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穷困的农村,小时候家乡常发大水。重灾年,房倒屋塌,吃糠咽菜,还跟父亲和哥哥要过饭,连过年都揭不开锅。邪党建政后,斗地主分田地,当时怀着感恩心情,说是邪党救了我们穷人。此后我更加努力拼搏,一九六零年加入邪党,外号叫“老革命”,自称“老布尔什维克”,就更加不信神。在邪党不断用谎言和无神论的灌输下,逐渐使我变成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记得念中学时,因家穷租不起房子,就住在庙里去念书,每天都跟老和尚辩论,说他们老迷信。文革期间,忠于毛魔,响应号召,扯旗造反,批斗“走资派”,“文攻武卫”拼杀在前,后被卸磨杀驴,转为批斗对象,当了替罪羊。后来发现,在文革中为邪党舍命拼杀的人都没好下场,而邪党永远都是“伟光正”。再回想亲身经历过的邪党历次运动,同样都是用这套谎言暴力耍流氓的惯用手法。此后我才初识邪党的恶毒本性。从此我看透人生,更加放纵自己,五毒俱全,又以酒色和争斗心显示心尤为严重。
文革后期社会上兴起气功热,在一九七九年因有多种疾病,我开始练某某功,挺感兴趣。紧接着出现了什么功等二十多种功法,我是来一个练一个,还跟人去庙上皈依当了居士。八十年代初我练道家功法不长时间,低层次上开了“天眼”,看到了体内和另外空间的真实变化,甚至看到了人的灵魂,还能彼此对话,真真切切,绝不是迷信。这时我才理解了深山里的老道和庙里老和尚能给人看事情,预知未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层次不同而已。
我和以往一起练过各种功法的“功友”组织成立一个“气功研究所”,经县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还刻了正规公章,目地是研究一下到底哪个功法好?再一个是象医疗所那样给人治病。我当时任“秘书长”,负责收集各派气功资料。人数发展到近三十人,频繁参加各种功事活动。为了证实不是幻想和假相,我们“气功所”十多个开了“天眼”的功友,搞实验。曾多次同时同地,或异地看同一件事,结果都证明了它的真实可靠性。
一九九四年春,听说法轮功要去大连讲法,因是头一次听说的新功法,所以决定大家都去听。插空我们先去了趟五台山等地,在各大寺庙里活动了近一个月。回来时大连法会刚开完,因此错过了一次重大机缘,我和所里的另几个人挺后悔。大约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早晨,见路旁一壮年面向太阳两臂抱轮,庄严挺拔,我很好奇。连忙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是在炼法轮功。于是我先简单了解一下功法,又跟人炼了两套动功,就急着回“气功所”宣扬了一番。当时还没有大法书,我是两头忙,既天天去炼法轮功,又参与原来各派功法活动。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不二法门问题,还以为都是祛病健身呢。
后来我们还观察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功效,远好于其它功法,对法轮功开始有了认同。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功效非常明显,特点是:神奇,快速,不用打针吃药,许多病人是绝处逢生。
大法也救了我,使我有了健康身体,改变了后天观念,修掉以前所有坏习惯,改恶从善,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随着学法修心不断提高,我知道了要实修自己,明白了人为何而生,生命意义何在?懂得了更高层次的法理,再不为人间世俗名利情而活了。
九九年七二零以前,国家体育总局调查统计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平均有效率达97.9%。民间效果比比皆是,我的直系亲属和同事几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能迅速恢复健康或相应延续生命,就足以说明他的神奇功效。我哥哥住农村患脉管炎,治疗几年也不好,脚背以下渐渐变黑,医院说得截肢。家产也卖了,无奈只好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没花钱就全好了。哥哥从农村家里来看我,下火车后又徒步二里多路到我家。先让我看腿脚,一切正常,确实是好利索了。九九年七月江魔头对法轮功迫害后,恶警逼他骂大法,很快旧病复发,疼的满炕翻滚,不久悲惨离世。
我的同事两个得乳腺癌的,一个得淋巴癌的,到了晚期扩散全身,做了三退,诚念大法好,几年过去了还都正常。当年我就是因为心肝肾肺关节有多种疾病,平日里离不开速效救心丸,才炼功的。修炼法轮功至今近二十年中,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连身体检查都不用去,走路爬坡一般年轻人都难跟上。
迫害发生后,原“气功所”多数人同情法轮功,但他们或出于原法门师傅干预,或出于怕心都没有加入大法,还劝我改修功法,我没有随波逐流。“气功所”近三十人中,只有我一人炼法轮功。不久“气功所”解散,我就全身心投入大法了。
大法使道德提升:修大法讲真善忍,做好人,行善事,修心断欲,处处为他人着想。当今乱世,人心逆变,贪欲横生。要人人都能以善为本,以德为先,处处为他人着想,有问题人人向内找自己,社会道德定会变好,时局也会安定。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前人大委员长对法轮功调查后作出评价,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大法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天上、人间和未来的一些天机。我真的万年有幸,最终选择对了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