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丹东市王雪梅自述一家人遭受的迫害
关于王雪梅与妹妹二零一二年五月被绑架劳教的遭遇，请见明慧网文章“王雪梅第二次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经历”。以下是王雪梅女士诉述她本人，她妹妹王雪洁与父母在这次被绑架迫害之前的遭遇：
一九九六年五月，来城里打工的妹妹王雪洁有病，在医院开的许多西药吃了不好使；又改中药，几个中药大夫的方子，都不好使，在城里打工几年挣点钱都花光了。在走投无路时，经人介绍开始学炼法轮功。第一天炼功后，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天亮时好了，听人说：这是净化身体，有一本《转法轮》的书都写着呢，你看看就明白了。妹妹请回来一本《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功，折腾她近半年的病从此不翼而飞。妈妈李秀琴得肺心病几十年了，当时已卧床不起，随时有生命危险，看到王雪洁炼功病好了，她也动心了，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刚炼几天，她自己就能下地上厕所了，并说自己有劲了，腿也不软了。
这些，学医的我都看在眼里，感到很神奇，我抱着想要试试的心态，也于九六年开始看法轮功的书、学炼功。炼功之前，我曾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风湿病（长年服用抗风湿的药物）、脑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之婚姻的变故，孩子小，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情绪一度很悲观。炼功后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工作中任劳任怨，生活中也有了乐趣。
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看到了我的变化，纷纷开始修炼法轮功。可九九年七月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家庭里一片祥和的气氛开始不得安宁。
一、我被迫害的经历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大连和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的被非法抓捕、关押、绑架、殴打。我一家人也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为了叫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去大连和北京上访，路上遭到多次非法盘查、搜身等。
（1）第一次去北京遭受的迫害
北京下车后，我们想找个旅店尽快安置下来歇一会。此时的北京处于紧张的状态，我们去的每一家旅店都要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是，旅店就不让住，一直找到晚上十一点才找到一个。这个旅店退了后，就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旅店，被迫就在山上、公园、护城河岸边、地下的过道、屋檐下等处过夜。即使在这些地方住宿，晚上也时常遭到警察等夜间巡逻的驱赶、询问、抓捕、绑架。最后我们不得不住到了山上的树林里，吃的是每天一顿的馒头和咸菜，喝的是自来水或山水。白天在一起的人，晚上可能就被绑架了，上午还见到的人，下午可能就不见了。九九年的七、八月的天气很闷热，赤脚走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地面都热的烫脚，一阵热气扑面，就觉得烫脸。
在九九年八月十九日，我们几十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打坐炼功，也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就围上来十几个警察，把我们这些人连推带打的强行往警车里塞。我和妹妹因为不上车，被当时的警察打耳光、用脚踹，在地上拖行十几米，被抬起扔进了警车里。我们被车拉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非法关进了屋里的一个铁笼子里。其中还有一个深圳的三十多岁的女子，带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坐在铁笼子的外面的凳子上。那里非法关押着全国各地的大法学员，其中山东的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儿，因为不报地址和姓名，母女俩遭到毒打，上背铐，脸被打肿，鼻子被打出血。
