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赵春霞一家受迫害经历
我叫赵春霞，今年四十岁，贵州省仁怀市人，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我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一有空就看《转法轮》，觉得这个大法太好了，每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用师父讲法衡量，把自己的心结打开了。以前经常头痛呕吐的老毛病，还有经常肚子疼就拉，脾气不好，谁惹着了是得理不饶人的。这些不良习惯改掉了，很爱帮助别人，邻里的人都说我的忍耐心很好，都喜欢和我相处。丈夫看着我的变化，也理解我，也帮我把电插板接好让我炼功。
从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电视台整天播放诽谤污蔑法轮功，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家里的人就担心害怕，我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就悄悄的学法炼功，也很想去北京证实法，没去成。后来就找人做真相资料散发，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一起出去散发资料的同修，于二零零二年四月和五月纷纷被仁怀市公安局绑架，被绑架的同修有刘岺、卢让忠、赵明芝、施芝容、赵刚子、陈远秀和我，我是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被恶人绑架的，因为我们一家都被绑架关押，我的孩子才四岁，弟媳背着一个几个月大的侄女去找公安局和杨湾村委会要人。
弟媳不知道我被非法通缉，公安局和杨湾村委会的人骗我弟媳说我可以把弟弟赵刚子换回家，还得交500元钱。弟媳想把他换回家把家撑着，就和我打电话说了，我为情所动就答应了。五月二十五日弟媳约我到北门彭兴元家去，我去时有弟媳和小侄女，赵立仁（杨湾村支书）、彭兴元及家人在，过了一阵有一个人去了，彭兴元说这是仁怀市公安局卢科长，卢带我去公安局，我去了公安局后，警察并没有放我弟回家，还是非法劳教一年，在看守所呆了七个月，被送去劳教所。
我在仁怀市拘留所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仁怀市国保的张晨忠、胡春应等三个人对我们几个非法审问，我说我们没有违法，我们学了大法身心健康，他们问为什么要发资料，我说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不花一分钱就达到身心健康，这多好，我们也没干坏事，违什么法。在看守所里吃的白菜，菜里的虫漂在汤里面，吃的盐菜和洋芋汤盆底下都是很厚一层泥沙，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一家人都被关在里面，没有谁给送一分钱，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卖得很贵。法院给我们发了两次起诉书，我们被非法两次庭审，记不清日期了，第一次是在法院，审判长是孙大勇和蔡波等人，第二次是被公安局的人用绳子把手绑在背上押去广场公捕非法判刑，我和刘苓、卢让忠被判七年，我妈妈施支容判四年，赵明芝判三年，陈远秀判二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我被看守所狱警成小莉送去遵义雷台山看守所，一到那里，看守所的狱警叫把包给他们保管，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把我们关在九号室，那个狱警叫张太红。一进去牢头就叫我们交钱，说这是那里面的规矩，我说我们的钱在外面就叫交了。记不清是哪一天晚上我们的陈远秀同修被牢头罚做100个下蹲，第二天早上又被罚蹲半小时，刘苓同修被按到厕所洞口闻那种薰人的臭味，整得直呕吐，眼泪哗哗流。有一个人悄悄的跟我说，这里面的牢头凶得很，有个人被他们打成内伤，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在走的时候一个男生多提个编织袋给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你的钱算成这些东西了，我看是一些卫生用品和信签纸洗漱用品，我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必须要买的，我说不行，我要再买一点需要的怎么办，等了一阵他去找那些狱警说了，后来才退了几十元钱，说再也退不了了。这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
