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我之前去北京的本单位同修被绑架回来,所以当晚上我一踏进家门,车间书记及工段长等人就将我强行关进单位招待所,并派一人监视居住一晚,第二天本单位保卫科科长尹少华和派出所所长唐泽民(已遭恶报出车祸死亡),就把我强行送进了江夏区五里界洗脑班,非法扣掉我的一千元奖金,作为我在洗脑班的生活费。
在洗脑班里,我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因为修大法没有错,他们知法犯法才是大错, 在洗脑班过了一个新年,年后我正念走脱,出来后我无处可去,流离失所半年,于七月份回到家中,后去单位要求上班,并找车间主任唐明耀和邪党委书记王正中(已遭恶报患癌症死亡)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没有违法,可是他们不仅不让我上班,还配合邪恶六一零监视我,跟踪我,并从经济上一直克扣着我的工资。试图想从精神上、肉体上和经济上三方面来迫害我。
被绑架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二月四日,我走到离家不远处,被监控我的派出所恶警钱某某大吼一声:“站住!”然后他带着吴恒友等人冲上去围住我大吼大叫,并从我身上搜去一条“法轮大法好”横幅。他们这是知法犯法,却认为找到了罪证,叫我单位保卫科的四人将我强行抬进派出所,紧接着单位保安人员和派出所警察象土匪一样踢开我家的门,非法抄家,把有关大法的东西全部抢走了。我是单身居住,住的是平房,恶徒们抄完家后,就将门敞着,连门也不关。
他们将我劫持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上次将我关在洗脑班过大年,这次又是在看守所过大年,年迈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无心吃年饭,他们了解法轮功,也相信自己女儿没有错,可是面对邪恶迫害,无处申冤,无人理解,甚至还要承受一些不明真相世人的歧视和冷言冷语。
大年后,看守所对我进行严管迫害,恶警张某每天逼我背监规,我告诉她我不是罪犯,不背。于是张某恶毒的逼我面壁罚站,要站正,手脚不准动,用监视器监视着,一站就是二十四小时,那时冬天很冷,别人都睡觉,我却一直被罚站,稍有动换,恶警就对着监视器说:“站好。”
犯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也很喜欢炼大法的人。我刚入狱时候,有犯人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然后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好象得了宝似的。所以当我被迫害罚站的时候,她们心里也很难过。虽然她们犯了罪,可是良知未泯,知道善恶好坏。有个女孩说:“张管教现在下班了,你别站了,她上班你再站。”
恶警对我每隔一天就罚站,一站就是二十四小时,脚站肿了,骨头站疼了。站了八天八夜后。恶警张某把铁门打开,带着一副手铐进来了,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犯人们都害怕的不得了,知道又有新花样了。张某问我背不背监规, 我说不背,她恶狠狠的把我双手向后铐在铁杆上,然后把旁边的一块抹布塞进我的嘴里,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拿掉了,气冲冲的走了。过一会,管教队长来了,队长说:“你真厉害,每天都看你在这站着,张管教天天上班,你总得让她有点成绩呀。”我说:“我又没犯法,做好人有什么错。”队长说:“神经病。”说完便走了。我被铐在铁栏杆上,手不能动,脚站着,象钉钉子一样,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没下过铁铐,第三天上午,所长来了,所长说:“她为什么上铐子?”有人说:“她不背监规。”所长说:“那你就背呀。”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又没犯法。”所长推卸责任的说:“你没犯法,那是你们当地的事,到这里来了,就得遵守我们这里的规定,你学法轮功做好人,让人家喂饭吃,你给别人添麻烦,你是好人吗? ”有犯人说:“她都两天没吃饭了。”所长说:“那你们就劝她好好吃,只要她一吃饭,你们就报告,我马上叫人来下铐子。”吃午饭时,犯人中一位老婆婆端来饭喂我,我不吃,她说:“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呀。”我看着善良的老人,勉强吃了几口,这时有个犯人马上去报告,来了一个管教给我下了铐子,第二天恶警张来了,气愤地问:“谁下的铐子?”有人说:“是所长下的。”“你背不背监规?”我说不背,张又把我铐在了铁栏杆上,铐了三天没吃没喝。
