，更是为了让她在这冲刺的几个月里拿着这十分心里能安稳些，能有更大的信心和决心好好复习。这件事情转头我便给忘了，可是有一天班主任打电话到家里给我的父母又说了这件事情。父母虽然吃惊为什么我会连提都没有提过这件事，但也非常支持我的做法。后来，这位同学刚刚好凭借着这多加的十分，如愿以偿地考上了B校。而我最终反而没有选择B校，而是以比录取分数线多出二十多分的分数考上了全省排名第一的A校。
是的，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从四岁开始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从那以后，我便一直亲身感受着法轮大法带给我的美好。自从四岁修炼后，我再无病痛，连感冒、发烧这些小病小痛都离我很远；每每碰到危险，都化险为夷。上学后，正是遵照师父的教导：走到哪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学校就要做个好学生；用真，善，忍这一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碰到问题先找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顾及他人的感受；真诚、善良待人；还要谦虚、宽容、不计较。因此，我成为了同学、家长、老师、学校领导一致公认的好学生、好班长。如果没有师父的教导让我一路恪守内心的纯正，返本归真，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会被这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社会污染成什么样子。能够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最大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