到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被车送到东北驻北京办事处。在那里我们被勒令赤脚、抱头、面朝壁蹲在墙根，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即使自己带的东西也不许吃。到晚上八点左右，我们被勒令赤脚，手提着鞋上了一辆大客车上，在车里男子都不许坐在座位上，而是赤脚蹲在座位下的空档里，警察持枪站在车门口，那气氛就象是被拉去枪毙一样。
我们谁也不知将要被拉到那里。车行驶了大约两夜两天，我们都没有吃到一顿饭，到八月二十一下午近四点钟，我们被拉到了一所小学的院子里，允许我们穿上鞋下了车，方便过后，我们一行人被非法关进锦州监狱，在那里我们三天来被允许吃的第“一顿饭”——白菜汤和发霉的苞米面饼子。
在锦州监狱的监舍里，六个丹东人，其中两男四女：刘明、王喜东，刘晶、魏立铭、我和妹妹王雪洁。大约在晚上五点来钟，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公安分局、福春派出所教导员刘亚男、王忠臣、李指导员、侯姓等五人开面包车来锦州，将我们劫持往丹东，其中我们两个人带一副手铐。车开出锦州监狱后就迷路了，晚上十一点钟才找到回丹东的路。可找上路不久，车的轮胎又爆了。胎换完车继续走，到东港庄河路段时，我们就开始跳车，车上拉的六个人，走脱了五个，只剩下一人和五个警察。过后警察才发现人“丢”了，这时又掉头按原路返回找“丢”的人，最后结果：两个男的去世了，两个女的走了，我摔成重伤昏迷后躺在路的中间被捡回来，送到庄河医院抢救。八月二十一晚上十点多我被转到单位医院——丹东妇女儿童医院救治。
（2）在单位遭受的迫害
刚转回单位医院时，有一个警察时常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家人都不允许随便进。单位的领导被安排轮流对我洗脑（所谓做思想工作），要求我写保证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单位的书记范力等人邀请丹东《鸭绿江晚报》的女记者来“采访”，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上报纸、上广播宣传诬陷我，并且所报道的都是和我所说的内容相反：什么“王雪梅在单位医院领导的教育下，不练法轮功了”等等。在我已经痊愈，停止用药四、五天后，“六一零”又逼医院的领导叫大夫给我开五天的抗生素静脉注射的药物，逼我用，不用就不让出院，最后我无奈就同意开药，把花钱开的药送给别人了，才得许出院上班。
在单位里来自各个部门的干扰不断，不是单位领导来找谈话，就是派出所的警察来索要身份证。单位的保安每天都被吩咐监视我，特别是在九九年十月下旬，那一天，单位的保卫干事就在医院的门口等着见我。从七月二十日离开医院后，单位就没有给我开过一分钱，再加上在医院住院十几天花掉近千元的医疗费，没有谁给报销，单位也没有给补助一分钱，反而单位的领导范力书记，协助警察要求我交在庄河医院的各种化验费用，一百多元钱。
（3）被逼第二次去北京，被非法关押看守所、精神病院、开除公职等迫害
在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再次去北京。在十二月一日被绑架到丹东住北京办事处（宾馆）非法关押，在办事处里的三个警察，把我和一个同时被绑架的郭长海（男）铐在一起，一个人的左手和另一个人的右手，将两只手用一个手铐子铐到一起。将我的左脚和郭长海的右脚铐在一起，这样我和郭长海只好两个人并列躺在水泥地上十几个小时。在第二天临江派出所的警察龚和我单位的儿科书记马利等人，将我们两人接回丹东。
被非法关押到丹东白房看守所四十余天后，被单位派人接回。回单位后，单位领导轮流劝我写：“不炼法轮功、不再去北京”等保证书，被我拒绝。单位书记诱骗我说：“今天去精神病院给你检查检查，如果没有病就回来上班”。因急于上班，我就信以为真。结果到了精神病院后，就被强行关押六十四天，最后我绝食十二天后，单位不得不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中午，马力等人将我接送回家。单位耗资七千多元钱。而精神病院的病志上标明，我出院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在《关于王雪梅同志除名的决定》一文，下面标注的日期是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也就是说，妇女儿童医院在我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期间就已经将我非法除名了（见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不法官员对王雪梅的迫害》一文）。
