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奴工呼救 我们就是证人
包装“已消毒”的筷子
 恶劣条件下包装的“卫生”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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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陆方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一九九八年被评为建设部优秀公务员。二零零一年九月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逮捕时任国家建设部勘察设计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
陆方说：“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我被北京门头沟分局的警察抓捕，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和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劳动教养一年半。”
“中共的所谓的劳动教养，就是通过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企图达到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期间，我们在被限制基本人身生理需求（剥夺睡眠、限制上厕所等）的情况下，几乎每天都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奴役劳动。”
“我曾经被迫每天完成包装八千双一次性筷子的定量。我记得通常每个人的定量大约在七千到一万之间，需要从早上七时一直干到晚上十时，期间只有吃饭的时候能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用来打饭、吃饭、洗碗、打扫卫生。记得只有少数比较手快的人才能完成定量，很多人根本完不成。只要有一个人完不成定量，其他的人都不能回去休息。即便每天都被迫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我们却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
陆方说：“每双筷子的包装纸上都印有‘已消毒’的字样，可是实际上包装现场的卫生情况极差。未包装的筷子完全裸露地堆放在地上，由于在调遣处或劳教所是不能随意上厕所的，即便允许去，也要等有几个人时一起去，而且有时间限制，很多人上完厕所都没有时间，也不给你时间洗手，便后不洗手包筷子是很正常的事。我记得到调遣处的一个多月之后，才允许我们洗了一次澡，不少人都因为恶劣的卫生状况得了疥疮，我也是在调遣处期间得的疥疮。得了疥疮的人，全身奇痒难忍，严重的脓包、脓水满身都是，由于没有机会洗手，只能用抓完疥疮的手继续包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再也不敢用街头的一次性筷子了。”
“天堂雨伞”不为人知的黑幕
 天堂牌雨伞，雨伞反面的银色就是有毒的那种银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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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旅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黄知娇，在大陆时曾因不放弃信仰三次被绑架，最后两次都被关押在老东岳看守所，并且被强制要求制作中国著名的天堂牌雨伞。
九九年中共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中，本该就职于国内一所著名美术学院当老师的黄知娇，被剥夺了上岗资格。二零零零年八月的一天晚上，杭州当地的上城区分局警察以普查人口的名义闯入她的家中，将其绑架到老东岳看守所。
黄知娇说：“这一次马三家的那封信，我真的特别的深有体会，因为我被关在里面的时候就做这种奴工。”
黄知娇说：“天堂牌的雨伞是防紫外线的，有一层银胶，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手掌要和伞面、就是和那个银胶部份去摩擦。因为要赶那个量，手掌真的是血迹斑斑的。那个银胶、那个毒液就渗到血液里面去，很痒很痛，一碰，人都要跳起来。一天要做五、六十把，最少做十五个小时，做得慢的话就会挨打，牢头拿那个针或剪刀来戳，脖子以下的部份她就随便戳了。”
黄知娇说：“在大陆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的，看守所利用免费的奴工，公司有商业利益，警察有奖金，牢头能减少坐牢的日子，这些利益相关者唯利是图，拼命压迫监狱里的人。一般情况下我每天要做五十多把伞，按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算，不吃不喝，每十八分钟就要做好一把伞。我第一次被关押时，杭州市上城区的恶警明知我是高度近视，六百度，在里面要做针线活，故意不把我的眼镜给我，我没有眼镜却要做针线活，难以保质保量，常常被牢头打骂。牢头心狠手辣，如果我的速度跟不上或者针线不好，她抬手就扇耳光，掐肉，或者拿针、拿剪刀戳，反正她手上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打。”