六月三十日狱警张太红送我们去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到了羊艾七大队，警察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仔细的找个遍，连没开的卫生纸都被扯成一堆，身上的衣服里外翻了又翻，东西都没收，就叫去买盆和桶，等回来收东西时有些就不见了。第二天就叫我们上茶坡，第三天就被一个叫庄忠琴的犯人把我们带到入监队后面的一间小屋里不让出来。七月三号就把我和一同修叫彭锦萍送去八大队，我在六中队，她在三中队，六中队是冲切鞋帮的，叫我去配片和贴包头做奴工，去的两个多月没买过一点东西，就连里面每月每人的几块钱的本子都没得，知道我的情况的同修要帮助我。身边的学员说，狱警连说话都不允许说的，白天晚上不离人的看着，天天都得出工，开始是早上出去，下午回来，一天也是十多个小时。
二零零四年的下半年（记不清日期），我的身体不舒服，去了就没怎么做事，身边的学员就给狱警说了，就叫我去拿药吃，我说休息一下就好的，当时也没说，到了晚上张红艳就拿药给我吃，我不吃，恶人就叫房间里的3、4个人按着我灌，把我从床上整得滚到床下，还用皮鞋使劲踢我腰部下面这个地方，好几天腰都弯不下去，这件事情我也找过迫害法轮功的狱警孙艳萍。我休息了20多天才好点，警察就硬叫去出工。后来加大任务，一天从早上7点20出去，晚上10点左右才回来，没有星期天，时间太长了，我就主动找车间狱警马德秀讲，叫她早点带我们回去洗澡洗衣服，她说不行，我就每天下午6点之后不干活了，圣瑜及带班的狱警就来吼，我说你们都不讲理，他们就通知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甘明会来（记不清日期），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为什么不做事，我又给她讲了一遍，她不但不听而是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我说我想找教育科的人。过了一天教育科的王永发去了，我就把所发生的事讲了一遍，这里的狱警受过教育的还这样乱骂人，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还亲眼看见吴学英同修被硬拖出工，衣服都被拖烂了。有一天看见一个人背着她，后脑勺流了好多血来沾在头发上，在后来又看见她被罚站着晒太阳。
后来从广州转过来一些人就把广州那边怎么迫害法轮功的告诉狱警，狱警就从那边来的人中找包夹人员，我知道和我一个房间的广州人去包夹杨红艳同修，把杨红艳同修一个人包夹在一栋新修好的监房里，设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做转化基地的，回来后悄悄的和别人说狱警叫她不要说这事，听她说杨红艳已经被她们折磨得不行了，已经送去公安医院了，杨红艳同修就这样被迫害死了。后来监狱把我转到4中队去，身边安排了广州来的包夹人员，离开了法，人心就多，也是怕心促使我做了不该做的错事。后来我又被转到6中队，孙艳萍就说你可以常去转化基地，那里的狱警有甘明会、孙艳萍、吴贤娥等好几个，因那里已有被转化的几个法轮功学员，我也就经常去那里住上几天，和那里的同修讲我觉得这是错的。有一次（记不清日期），我到那个转化基地去了，中队就抄监，把一个人送给我的一副袖套抄拿走了，这副袖套是那种不足一寸的小布条镶打成的，说是罚我一个月的大卫生（就是打扫一层楼的走廊和一间集合或看电视的大房间），一回去那些人就说罚我一个月的大卫生，我说我不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那个转化基地，我就越觉得不对，我就和有几个同修写了声明作废。