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救人
一、师父救了我全家
我曾有一个令常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丈夫是市检察院主任，我是一个工厂的会计，女儿聪明活泼，人见人爱。九二年的一天夜里，迷糊中被孩子闹醒了，开灯一看，把我吓坏了：女儿口歪眼斜，正在床上抽筋。从那以后，家里就笼罩着阴云。大小医院跑遍了，得不出结论。我在母亲的指导下，整天求神拜佛，大庙小庙烧香祷告，仍无济于事。渐渐的我精神恍惚，脾气暴躁，家务活也不想干，班也不想上，经常想一死了之。
有一天上班时碰到了单位炼法轮功的汪大姐。她吃惊的问我：“哎呀，我们厂的一枝花怎么蔫了呢？”我向她讲了我的情况。她劝我赶快炼法轮功，现场还教我盘腿打坐，并给我一些大法书籍让我带回家看看。
回到家，当我看完《转法轮》第一讲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就感觉小腹有东西在动似的；看完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时，整本《转法轮》全部变红了，看天空也是一片红。当晚干完家务活上床盘腿试试看（手还不会结印），我很清楚的看到我不知到了哪里，周围都是山，我从这座山一下跳到那座山，又从那座山跳到另一座山，不断的跳。衣服和发型都是古代的式样。当时非常吃惊，非常舒服。
后来接着看《法轮功》，那里面有许多师父的照片。当我看到一张师父侧面笑的照片时全身一震：这不就是十年前我在梦中见到的师父吗？师父慈祥的看着我，顿时，一股热流从头顶灌下来，通透全身。
八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两个中年男女，来家里对我说：师父要见我。我随他们来到一座大山间。山上巨大的石门打开了，山洞里面还有层层的门。在第二道门里，我看见一位身穿白色炼功服的高大中年男子，正在那打坐。我怕吵他，没敢吱声。梦醒后也不知怎么回事，但他的形像我记的清清楚楚。我认定这就是我的师父！十年后，我真的见到了师父，和梦中的一模一样！我好幸福好幸福。我那时坚信大法是神奇的！师父是神奇的！我将来也一定是神奇的！
九六年七月，我毅然走進了大法的门。从此，学法、背法、炼功、修心去执，我从未间断。有人打坐喊痛，我从不叫痛，一开始就双盘半小时、一小时、二小时……修心去执我觉的是应该的，该还的业债就得还。我不断加强学法，提高心性，不断改变自己。
我有一个优点：学法非常入心，每次学法时心里很纯净，而且无论多忙，每天二～三小时的学法时间雷打不动。这为我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渐渐的，我的身体变好了，脾气变好了。记的九六年下半年家里盖新房，隔壁也盖新房（稍早）。他家洗石灰的池子正挖在我家门口，用完了又不填，给我家施工带来很多不便。当我家用很多红砖把池子填好后，他们又来掏池子里的砖铺他们家门前的地面。若是从前，我一定会与他们大吵一通。但我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不和他们计较。
孩子不知不觉的病好了。家里也和美了。丈夫看到我和孩子的变化，也拜读了宝书《转法轮》。他也几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曾两次在办案时遇到车祸，别人都受伤了，他安然无恙。我对他说：“是李老师保护了你！”
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全家。
二、最初的反迫害
二零零零年春，邪恶把我们当地的三位主要辅导员拘留了。第二天，我找到一女辅导员，提出到市“610”要人。我们就组织了七个人，找到市“610”要他们放人，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我们师父是来度人的等等。他们不但不听，还把我们关進了看守所。在那里，我们七个人集体大声的背《转法轮》，背师父经文，背《洪吟》。他们嫌我们吵，打电话给我们当地政府，把我们接回家了。那时候我们的心在法上，邪恶无计可施。
几个月后他们说上面怕我们到北京去，又开车把我们七个人抓到本地敬老院办学习班。在那里，我们老给他们讲大法好，还打坐炼功。邪恶见我们不配合他们，气急败坏的把我们弄到花生地去扯草。
农历六月十七那天（正是我的生日）的太阳是我记事以来最毒的，地都快烤焦了。除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同修外，其余六个同修都去了。邪恶还找来六个打手看着我们，不准我们说话，不准我们歇气。附近同修知道后给我们送衣帽和水，都被打手们甩了。我给他们讲真相，叫他们不要迫害好人。他们却挥拳要打我。不知谁说你别打她，她是某某的夫人，邪恶才住手。
刚吃完午饭，邪恶就逼同修下地，把我留下来谈话。我抓住时机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教人向善，能保平安，祛病健身有奇效等等。那场面与其说是他们给我们办学习班，倒不如说是叫我们去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后来，他们好象被我的话打动了，频频点头。
不久，他们就把我和另一位女同修先放了（另五人第二天放的）。临走前，他们要我录像，我拒绝了。他们就叫我写个不炼功的保证，我也拒绝了。他们就央求我：“我们知道法轮功好。只是上面施压，我们也要工作要吃饭。你写个今后‘不聚会’、‘不上北京’的保证也行。”当时我错误的理解了慈悲和善，错误的认为不上北京在哪儿都能证实法。下午四点半我写下了“不聚会”、“不上北京”的保证。这给我的修炼留下了污点。
