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尉武警耿德新自述遭九年冤狱经历
坚持信仰，上尉武警被迫“复员”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还在武警四川总队攀枝花市支队服现役，任司令部副营职参谋，上尉警衔。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关禁闭十五天，年底以“复员”的形式回老家越西县河东乡。同时被关禁闭复员回乡的还有陈忠涛，正连职中队长，中尉警衔，湖北武汉人。当时的支队长是唐德宣，政委是刘周晓，参谋长是陈仕平，政治处主任是徐子君，后勤处处长是徐明福，这些人现在已经转业到地方单位。
二零零零年准备进京上访，遭关押虐待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准备进京上访，被越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罗京等人抓走。先是被带到越西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夜，后又被关到拘留所三天（关吸毒人员的地方）。之后再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个多月，此看守所当时完全没有人权可言，喝的是自来水，洗衣、洗澡、冲厕所都是同样的水，没有牙刷牙膏，吃的菜多数是烂菜叶。由于长时间睡在湿地上，导致我的小腿肌肉萎缩，放回家时，看守所还强迫家人交两千元担保金，过后曾多次利用警察的嘴扬言要没收这笔钱。那时县公安局主管迫害的是副局长陈刚（现已退休），县委书记是胡昆（现已调走）。
二零零二年被绑架，刑讯逼供，被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一年，我被逼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被攀枝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便衣特务在火车上绑架，当晚被关到攀枝花市米易县看守所，遭毒打并铐上背铐呆了一夜。第二天被转到攀枝花市盐边县看守所，因不配合“提审”，被攀枝花市国保支队副队长张×暴打，后绝食抗议，第五天时被暴力灌食，行恶者用老虎钳把我的嘴撬开灌入流食。
 酷刑演示：大背铐 |
第二天，攀枝花市东区国保大队女大队长田萍和两个大汉到看守所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就象对待黑社会人员一样蒙上黑布头罩，把我秘密弄到位于攀枝花市东区五十四（地名）一个叫“沁园山庄”的地方刑讯逼供，在同一地点遭遇暴力折磨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龚文友、龚官雷、陈玉、吴四海等人。当时我随身携带的七千多元储蓄卡和手机等物品被抢走。
在盐边县看守所被关三个月后，我又被转到市弯腰树看守所，转所时，我妹妹、妹夫为我送的三百元生活费，看守所既不退钱，也不转帐。恶警秦刚等人抢劫了这笔钱，当时看守所值班的是一个年龄较大的警察。
到市弯腰树看守所呆了八、九个月，仁和区检察院受“610”人员操纵，妄加罪名对六名法轮功学员提出公诉，并内定了辩护律师。仁和区法院强加罪名强判我们六人合计五十年又六个月的酷刑，其中何远超九年六个月，我和罗晓星各九年，龚文友、陈京西各八年，龚官雷七年。
在四川德阳监狱遭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十月间，我们六人被送到四川德阳监狱二监区（入监队），监区长叫曾国富，教导员叫陈平。由于我们不认罪，不背诵监规，不唱囚歌等，遭受了各种形式的体罚折磨：如长时间的面壁站立、长时间跑步……我们拒绝跑步，狱警崔维刚等人便指使恶犯邱崇军等犯人架住我们的手臂拖着跑。
在德阳监狱，狱警指派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二十四小时包夹监控，不准我们炼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负责包夹我的犯人叫高帮贵（已刑满出狱）。在那里，我遭受过恶犯邱崇军，杨龙凯、文科的无理辱骂和暴力对待（这三人已刑满出狱）。
在那个黑窝里，法轮功学员罗晓星、干劲、陈京西、徐天富、胥斌等人都遭受了不同的程度的迫害。
在四川乐山地区沐川县五马坪监狱备受折磨
在德阳监狱呆了两个多月，警察把我和何远超、胥斌、龚文友四人秘密转到了四川乐山地区沐川县五马坪监狱继续迫害。
到五马坪监狱入监队时，正值寒冬，呆了二十多天就下队了。我被下到十七队，何远超到八中队，龚文友到十二队，胥斌到十中队，同时下队的还有其他三名同修，时间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七队的中队长叫李跃弟，十七队安排两个犯人包夹我，一个叫赵志强，一个叫张勇军（这两人现已刑满出狱），他们接受的指令是不要我炼功，十七队的管教叫杨希林（此人现已调离五马坪监狱），妄图转化我。我一方面对他劝善，告诉他真实情况，一方面表明：在任何环境中，我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后来此人被调到四监区，专门干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事。同在十七队的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叫刘伦，乐山人，二零零四年底被弄到四监区转化班洗脑迫害。
二零零五年初，十七队撤队，我被转到四中队，中队长叫陈国顺，副中队长叫鲜聪，管教叫陈松。同在四中队的另一同修叫张玉祥，成都彭州人，在那里我和张玉祥一同抵制迫害，至八月初，四中队撤队，我们又被转到十五队（六监区）。同时转到十五队的还有同修何远超、龚增云、胥斌、汤健等九人。在那里，我们整体抵制迫害，全部拒绝参加奴役劳动。狱警说：劳动光荣，我说：这不是劳动，是“劳改”，是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我和何远超、龚、胥、汤等人又被转到茶科所（一监区）。
