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何以将子女推入虎口？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日，刘勇的母亲配合邯钢将刘勇送进保定第六医院。在那里，恶医们每天强迫刘勇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每次还要他张嘴检查是否将药咽下。参与迫害的恶医对刘勇说：“我们知道你没病，我们这么做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为了让刘勇达到精神病的状态，医院强行给刘勇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刘勇险些丧命。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三日，刘勇走出被囚禁了十二年的精神病院。河北保定第六医院明白真相的医护人员发出正义之声：“刘勇根本没有精神病，身体一直很好，每天也就是打坐炼功，还帮助别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得到全医院公认的好人。”
然而仅仅两个月，刘勇的母亲竟然再次将刘勇推入精神病院。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怎么能忍心将自己的儿子送入虎口？她本人是不是精神病？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母亲身上，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可是，在对法轮功十四年的迫害中，这样的事例却有许多。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十四所法轮功学员张玉龙，二零零一年从江苏方强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又被劫持到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十四所“六一零”打手张长爱等人对张玉龙父母多次恐吓，强迫其在迫害书上签字。其母因极端恐惧，不许张玉龙在家学法炼功，只要发现，就主动联系当地派出所，导致张玉龙一次又一次被送进南京脑科医院迫害，至今陆续遭南京脑科医院迫害已十多年。
第一军医大学原副政委崔宏沈，卖力迫害法轮功，曾亲自将女儿送劳教，强迫其“转化”。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山东青岛平度市云山镇长岭村法轮功学员李京东被迫害致死。而李京东早已离婚的妻子得知儿子李兴刚也修炼法轮功，便找上门来强迫儿子放弃信仰。儿子不从，她就伙同李兴刚的姨妈强行将他送到莱西精神病医院迫害，并用李兴刚打工一年的工钱作费用。
读着这样的案例，人们的身心有一种被噬咬的感觉。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又说：父爱大如山。谁人不知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亲情！可是在现今的中国，怎么会出现如此违背人伦的事？我们如果把这样的罪恶和中共恶党的独裁联系起来，会发现这样的罪恶出现在恶党统治时期又是必然的。其实，这样的罪恶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多次发生过。我们看两个事例。
据香港媒体报导，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才十三岁，可是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他戴着铁制高帽子，帽子重，只好用两只手吃力地托着。他的母亲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也被迫举手，跟着大家喊口号。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着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了家。妈妈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妈妈，我饿。他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告密去了。习近平知道后，只好饿着肚子又跑进了雨夜。
《九评共产党》还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以习近平的身世和周恩来的身份，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父母将子女投入虎口的事情该有多普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泯灭人性的事？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共是六亲不认的。任何一个人，官位尊贵也好，身处卑微也罢，在需要表明立场时，都必须无条件的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中共的党性主宰了一切，而人与生俱来的人性、人伦、人情在与中共党性发生冲突时，都必须自行割裂，哪怕那是最纯真、最天然的母子、父女之情，也概莫能外。当然，亲情割裂了，子女就落到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共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对这些父母亲来说，割裂了与子女的关系就等于完全放手让中共处置。而对于自己的子女该不该被处置，他们一点表达的权利都没有，一切由党说了算。
中共的罪恶超出世人想象之极限，由此可见。这是中共统治下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然而文革过去二十多年后，这样的罪恶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又大面积的出现了。从人情上讲，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的、最伟大的；从人性上讲，无论是自私还是无私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子女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有风替子女挡着，有雨替子女遮着；从人伦上讲，长幼有序，父母理应为子女承担一切。即使子女做错了事，父母也会揽在自己身上。可是中共却用谎言和暴政把人最圣洁的人伦、人性、人情扭曲。中共邪党是想把中国人民的父母都蜕变为兽类。
作为父母不能正面认识自己的子女，却听任一个邪恶政党的谎言，将自己的子女投入虎口，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