（4）母亲被迫害死不到一个月，我又遭绑架
在被单位开除后，单位没有给过我一份钱的生活费。为了维持生活，到一家宾馆打工。二零零一年三月母亲由于被当地的警察骚扰、惊吓卧床不起，我不得不停止打工，回来照顾母亲。在母亲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我又回到该宾馆，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也就是我回宾馆打工不到半月时间，丹东公安一处的警察曹禺家等十多人，闯进宾馆将所有在此单位工作的服务人员绑架，由此使单位工作瘫痪，不久后倒闭。随后我被警察非法限制活动，并强行录像。在当天晚上家被抄，我被绑架到丹东广济派出所，由两名警察一组，共四组，八个人对我二十四小时连续非法审讯，四夜三天后，最后一夜将我关在铁笼里。后被送到丹东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回家。
连续的迫害使我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精神和生活的压力几乎被逼上了绝路上的我，顾不上被迫害的很虚弱身体，不得不去给患者打针来挣点钱维持生活。在这期间，丹东公安一处、临江派出所、及振五街的街道委员会的骚扰不断，丹东公安一处专门派人二十四小时非法监控我，临江派出所的警察吩咐住在我楼下的邻居，监视我。家里的电话被监控。
（5）再次被绑架，遭种种折磨
在二零零二年的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的女儿接到社区打到家里的电话，询问此电话是否是我家的电话，女儿赶紧告诉妈妈别回家了，当晚我没有回家住，在晚上十一点多，被六道派出所蹲坑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六道派出所院内迫害两天两夜：不让吃饭。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年轻的警察特意拿一块面包就给我吃一口就不给吃了；不让去厕所；双手被用手铐吊在派出所后院的类似单杠上，脚尖刚着地。手铐铐的很紧，感觉好象铁卡住了骨头，叫警察把我的手铐松一松，警察不听，我就大声喊叫。
第二天，丹东一处来了两个人，听说我喊叫，就对警察说：“再喊，就给她的嘴堵上”。晚上我再次喊叫时，一个警察从煤堆里，捡起一块破布，就往我的嘴里塞，在我竭力的反抗下，才没被堵上嘴。第二天我被警察关进一个工厂的办公室里，双手铐着被吊在窗棂上，因为窗高，站着双手都举过胸部，无奈我就坐到桌子上，警察就把我拽下来用脚踢。当天晚上警察又带我回六道派出所，把我的双手铐在离地面只有三寸高的暖气管子上，我不得不就坐在水泥地上一夜，到天亮后双下肢没有知觉，站不起来。
第三天，我被警察用车拉到一居民区的空房里（据说是某个警察家的空房子，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迫害）。在屋里有一张很破的木制老式的写字台，在靠暖气片的地上，躺着四只长短不一的电棍子。三个警察将不能行走的我架到屋里，往地上一扔，我不得不坐在水泥地上。
随后一个警察拿起一根电棍，就触到暖气片上，随机就发出：“哧、哧”的刺耳声，一连触了两下都发出同样的声音。随后这个警察就将电棍触到我的腿上，我当时没有害怕，只是说：“小心电着你自己”。这个警察紧跟着反问到：“什么？还能电到我自己？”一连触了两下但电棍都不好使。这个警察很惊讶的对另两个警察说：“唉、唉，她还不害怕”。随后这个警察又将电棍触到了暖气片上，同样发出刺耳的“哧、哧”声。
四天后，我又被车拉到丹东看守所的审讯室里，被强迫坐到一个圈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椅子的梁上，就这样的姿势一坐就是十几天，除了去厕所每天一到两次外。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四组、八个警察非法审讯我。由于腿不好使不能走路，每次去厕所就得是男警察架着我去（没有女警察），为了不给警察添麻烦，我就少吃或不吃东西，十几天没有喝过一口水。到第十二天时，我支持不住了，全身无力的趴到椅子上。
随后当班警察打电话给丹东公安一处，并对我说：“上面马上来人了”。来人到现场询问后，就吩咐一个犯人将我背到丹东看守所里。
当时我几乎全身瘫痪，几天几宿不能动，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上厕所得别人帮着扶起，然后再由人背起送到厕所里。吃了就吐出，几次在看守所里，昏死过去，狱医都吓的够呛，多次去医院救治。