我就被转化基地的几个狱警气恨恨的一人揪一只手臂送我回6中队了，中队的马德秀圣瑜还有其他的狱警都恶狠狠的，叫我出去做奴工，我就说我要见监狱长，我就说你们要我去我就把你们做的事跟监狱的合作单位三五三七厂的人说清楚，因为他们是给这个厂加工，而我看见他们悄悄拖了那些材料来装了两三间屋子，把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那里面的东西要值几十万的，有的面料要值两三千块钱一捆，这是执法违法，我之前给我身边的学员讲过，她们是知道的，要成绩不敢说。我说我是为了做好人被迫害在这里，他们做的事我看得很清楚，我也好坏不分的助纣为虐吗？我不给这帮强盗做，马德秀先叫他们要硬拉我出工，后来不要我去了，一会甘明会来了，又跳又骂的，她就不停的打电话，立即叫身边的人跟我收东西，车子来了把东西给我放上去，几个狱警揪着把我拉上车送去七大队（是2006年春）
我去七大队中午一顿没吃饭，身边的夹控人员就给狱警王学英和喻红讲了，一会就叫收东西去场部医院，王学英和喻红就来了，我说好好的去医院做什么，她俩说你不吃饭，我说就一顿没吃，下午打饭吃不就行了，我不去医院，王学英说就得去医院，走到大门口的一个面包车那里，身边的一个包夹人员说，你看大队长（蔡红星）笑，笑的样子是要整人的表情，我知道他们要对付我的，他来开车送我去医院，我说一顿没吃，也没说绝食不吃饭，去医院做什么，他说你去医院吃。到了场部就叫我去一间办公室，和帅医生等两三个人在里面，帅医生就和我说话，一会就叫一个人把门给关上，我感觉是有点不对劲，等一会就把门开了，叫我进医院的一间病房，有个他们喊严管教的来了说把锁拿来把门锁上，她一看门扣坏了，就说你们不许出这道门，还叫隔壁病房的人别和我说话，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你来之前是法轮功学员曲静在这里，她就被锁着不让出来，她走了你就来，她走的时候把锁有意扭坏的，要不然你就够呛了，锁着管教不来开，你们几个上厕所都在里面，走的那个法轮功就是这样被锁的，还说这间是为法轮功准备的。我和三个包夹人员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回到七队就叫我和蔬菜队的种菜山坡挖地，我就不劳动，带班狱警李德先大吵大嚷的吵过不停，后来就叫唐丽红和周青来做我的工作，把我带到七队外面的办公室，（记不清日期）蔡红星和这两个狱警把我按扑在地上用手铐把手反铐在背上，过了好一阵才打开，后来这两个狱警和两个包夹轮流的读邪党的那些坏东西，我不听，两个狱警就经常轮流的吼一顿，这样搞了一段时间，就叫我跟着山坡采茶，早出晚归。我还被徐如敏狱警罚站着晒了一天太阳，一动就吼，把我晒得头晕眼花。后来又是向玉英、冯文慈、陶琳雪和徐狱警在做转化，由于法学得不扎实，各种人心就多，还是促使我做错了走了弯路。
我就去伙房做半天的事，下午就自己安排，身边也是不离人的跟着，还是不让和法轮功学员说话，一说话身边的人就说，狱警叫我们这样做的，要不然我的成绩就被扣，他们就用这种株连的办法对付我。在伙房时间长了就了解到监狱是利用犯人找钱不说，还从犯人身上榨取钱，里面的东西卖得很贵，听着那些人都说再贵也得买，这是唯一的地方，家里送的钱没买什么就没有了。我了解到伙房是每年要给下任务，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完不成任务也与减刑成绩挂钩的。我就和那个新调来的王大队长讲了一些事，后来就不要我去伙房，（记不清日期）把我强行调去二中队，几乎全大队的狱警都出动了，我说你们评什么理由要调，他们是不讲什么理由，王学英狱警说这是决定，就叫二中队的几个人把我抬去二中队，当时三中队的男狱警曾队长还拿着相机一路上照相，到了监房了还在照相，王学英就在那里吼了一阵才走了。到我要回家前两个星期吧，那个帅医生就对我说你出去之后你不要和法轮功的人接触，要去公安局举报等，出狱那天要由帅医生签字才放人，还要去政府登记才回家。
母亲遭受的迫害
我的妈妈叫施支容，今年六十岁，是一九九八年得法的，得法前身体有好几种病，有肾炎，严重的妇科病，特别是小腹下有一条斜着象筷子粗的东西，手脚麻木，高血压，肉和猪油都不敢吃，这些病都是没离药的，脾气也不好，有谁惹到她，她立即就要找人家说个清楚，不管这人有好凶她都不怕。学法以后就变了一个人，脾气变好了，没有再骂人了，身上的病随着学法炼功就好了。
