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尊崇道义 扬善明德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因不肯附和秦桧的投降政策而遭贬，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非常惊奇。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勤奋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后来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造福天下的圣人。十九岁考中进士，当时主考官蔡兹曾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施惠于民
朱熹二十二岁时授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他以儒家伦理纲常教化民众。到任之初即“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和“游艺”，每斋设斋长一人，主持教务，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受教；积极搜集藏书，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他经常往来于泉州各地访友求贤，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此外，他奏请了免除赋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他还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元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宋史》）。
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时，到任后，正值当地旱灾，他实施有效措施赈济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事情结束后，朱熹上表请求按照规定的标准奖赏献粮救灾的人。他还经常到州郡的学校去，召集学生给他们讲学。宰相王淮拟调朱熹直秘阁，朱熹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王淮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朱熹待捐赈者得到奖励，才赴绍兴就职。朱熹就任后，去四方察访民情，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宋史》），辖区之内，秩序肃然。朱熹在赈济灾荒之余，还按照实际进行规划，一定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他创建的“社仓”，后来救助了无数灾民，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朱熹巡至台州境内，见台州灾情甚重，民不聊生，饥民纷纷背井离乡。经查明，这是由于太守唐仲友，因在荒年违法促限催税而造成的。朱熹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因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戚，王淮进行包庇，他想拉拢朱熹为其升职，遭其拒绝。朱熹连续上书六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的官职，他的这种不畏权贵的正气，受到了百姓的称颂。
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深得民心，他重农桑，轻赋敛，修水利，兴教化。他上奏《封事》，请朝廷“恤民”，“省赋”。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纲常破坏，百姓怨声载道，官场贪风盛行，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理想失落。朱熹弘扬道学，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劝化人们遵从天理。他就职于江西时，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按照圣贤的教导要求学生，“复先王礼义之教”，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并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他就职于湖南时，不顾政务繁忙，又重建了岳麓书院。政务之余给学生讲课，并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人们倡扬道德礼义，当地风俗由此大变。
直言敢谏
当时宋金关系紧张，金分兵四路南进，朱熹力主抗金。他上奏宋孝宗，提了三项建议：讲求格物致知之学；罢黜和议；任用贤能。他赶至临安，听到朝廷派人议和，强烈反对，在宋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宋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以期达到国富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宋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朱熹又面见元帅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后来，朱熹又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虽是耿直之言，宋孝宗看了很不高兴。朱熹却还是继续向宋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朱熹又借宋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五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宋孝宗“秉烛披阅，然其说”，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
但不久张浚被罢免，朱熹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上谏受阻，心中忧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指出了那些议和投降派的祸国殃民。
宋宁宗即位后，朱熹向宋宁宗谈“正心诚意”的意义，希望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土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希望宋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宋宁宗对此不满。不久，朱熹被撤去职务，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著书讲学。
孜孜治学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他认为人们必须要遵循天理，天理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理无所不在，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万物皆有理”，“理”存在于天地形成之先，是产生天、地、人、物的总根源。天理永恒不变，做人要维护伦理道德和纲常。他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他认为先天的善性人人皆有，都可以通过修为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刻印发行，这是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自南宋末年历经元、明、清三代，都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他所编辑和注释的《四书》，皆以“修己安民”为宗旨，阐明了在宇宙论背景下的儒家人生和社会哲学，亦成为儒家宣讲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朱熹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愿“圣人之道常在”，圣书是指“圣贤”之书，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
朱熹写了大量诗词，文笔秀正，深含哲理。如他写的著名诗作《观书有感二首》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学习有所提高才能活跃，避免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当“艨艟巨舰”因江水枯竭而搁浅的时候，多少人费尽力气推都是枉费，可是严冬过尽，春水方生，形势就一下改变了，从前推不动的“艨艟巨舰”，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亦比喻悟道时豁然贯通的自在快乐，和时机成熟时的畅通无阻。这两首诗描写的风景图卷，已经令人读后清新明快了，但一看题目，却是观书的感想，顿时这美的意境升华，与读书悟道融合在一起。他在《春日》中写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写“寻芳”所见所得，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而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此诗表面上写游春观感，其实也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所谓“寻芳”亦指求圣人之道，诗人这里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染万物的春风。
朱熹写了著名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朱子家训》阐述的为人处世之道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底蕴。
循循善诱
朱熹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他引荀子的话说：“古人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圣人”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朱熹认为，学者读书，是为了懂得做人的道理，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引导人成为自觉地恪守纲常道德的典范。他强调立志是做人的根本要求，“学者要立大志”，“直接要学做尧、舜”，即“才学便要做圣人”。可见他所说的教有定本，是“寻古人之意”和“求德业之实”的，也就是说，他提出的设课原则，是把明义理、重道德放在首位。
他教育学生们读书要精于思考，切己体察，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松懈；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持敬”，心态谦恭，始终如一；“持志”，要有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他写了《劝学诗》：“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勉励学生们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努力向学。
朱熹一生致力倡兴教育，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他任地方官时，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先后创办了考亭、白鹿洞、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他白天忙于政务，晚上给学生讲课，据他的学生所辑《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及邻郡数百里间，学子云集……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他平日教人，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他的学生所辑《朱子行状》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学难而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朱熹在交友上，“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田夫野老”，只要是有德者，都能视为知己，他的学生们说他“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畦町。”
朱熹一生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从不妄取不义之财。他自己曾说其日常生活常常是“豆饭藜羹”，家境一向贫寒，其斋舍无以避风雨，州官赵汝愚悯其清贫，欲为其盖房屋，他婉言谢绝说：“此是私家斋舍，不当烦官司。”赵汝愚说愿从自己的俸禄中取一二周济之，也被朱熹连连辞谢。朱熹安然处之，有的学生从远方来向他请教，他就用豆饭藜汤来招待，并和他们一起吃饭。
朱熹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把弘道扬善作为自己当然的责任。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沧桑百转的兴亡轮回中，先贤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和节操，凭着崇高的道德和气节，我们的民族才能够在风浪里拨开云雾，继续前行。他们的这种铁肩担道义的浩然正气鼓舞着后人：履行匡扶正义的天职，勇敢承担起维护真理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