被非法劳教
后来,江夏区“六一零”将我非法劳教,劳教所检查出我心脏有问题,拒收,江夏区“六一零”只好通知单位把我接回去。不久单位以我炼法轮功为由将我非法开除。
单位保卫科人员吴来和车间劳资员送除名文件到我家时,被我拒之门外,他们把除名文件放在门上便走了。吴来打电话谎报派出所说我家有人聚会,不一会儿,派出所全体警察开车来了,将我住处包围,一人爬到门上,从窗户看说她一个人在家,一个爬到后窗台上。我拒不开门,坐在家里,派出所警察将门踢开,一拥而上,又将我绑架到看守所。当时中午,很多邻居都在看着,有人说:“又没做坏事,现在的警察真是土匪呀。”紧接着又是抄家。这时,江夏区公安分局一科科长王国良也赶到派出所,他了解没人聚会便走了。恶警吴恒友开了一张非法拘留证,叫我单位保卫科吴莉来看守我,他们就吃晚饭去了。我觉得我应该走,不理会吴莉的阻拦,坚决离开,走脱了。然而天地茫茫,无处可去,就在山林里过了一夜。
二零零三年底,当地派出所因邪党要开十六大,想绑架我去洗脑班,因找不到我,乌龙泉派出所警察就突然包围了我父母家,所长某带着人闯进父母家门就问我在不在,便强行进各房间搜查,当时弟弟、弟媳、妹妹都在家,弟媳说:“这是我的房间,不许进去!”弟弟气愤地说:“你们懂不懂基本的法律知识,你们知法犯法。”爸爸说:“你们凭什么搜我的家,上次吴来说她家有人聚会你们去抓她,这次又跑到我这为抓她,她犯什么法,你们要搜拿出搜捕证来。”郭某自知理亏,便谎称去拿搜捕证,退出去了,在家外守着,后来郭骗来我舅舅,舅舅进门后,吴恒友说:“就这房间没看。”舅舅推开门,没人,警察只好走了。
派出所和六一零恶徒为了把我弄进洗脑班,到处搜寻我。一晚,我和同修小苏在打工的住处被绑架。两男警和一女警声称检查身份证,认出了我。我说:“炼法轮功没有错。”话没说完,矮胖恶警吼叫着抓起桌子上的烧水的“热得快”,猛的朝我嘴上打来,当时我鲜血直涌,拿毛巾都捂不住,紧接着他抬脚向我的命门穴狠踢。他们将我们绑架到五里界洗脑班。
被绑架到五里界洗脑班
五里界洗脑班通知我单位派人来看守,这回单位派的是马燕、张忠琴两人。我的嘴肿得厉害,要求处理警察绑架、打人,绝食反迫害,身体一下子瘦了很多。到洗脑班第九天的早上,他们把我架到纸纺人民医院强行灌食,洗脑班三个男的(法院高某某,六一零政法委易楚钧信访办祝某某)分别按住我的头和手,三个女的(刑警队的,乌龙泉矿的马燕、张忠瑟) 按住我的腿,然后插管子,往里灌食,灌完后管子没拔下来,又把我双手双脚捆住打针,医生李某(洗脑班有人喊他兽医),气汹汹的说:“她最顽固,她不吃饭就不给她拔管子。”
我八天才吃了一顿饭,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很吓人,鼻孔也小,而管子很粗,管子在鼻腔里很难受,时间长了,就更难拔出来了,恶医李某来拔时,她双手握住管子,使了好大劲往外扯,根本不管我的死活,疼得我死去活来,如果不是因为炼法轮功,一般人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个痛苦的,可能早就被折磨死了。
我又被送回洗脑班。不久在外地学习迫害法轮功经验的坏人回来了,开始对我们四个不“转化”的学员进行迫害。我被带到一房间,里面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地上画一个圆圈,让我站在圈里,不准出来,一直站着,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不准坐下,他们轮流派人看守,还有人不时来吼叫,目的是不让我休息,从精神和肉体上拖垮我。两天后,我实在坚持不住,被迫违心“转化”。出来后,我写了严正声明,我要坚修大法。
被绑架到杨园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当时我以开麻木维生,一天,派出所警察韩某到乌龙泉矿菜市场,将我骗到派出所,然后他们把我绑架到武汉市杨园洗脑班。
在杨园洗脑班,几个邪悟者整天围着我,不断给我灌输歪理邪说,逼我相信某教。我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加上生活艰辛,学法少,炼功少,法理不清楚,加上想恢复工作,又一次被迫放弃了大法。
出来后,才知道他们骗了我,根本就不恢复我的工作。我没有钱,身体越来越差,加之洗脑班在我的饭食里放了药,导致我记忆力减退,视力明显下降。
我回想自己修大法时,身强体健,还不要我一分钱。我非常后悔放弃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