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武汉女子监狱逼做奴工的日子
被强制拆纱整整十八天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从看守所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刚开始在入监队，每天要做十几小时至近二十个小时的奴工。在入监队，我碰到武汉法轮功学员刘佑清，当时她在入监队已关押半年了，我看到她人瘦的都脱了形。她不妥协坚持信仰，狱警想方设法折磨她。
监狱里有纺织车间和织布车间，把废纱头拆成纱后从新再纺，纱头灰很大，每天拆完纱脸、鼻子、头发和眉毛全是灰。由于监狱卫生环境极差，得肺病的最多。监狱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接触。每天我看到刘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拆纱，从早到晚就在那里拆，每天到晚上我们干完活去睡觉，早晨五点多起床，还看她在那拆，半夜她拆不完，就让她“挖墙”（一种非法的刑罚：人离墙三步远，头顶墙壁）。
刘佑清已年过半百，这种折磨对她是难以承受的，每次都是哭着在痛苦中煎熬着，然后继续的拆纱。上十天后我下队了，刘佑清一直在那拆。下队后我一直很挂念她，终于从一位从入监队下来的服刑人员那打听到了一点情况，她说：刘佑清整整拆了十八天的纱，狱警一天都没让她上床睡觉，我可是一天天帮她数着的，整整十八天啊，真是可怜啦。
没日没夜的干也干不完
二零零一年，我和荆州法轮功学员陈静江被劫持在武汉女子监狱老残队。顾名思义，老残队关押的都是些年老的、病重的、精神有问题的以及残疾的犯人。尽管是些老残人员，但奴役劳动并不轻。奴工活品种花样繁多，一旦完不成任务就要遭惩罚，如有时被吊起来示众，以此警示其他犯人。
老残队利用奴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就更加残酷。学员每天被逼做上十个小时的加工活。记得在二零零二年某月，我和陈静江因传递经文被发现，老残队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队长丁玲丽（音）和一帮警察把我们俩分别叫到办公室进行哄诈和威胁，想让我俩说出对方，并交出经文的来源。我俩都不配合，一个字没说，气急败坏的丁某罚我俩一天做三天的活。
那时正在做挂在圣诞树上的彩灯，属于出口产品，听说远销好多国家。我们被罚的活是拉灯线边子――把挂灯泡的电线拉直再扎成把子。此活很费劲，很伤手，做的量又大，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我和陈静江没日没夜的干也干不完。当时我的双手全都是血泡，大拇指的指甲壳和指甲肉裂开了，鲜血直流。血肉模糊钻心的疼痛。即使这样狱警也不许我停下手上的活。我只好用一块纱布（是平时做的加工活拆纱的脏布）把手指缠住继续做。有一位犯人头子心不忍跟警察讲，说我那双手伤的看不得，警察照样要我做。后来负责包夹的犯人有时偷偷帮着做一些。
陈静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做也做不完。警察就不许她睡觉，通宵达旦的做。后来他们为了把我俩分开，把我调到另一个队，以后我就没有陈静江的消息了，不知道她做这种苦役到什么时候。
“以后也不可能有人能做这么多”
在武汉女子监狱我碰到了彭燕。彭燕从看守所到监狱，睡过死人床，被吊被铐，关禁闭等，二十三岁的她经历了种种磨难，也遭受了残酷的奴工迫害，以下是彭燕对我的述说：
二零零二年，我在武汉女子监狱喷织中队。当时正值监狱做彩灯，于是警察张彩虹、程菊辉就安排我做加工活。说和犯人一样，犯人做多少我就得做多少。而实际上我比犯人做的多得多。犯人们都是要进车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病号没进。进车间的回来后，仅做极少的加工活，而不进车间的则必须做全部任务的加工活。对未进车间的病号，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但要求我做全部。
开始时，要我拉灯线边子，每天要做4800个头。第一天我就因为无法完成就不让我睡觉。管教警察让包夹盯着我，但不准他们帮我做。我一直做到天快亮时才完成。可是随后就涨到5700个，再后来到6400个。旁边的包夹看我做的艰难，任务又太重，就教我做，不久我就能很快的做完。后来才知道，监号内没有其他人做完过全部任务的。最后我一天能拉7200个头子。
如果中午能休息一下，做事效率就高些，晚上九、十点就可休息。但管教不让睡。有几次中午休息，被当班的管教责骂。管教让包夹看着不许我再睡。中午不睡会，我精力不支，手变的很慢，就无法完成那么重的活。
这期间，我还被要求穿灯泡，每天6袋，打包每天40个，手指都被打肿，手无法握紧。而这些都在我能很好的完成后，就换成别的奴工或追加任务。监狱利用不停加码的劳动来迫害我。
一个管教说，象彭燕这样，一天能拉这么多头子，在监狱还是第一个，以后也不可能有人能做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