妈妈和我都被绑架迫害，和我一起到羊艾七队，她被送到五大队迫害做奴工，上茶山采茶，监狱逼着她挑粪，身体就越不好了，高血压犯了，手脚麻木没有什么感觉，前后一个追着，慢了就两个都骂，她说有一次挑粪，因为有高血压脚麻木踩不实，连人和挑的粪摔到沟里，全身都是粪。还有叫她挑开水，脚麻得走路都怕摔着，半挑水都挑不动，挑不动也逼着挑，还在宝石厂打扫卫生。身边的包夹不让和法轮功学员讲话，身体也不舒服，又被恶警折腾，在放不下的各种人心怕心的驱使下走了弯路。
回来没有及时学法，身体上的病就全都翻了，在幼儿园搞生活，肉和猪油都不能吃了，脸上是皮包骨，一天几种病的药不停的吃，有时吃了这种就忘记那种，真是搞得晕头转向。我说你还是要回来学法，你学法才会好的，就这样又回到正法中，身体就看着改变越来越好，自己身体就是见证，就要告诉别人，讲真相救人，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下午就出去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仁怀市苍龙派出所张韬一伙绑架。
我去610几次要人，后来看守所的成小莉狱警打电话给我兄弟说我妈妈的血压高，有个从里面出来的告诉我，说我妈妈的血压220降不下来，我去找成小莉问，她说我妈妈想取保，因为里面有个同修家属去遵义找人，请吃饭啊！硬花费了大概三万多元才出来，而且同修家被恶警抄了，抄出的钱和密码箱等拿走，家属承受的痛苦可以想象，为了年迈的老人承受了痛苦还得给邪恶输血才放人。我想这本身是迫害，不能给邪恶输血助长邪恶这种行为，我们的资源是用来救人的。我去找国保队长彭兴利，非法办案的曹廷和王律他们不放人不说，还不让说话，一说话他们就照相录音，又找政法委的杜贵林，检察院公诉科长杨存勤，我也写真相信给公检法送去。
他们还是要非法庭审，我又请律师从法律上讲真相让公检法的执法人员认识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到庭审那天，法院不让一个亲属参加，（在之前我的律师就问亲属参加要什么，审判长蔡波说用身份证就可以参加，）我要进去那里的人说要票，去问法院的人说找国保要，正好遇到曹廷和王律，问他们都说那是法院的事，百般阻挡不让参加，还拉了一车警察来，派人跟踪我和我的亲属们，仁怀市法院参加的审判长蔡波，胡富福，母泽坤，王明远等非法庭审，参加的都是政法部门的，而且是不着装穿百姓衣服的，这政法部门的人不穿工作服，这本身就不对呀！穿着百姓衣服代表什么，代表得了亲属吗，法律公正还怕谁听吗？这证明不公正见不得人吗！真是邪党的流氓手段，对善良民众的迫害，践踏人权无视法律，还是对我妈妈非法判了三年刑，我妈妈又上诉，被打回维持原判，要被送走的头两天去见到我妈妈，我问她上诉的事情，她说里面的人看了告诉她说的律师辩护有罪，她一气之下撕丢了。请的律师还有辩护词在，我还给法院送去了的，怎么歪曲事实，真是荒唐至极。
我妈妈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市羊艾女子监狱的四监区，我去跑了两次都没见着，第一次去问说是要身份证可以见，我又没带就不让见，第二次是监狱的狱警打电话给我弟说给我妈妈要点冷天穿的衣服，我兄弟忙得走不开，我又买好衣服给送去，里面的一个姓王的狱警出来问我，你还学法轮功吗？我说身心受益怎么不学，给她讲大法好。她说你妈妈现在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讲了一阵我说你把衣服给我妈妈带进去吧，她说要问问领导，她就到屋子里去打电话，说了好一阵出来说不准带，我说你们叫送衣服，送来了你们又不收，是有意这样整人的吗？第三次是我兄弟打证明和我一起去的，去了还要去场部教育科盖章同意才能见，那个狱警给我兄弟说不让我见，我也跟兄弟一块进去了，兄弟和妈妈说了一阵就把接见电话给我和妈妈说话，才说上两句就被狱警挂断了不让说，我妈妈的状态不好，神情感觉不象以前，而且说的都是邪党灌输的东西，我看着她的这种状态很难过，而且她的血压一直都高，那里面就让她吃药。就在四月份我问兄弟要去看妈妈不，兄弟说那里的狱警在电话里还发火说不要我去见我妈妈，这不是不正常吗？天下没有谁提出不让子女关心老人的。这害人不浅啊！我的同修妈妈什么时候才回到正法中来，时间不等人啊！为她担心难过。
弟弟遭受的迫害
我兄弟赵刚子在看守所关押七个月，被送去劳教所，去就被恶警带去禁闭室把衣服脱光了关一天一夜的紧闭，他还知道有的同修被关一个星期的，还有被关在里面对着200瓦灯泡坐，眼皮被灯泡烤干了，睁着就闭不着了。后来就叫他做奴工，做现在学生读的书和织毛衣等奴工，直到回家。