“有一个嫌疑犯，她跟我在同一个监牢，由于做奴工太苦，趁收工没人注意的时候，她把做雨伞的小剪刀塞进喉咙，吞下肚子。牢头不相信，使劲打她，手腕粗的竹棍子打断了，伞骨架子打歪了，头破血流的，在求死的决心下怎么打她都没掉一滴眼泪，后来警察过来命令她上下跳，跳到剪刀戳到了她的肚子，就让她蹲着，在蹲着的时候她哭着求饶了。在中共的统治下，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地方象人间地狱，那真是度日如年。可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比普通犯人还要痛苦几倍、数十倍乃至百倍。”
黄知娇表示，天堂牌雨伞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很高。为了利益，天堂牌雨伞签订了大量的订购合同，这些繁重的生产量就被看守所警察分派到各个监室，监狱的牢头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产量从而得到减刑机会，就卖力地欺压在押人员完成任务。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黄知娇曾代表公司到北京参加中国名牌展览，在那里她看到天堂雨伞也是一个中国名牌也在那里参展。痛苦的回忆一下子从她的脑海中被勾了起来。
她说：“我想起了那些犯人们曾跟我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出去，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揭露天堂牌伞的一些罪恶。’”
出口的“足球”和“中药”
 前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 |
曾在中国因为写信告诉朋友法轮功真相而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半，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前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揭露说，被监禁在天津茶淀的监狱时，曾遭受酷刑和奴役。在二零零一年的几个月里，曾被强迫手工缝制足球，据称是立即出口给韩国用于世界杯足球赛。几十片球皮要用锥子和细绳通过数百针眼缀拼成一个完整的足球，不仅手经常被锥子戳破流血，而且长期地用力勒线也使手指变形了。
何立志说：“二零零三年中国流行萨斯后，我们被全天限制在封闭的室内，监狱的宿舍频繁喷洒高浓度的过氧乙酸等消毒剂而又不能开窗户，酸雾的刺激令人几乎睁不开眼，喉咙发涩，加上入监后的酷刑迫害导致我的肺部受损，不能正常呼吸，酸雾更使我常常在窒息般的煎熬中挣扎。和我关在同一监室的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此期间一只眼睛几乎失明。那几个月外界不能和监狱接触，法轮功学员又被强迫在室内为出口韩国的艾灸条（一种中药）做包装。”
“我记得当时我们每天在这种环境下被强迫做八千到上万枚艾灸条的包装，完不成定额不让吃饭睡觉。这种东西和网上搜索到的‘韩国 出口|无烟自贴艾灸管|自贴艾段|无烟艾柱’照片看上去一模一样。”
中共罪恶的标志——“中国制造”的塑料花
 “中国制造”的塑料花 |
从中国广州移民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珍（Jane）介绍说：一束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花在多伦多商店的卖价是1.99 加币到9.99加币，没人知道这些塑料花到底在中国是怎样被造出来的。我在一九九九年被迫害前也不了解这一真相，直到一九九九年九月起作为在读研究生的我，被数次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最后被关到劳教所，被强制长时间做塑料花，才明白其来源。从那以后，中国制造的塑料花对我而言，再也没有了美的内涵，而是中共罪恶的标志。
珍说：“在看守所，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被强制剥夺了自由的我们坐在一直湿湿的水泥地板上，面前堆满了山一样高的塑料花原材料，天花板上二十四小时一直亮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的手就开始不断地搓花叶子，花蕊，花瓣，然后就飞快地在花枝上组装成成品花枝。每天工作长达十六 个小时，从小窗口递进来的是陈米煮成的米饭，上面永远是不变的几片冬瓜片或者是绿豆芽，看不见一丝油花，几乎每个被关进来的人都在第一个星期经历痛苦的便秘，每人都只能在规定的很短的时间上厕所，那种难受非言语能表。”
“有一天，看守所姓朱的所长凶神恶煞地走进来，指着我们法轮功学员就骂，当我们指出他所说的并非事实，他一脚踢中了我身边一位女学员的喉咙，这位女学员当场失声。我大声说，‘不许打人。’他说：‘你的嘴巴硬。我让你见识见识。’他当场命令几个男狱差拿来了十几斤重的脚镣，把我的一只脚和另一个女学员的脚铐在一起。我们必须同时移动才能行动。第二天警察来提审，这位学员也不得不和我一起出去。十几米 长的走廊，我们挪动了二十分钟才挪到提审室。看着我们艰难地挪动，来提审的警察脸上露出的是嘲弄的冷笑。十一年过去了，这一幕依然清晰存放在我的记忆中。”
珍最后表示：“我希望所有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早日获得自由，希望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能一起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3/1/7/1369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