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出所大门口的集贸市场讲真相
涂老汉索要《九评》光盘
涂老汉的慈菇有泥巴，水分又重，他还要五元钱一斤。为了方便讲真相，我没有还他的价，买了一斤半，付款七元五角。所以讲真相时他听的很上劲，还把一个助听器摸出来安在右耳上，生怕我讲的啥他没能听清楚。他笑嘻嘻地说那个时候他入党入团还够不上，只戴过红领巾，入过队。还没等我的一番话讲完，那涂老汉竟拦住了我的话头：“喂、喂、喂，你有没有碟子啊？”
我被他搞的一怔：这卖泥巴菜的老汉居然要碟子？这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我问他：“您今年多大年纪啊？”涂老汉轻轻松松地说：“快七十了。七十还不到。”我说您要什么碟子呢？涂老汉说我要《九评》的碟子。这老汉虽然精神头还可以，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农村老头。我来了兴趣，想把事情搞清楚一点，就问他：“您怎么知道有《九评》的碟子呢？”涂老汉得意的说：“我看过《九评》的书。”
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用两只手比划书的大小形状：“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他比划的就是我们平时做真相发的那种《九评》版本。我为这明白老汉而庆幸。接口说：“那是一本好书啊，都是说的大实话。”涂老汉一脸严肃：“是实话、是实话，没一句假的。太好看了。”我不解地问他：“既然已经看了书，还要碟子干什么呢？”“呃，”涂老汉白了我一眼，觉的我这话说得有点外行：“那碟子里面是人在讲，一桩桩、一件件，还能听到声音！”
可惜我现在手里头没有。我答应他，让他过几天再来，还是在这个地方会面。我还有些不放心地又问了他一句：“您有没有影碟机啊？什么VCD、DVD的？”“嘿！”涂老汉一脸自豪：“我有两个机子！我有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贵州。你说我有没有机子？！”
看着涂老汉一身样式比较时新但有些脏的旧衣、鞋（估计是孩子们淘汰下来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卖菜农妇要让我一块钱
离开涂老汉不几步，就是何大姐的地摊（这些有缘人的姓氏都是事后请问到的，并非原来认识）。何大姐的地摊就摆在派出所警车车头的右前方。为了搭上话，我买了她五毛钱的小葱。我给她讲了真相，劝她三退。她说只入过队。我劝她把少先队退了保平安，她说“好”。我让她在灾难来临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就不搭腔了，还把脸扭了过去。我看她地摊上还有一些慈菇，就说你拿一个塑料袋子来，我还要买些慈菇。慈菇比小葱的受益大，何大姐没有理由不热情，但是她有些不解。她指着我车篓里的慈菇说：“你不是刚才买了吗？怎么又买？”我说：“我不忍心你在劫难来临时犯糊涂。我今天多买一点菜，与你慢慢说清楚。”
就这样，何大姐明白了真相。打秤时，一斤六两慈菇，单价五元一斤。合计应付八元。我给了她两张五元的真相币，她找给我三张一元的纸币。我说找错了、找多了，只应该找二元。她说：“你是好人。我只收你七元，愿意让你一元。”
何大姐的这番心意颇出我的意外。人家一个农村妇女卖一点小蔬菜，哪能一元、一元的让？我把一元钱塞过去：“我是修法轮功的，讲真善忍。我们师父教导我们不能占人的便宜。这菜是讲好了的价，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但你的这番心意我是感谢的！”何大姐推了好一会儿才收下那一元钱说：“还有让钱不要的！”我说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不自私。
何大姐的地摊西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推着一辆板车在卖零碎藕。看此人的衣着、神态，有点象那种基层小干部，但干的却是街井贩夫的苦活，说不定是一位落难的官人也未可知。我还是先买了他的藕，付了款，再开口对他讲真相。谁知此人怪怪的，不搭言，也不愿面对我，而是把头扭在一边瞧着什么。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原来他在瞧派出所门口的那块大牌子！唉，我总算明白了。他这是有怕心，也是在暗示我，觉的在派出所的大门口讲这个事有点那个的意思。我看他这个样子，只好作罢，舍他而去，并祈盼他今后能有机缘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