回家后，发现丈夫在检察院某人的怂恿下将家里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全烧了。女儿告诉我——爸爸说：“都四点半了，还不回来！”他就开始烧的。四点半，正是我写保证的时候！
后来，检察院那个叫丈夫烧书的人出车祸死了。丈夫突然得肝癌于二零零一年五月去世了。这次教训是惨痛的，我悟到：旧势力虎视眈眈，想尽一切办法毁人。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还要抓紧时间讲真相，与旧势力抢人。
三、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救人
丈夫去世不久，我的单位垮了，我只身一人到省城一家大医院打工。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悉心照顾每个病人，平和的给世人讲真相，让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貌。
一天夜里九点多钟，我就在病房里发资料。每间房有八张床，我每张床上发一份，走廊也选地方发放。整整一层楼我全发遍了。第二天早上，许多人在议论这事。在走廊里，我听见前面两个博士（医生）在赞叹：“法轮功可真神啊！”
二零零六年，女儿接我到深圳罗湖玩一下。那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我想：他们许多人不一定明白真相；可是要给他们讲很有难度，因为那里的小区都有一个总门，门上有大数码锁，除非打工的、或家属，外人很难進去。为了救这里的众生，我就在那里打工。平时与他们搞熟，再抽空到各小区里救人。
听女儿说这里有座梧桐山，每到双休日，有很多人去爬山休闲。我当时手头没资料，就买了两支很粗的油彩笔，在去梧桐山的路上沿途写标语。
后来，我联系上了一位同修，他给我提供资料。我每周五提前上梧桐山，把资料用皮筋绑在树枝上，或用石子压在路途各休息点的椅子上、石桌上。发正念加持，希望明天爬山的有缘人看到、得度。
二零零七年，我从外地打工回家，经同修介绍，让我到巴士上卖票。卖票是非常辛苦的，天天在一条线上单调的来来回回，风里雨里，颠簸吆喝，一日三餐难下肚，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我有点犹豫。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圆满得佛果 吃苦当成乐”（《洪吟》〈苦其心志〉）。我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是来助师正法的。吃苦对于大法弟子是一件好事。卖票能接触更多的世人，有利于救人。我毅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晚上炼功，早上学法，车停学法。每天无论多忙，我都提前起床，学法二～三小时再去上班。在车上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
一天早上，车上坐满了人。我问那些乘客：你们这么多人去哪里干什么呀？有人说：我们都是去社保局盖手印，得社保工资的。还有人说：沾××党的光，老百姓有生活费了。我就在心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清理这些人背后的邪灵乱鬼。我笑着问：“大姐，進社保你交了多少钱？”她说二万七千多块，都是打工的孩子给交的。我问她：你有多长的工龄？她说有三十年。我说：“我给你算个帐。你这年龄的人当年進单位每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后来每年加几元。加到一百来块就基本没加了，是不是？”她说是的。我让她算算这三十年拿到的总工资有二万七千多块吗。她一算说差远了。我说：“是啊，你这不是吃了鲫鱼吐鲤鱼吗？你这一辈子为共产党付出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回报？你还说沾它的光。你真正要感谢的是你的儿女！如果他们不给你钱，谁要你参保呢？”一车人包括司机都如梦方醒，议论纷纷。我乘机给他们讲真相。我说共产党很会耍花招，一边剥削老百姓，一边宣传它是大救星。我还讲邪党瞒报四川地震的消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地震、洪水、雪灾、瘟疫等都是上天给人的警示。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不当它的陪葬品。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保平安！这时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就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资料发给他们。不少人都明白了真相，表示回家好好看看资料。