父亲遭受的迫害
我同修爸爸叫赵运烈，今年六十三岁，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得法的，得法前全身是病，没有精神，四肢无力，瞌睡多，汗多，腰痛，坐骨神经痛，大便次数多，头晕等症状，我给他请的《转法轮》，他开始没放在心上就没看，他又犯病了很严重，才想起我给他的大法书，每天一两讲的看，把书看完了病痛就减轻了，通过炼功，就把吃了十六年的药罐子扔了，学法前嗜好的烟酒戒掉了。
九九年七月开始，中国大陆红色恐怖，中共江氏集团疯狂的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我们地区也到处非法抄收大法书籍。记不清日期，我爸爸被仁怀市公安局赵跃带领派出所7、8个恶警抢走了师父法像，大法书籍，师父讲法录音带，炼功带和收录机，并被绑架到公安局关押了两天才放回家的，还有茅台镇派出所的去骚扰了好几次，一次去2、3个但不知名字。二零零一年二月全家都搬到城里住，十一月十五日早上公安局王宗良、胡老三，派出所汪方明和居委会陈邦霞等几个恶警闯入租住处，也没出示什么证件，就象土匪一样翻箱倒柜的找，我弟媳生小孩才回来还昏迷不醒的，他们都叫她起来，起不来就把她抬到外面沙发上，床抬翻转了找，并且把我爸爸绑架到公安局晚上才放回。过了两天王宗良和胡老三把我爸爸绑架去公安局，公安局副局长罗欣签字送进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被脱光了衣服用冷水冲，做下蹲，猛锤胸部和背部等。在看守所里吃的洋芋都生芽了，上面还有泥和芽在上面，好一点的衣服和被子都被牢头拿去了，在看守所40天后被绑架去贵阳市中八劳教所迫害，车子已经到了遵义枫香镇才拿了一张劳教两年的通知书，在三大队做奴工，打鞋帮，穿彩灯，磨宝石，脱宝石，打扫卫生，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有时还要加班。有两次邪恶李大队长和一中队队长怀疑炼功，李大队长和中队两个队长把我爸爸捆起来，他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毛巾堵住嘴不让喊。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爸才回到家，出来还不知家在哪里，因为租住的房东都被恶警经常盘问骚扰，经常搬家，恶人把我们家作为重控人员，安排人悄悄的跟踪，610的恶警经常上门骚扰，家里人都被搞怕了，无法正常生活，二零零五年的五月初三早上，在送孙女上幼儿园走出不远就被综治办的赵利春拦住要他去派出所，不去就跟着后面边走边给仁怀市政法委的杜贵林打电话，一会杜贵林就带了十几个派出所的恶警开着几个警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拉上警车到派出所，又被绑架到遵义红花岗区党校洗脑班迫害，安排这里的镇干部冯弟华和余吉学包夹，不允许走出房间，不允许和同修说话。去没几天身体就不舒服，经常咳嗽，而且越来越厉害，渐渐的走路都吃力了，头晕，有时晕倒了，搞了十几天才去市医院检查是肺结核症状，恶警才把他送回家，回来悄悄的学法炼功就慢慢的好了，又过了半年去医院检查一切正常。大概二零零九年国保人员彭向东拿一张白纸骗我爸爸叫他签字，不知他要做什么，我爸爸就签了。
儿子的遭遇
我回来看见十一岁的儿子就象七、八岁的样子瘦得皮包骨，从小活泼调皮的变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问他我没在你怎么过的，他哭诉着所承受的痛苦和心里创伤，特别是生病了一天两天的没吃饭没人管，衣服被雨淋湿透了没干又接着穿，在这几年中承受着各方面的心灵创伤。还有我弟媳和我谈过那几年她吃苦受难的事也是边说边哭，我们这样的一家人，学法炼功做好人的被迫害在黑窝受罪，家里大人小孩在外面吃尽苦头。
我把我们一家所遭受的经历写出来，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真面目，脱离中共的邪党组织，奉劝所有被邪党蒙蔽毒害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世人，不要在为这个中共邪灵卖命当殉葬品，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