在茶科所，我们继续用不同形式讲真相，抵制迫害。这期间，发生过罗阳生因为晚上炼功，被几个犯人受狱警罗国华指使毒打的事。茶科所的所长叫夏绍玖，茶科所负责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狱警是李文龙和罗国华。在茶科所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至二零零七年七月，那儿因监房出现不安全因素而撤销，一监区合并卫生所，在卫生所（新一监区）呆至九月初。当时监狱搞了个强制转化的计划，由于一监区硬件设施等不足，我被转到四监区，同修何远超被转到七监区，留在那里的有胥斌、刘天厚、朱永富、罗阳生、张玉祥五人，住院部那边还有朱学智、刘学明等几人。后来听说刘天厚被迫害致死，离开了人世（刘天厚是凉山州会理县人）。几年来，在卫生所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张兴财等人，张兴财是攀枝花市仁和区红格镇人。
 刘天厚 |
二零零七年九月初，我被转到四监区，监区长叫肖彬，副监区长叫高虎（后在二零零八年改为教导员），还有两个副监区长，一个叫邱云南，一个叫周隆全。二零零四年冬天，五马坪监狱在四监区举办了为期两月的转化班，迫害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采用不同手段、不同形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二零零五年又继续办转化班。那时的教育科长叫彭××，副科长叫骆××，狱政科长叫袁××，主管迫害的副监狱长叫田义。也是二零零四年四监区接管了入监队。在不同时间被非法判刑入监的法轮功学员在入监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个叫杨智的法轮功学员曾八天八夜被禁止睡觉，有个叫罗庆森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因不配合邪恶，冬天穿得很薄，被强迫坐在冰天雪地里冻，
夏天却被强迫在烈日下曝晒。还有的法轮功学员遭毒打、电棍电击等。
四监区有个集训队，又叫小间，是狱中之狱，五马坪监狱目前共七个监区，集训队设在四监区。那里地理位置怪异，阴气森林，小间地面铺的是石板，墙壁是由石条堆砌而成。地面石板在烈日下聚热后如同烧热的铁板，法轮功学员朱召杰的脚就被石板烫伤过；石板冬天奇冷，如同冰块。那里是名符其实的死地、恶地。小间里边死过很多人，至今阴魂不散。据长刑期的犯人讲：邪党的监狱不讲人权，没有起码的人生存的基本保障。小间死的人多数是被打死、饿死、冻死的，尤其是以前三监区挖煤的犯人被送到集训队折磨死的每年都有。
我被转到四监区，由于不配合邪恶的安排，被关到小间，在我之前有个叫宿刚的法轮功学员在小间呆过四十五天。宿刚是峨眉人，他因抵制副监狱长田义被“处理”集训，他一直用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八月的“秋老虎”天气，石板被晒的滚烫，白天被强迫坐在石板上或被铐在铁窗上，每天只准睡四个小时左右，一直是从鼻孔插胃管灌食。小间负责的狱警叫何清泉，后调到二监区。职能犯人有两个，一个叫李仙桥，一个叫付兵（此二人已刑满出狱）。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我被关到小间后，被狱警高虎安排犯人李仙桥（外号李大嘴）、付兵和入监队的新犯组长一起强行扒掉衣服，逼迫我穿囚服，过后担心我会同宿刚一样绝食，便伪善地关心我，让我和新犯组的犯人住在一起，吃饭则和李、付二犯一起吃，平时就叫李、付二犯轮流和我唠家常。
过几天，看我情绪比较稳定就开始刁难我，耍流氓手段对付我，当然这都是高虎授意的。同时，狱警高虎、钟世斌则时不时的找我谈话（钟世斌以前在转化班上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文友，二零一一年底已遭恶报身亡）。另外还叫被转化了的杨祖祥、王明东做我的“工作”（他们是被迫违心的参与），叫我不要呆在小间，小间日子不好过，到车间去参加奴役劳动，比较宽松等等。
在我答应参加奴役劳动后，邪恶又得寸进尺，高虎又要我写“三书”，被我严词拒绝。在小间呆了一个多月后，有过两次用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每次四、五天时间。后来我答应狱头肖彬背一条规范，打报告词和在劳动评分表上签字。当时我想，让狱警明白真相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他们是被邪恶因素操控的，也是被迫害的对象，为了清理邪恶，救度他们及这些犯人，我想自己承受一点也无所谓。其实我想的太简单了，在我之前就有狱内外的许多法轮功学员用不同方式给其讲过真相，可是他们一直与邪恶为伍，维持着那个邪恶的环境。
我到车间劳动后，明确表示不接受下达的奴役劳动任务，只干些打杂的事。到车间后，高虎安排张吉等几个犯人包夹我，防止我晚上炼功。
二零零八年的某一天，我因拒绝穿囚服，被高虎弄到小间严管十三天，当时出动了入监队在岗位的几乎全部狱警。那时我拒绝在评分表上签字，拒绝打报告词，拒绝背诵“规范”，只是参加出工。由于我不配合严管，狱警高虎和王一军（副教导员）安排了四个犯人前后左右按住我在石板上盘坐；我不吃严管队的饭，只喝自己购买的奶粉，狱警杨希林伙同高虎便耍流氓叫犯人张吉等人按住我，叫犯人卫生员胡大健从鼻孔给我插胃管，戏弄折磨我。那段时间只让我穿一条秋裤，一件毛衣，冬至那天，洗脸毛巾都结冰了，我还在那冰石板上坐着。当时小间负责的狱警叫刘斌，职能犯叫杨建新和罗明友（此二人已刑满出狱）。
二零零九年底，又因拒绝填写“罪犯年终评审表”，被狱头肖彬弄到小间严管十七天，平时散盘在石板上，每天盘坐近十九个小时，每天只准睡四个多小时，我在四监区呆了近四年时间，这期间，狱警还强迫我照相，强迫我按指纹、掌纹，强迫我抽血验血等等。直到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我被非法关押了九年，不到五十岁就头发花白，牙齿松动。
对我多年的非法关押和各种形式的迫害，我是决不认可的，我在监狱没有申诉，是因为它现在是“政策代替了法律”。现在我保留对行恶者起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