每到月底，有许多中学生放月假，坐车回家或返校。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给学生讲真相，发资料。学生中毒很深，我先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找到其心理症结在哪，再对症下药，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讲四川地震及周围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保平安得福报的事。一来二去，有的很熟了，我越讲越广泛，越讲越深入，明显感到许多学生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还有的学生说：“法轮大法好！”
司机虽然都明白了真相，但由于怕心，不让我在车上讲。我就调整策略，小面积、单个的讲，智慧的讲。但总受约束，我想：这不是师父要的。我应该去救人，去抢人！在师父的安排下，去年我领到了社保工资，生活再没有后顾之忧了。于是我辞工了。
现在每天除了简单的生活之外，我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每天骑自行车，带着资料，发着正念，走村串寨，或贴或讲，自在如意。
与我地邻近的A镇，那里的学员出现不好的状态。针对这些情况，我与两个协调人多次和A镇同修交流，求师父加持，近距离发正念。有机会就给一些人发资料，讲真相；没机会讲真相的，一走一过中也把慈悲留给他。
今年七月中旬，我们一行三人又来到A镇最抵触大法的那条街讲真相。立即有人跑出来骂街，还有人扬言要报警，叫我们快滚。我按师父法中所说的去做：“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曼哈顿讲法》）“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他是巨大的能量体现。他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我们用慈悲的心态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真善忍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有好处，李洪志老师是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功现在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个人并不能代表大法，比如一个班的学生，有的考取本科，有的考取专科，有的什么也没考上。能拿没考上的学生来否定老师没教好吗？
外面发正念的同修示意我们快走，我们没有理会，下决心要把真相讲到位，把这里的场正过来。也许是我们的善念、真诚打动了他们，有一位中年妇女拿出椅子，请我们坐着讲，并要给我们倒茶。她还告诉其他人说：“我在外面经常听别人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也碰到过炼法轮功的，他们确实是大好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面对面讲了两个多小时，坚冰终于融化了，同时维护了大法的尊严。虽然我们饿着肚子，全身汗透了，但内心很愉悦。
回来的路上，在外边发正念的同修说：“刚才有人给公安局打电话。警车也来了，上街转到下街，也没看到我们。”师父时刻保护着弟子们呢！
四、主动协调 整体提高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地情况变的很复杂，没有形成整体。我就找协调人切磋：师父要的是整体提高，救人力度要大。而我们几个人一天只退三、五十人。这怎么行？于是，我们就找回昔日同修，成立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有的还一起集体炼功。但在讲真相方面还不尽人意。我就带几个讲真相较好的同修到各点带同修出去讲。今天这个点，明天那个点。有同修遇到特难讲的，就找我们去帮着讲。同时给公检法司、政府官员、教师写真相信、寄资料。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圆容。
我们讲真相的范围越扩越大，渐渐发展到了邻县的B镇。那里比较闭塞，许多人连大法的基本真相都不知道。我就约了几个同修骑自行车结伴而行，早上去，黑了回。从我地到B镇，沿公路走往返有近百里路：如果進入路两边的村子，一次最少得走一百多里。我们一边讲真相，一边寻访当地同修。
二零一一年夏天，我和另三个同修一起到B镇同修家里住了四天，把当地同修走访一遍，并帮他们建起学法点，鼓励他们走出来。我还提出为他们提供一些资料。
师父早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惭愧的是我家的“小花”是前不久才开的。我暂时才学会做一些简单的，如周刊、小册子、传单之类的，象不干胶、光盘、护身符等，我就到城里或其他资料点去取，给B镇同修配齐。
回首我这十五年的修炼之路，由于层次的限制，对法领悟不深，有时还有些片面，是跟头把式的走过来的，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始终如一。也许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的这颗心，时时启悟我，有时还给我鼓励，让我看到了许多殊胜、美妙的东西（我是开着修的）。我觉的师父就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