即使这样，我还是被非法劳教三年。为了安慰自己尚存的良知，一处的警察见到我说：“我们晚上来查岗，看到你半夜自己能去厕所，你就是装的”。在送马三家时，是几个警察拖着我上的车。
（6）第一次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左右，我被非法押送到马三家劳教院迫害。当时身体极度虚弱，在马三家也逃脱不了被逼放弃修炼处境。刚到马三家，警察就吩咐两人，全身及所有的用物都得“检查”一遍，随后就非常“精心”的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的三顿饭给你送到眼前，去厕所有人照顾，每天不用干任何活，住的是单间，或双人间，睡觉有人陪睡，每天还有人陪着唠嗑。几天后就开始告诉你：马三家怎么怎么好，吃的好、住的好，特别警察怎么怎么好，你看是不是这样？这时的你回答是挺好的，就攻击明慧网说马三家怎么怎么不好。
刚来时，是让你坐在床上，过几天你就得下地，给你一个草垫子；再过几天，草垫子也没了，你就得坐在小凳子上，在后来凳子也没了，你就得坐在地上（因我的腿不好使，当时还站不起来）。或者开始罚站，定位。这时“照顾”你的人脸色已经换了几幅表情了，从无微不至、笑容可掬，到唉声叹气、嘲讽挖苦，到现在就是训斥、命令或拳脚了。开始吃的原来是鱼肉蛋，现在可能就是窝窝头和咸菜条了。开始时是跟你唠家常，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什么学历？家里的人怎么样？你为什么学法轮功？学了后有什么感想等等。随后就是法轮功是挺好的，可是国家不让炼了，就有不让炼的理由，我们就不应该炼了，你说对不对？如果你认可了，正好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你没有认可了，他们就好“举例”说明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重复邪党诬蔑法轮功的谎言。如果你还不认可，就威胁你不识好歹，在逼他们，他们不得不用拳脚、电棍等伺候了。
这些去过马三家的人都知道，我也不例外。如果你没有“转化”，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过一段时间这过程还会重来。每年基本上是两次过筛子，开春一次持续到五月份，九、十月份又开始到过年结束。到马三家将近一个月时，警察把所有的丹东在马三家教养的“老乡”都叫去陪我“唠嗑”，白天唠、晚上唠，一夜都不让我睡，那这些老乡也别想睡，一直到“转化”，才让回集体监舍。
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中旬，马三家要求所有的人都得学打太极拳，我不学，被单独调到食堂训话、罚站，晚上又被弄到装料的仓库，毒气很大，如果有人路过，一开门那毒气呛的人就得后退几步，我和几个包夹我的邪悟者，每天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吃、住、睡。由于我不听从她们的安排，恶人就惩罚我，强制站在七十公分见方的地板砖上五天五夜。五天后我腿肿的打不了弯，毒气熏得我脸肿出了双下颌；满脸是潮红色的湿疹；双眼肿得成一条缝。即使这样还被强迫去听赵树华讲邪悟的歪理。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左右，马三家警察又一次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名叫“攻监”。当时被关押在马三家一大队五分队，队长张春光为了“转化”我，把我调到六分队，队长是任红赞。六个人轮流给我散布邪悟的歪理。开始是每天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从五月十二日到二十日轮流的给我洗脑，见没有效果。从二十日晚上开始，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我困急了有时坐着、站着都能睡着，只要我稍微一闭眼睛，“包夹”就特意的找话跟我说；只要一打盹就开始叫、推、要不就是拽头发，捏鼻子或者不让我穿太多的衣物，领到外面去冻，直到我冻醒。记得有一次被逼在外面冻，队长任红赞去找“包夹”了解情况，当着我的面说：“你看困的，何苦呢？叫她睡一会吧”，任走后“包夹”说：“队长对你多好，可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呢”，我心里很明白这一切都是她和张春光安排的。直到后来，我坐在凳子上一头就栽倒到地上；走走路就撞到墙上；上楼梯时就栽倒。这种刑法叫熬鹰。
到六月十日改成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四点起床持续一个月后，改为晚上十点睡四点起床。在这段时间里被强迫待的地方有无人行走的楼梯台阶上，警察的厕所里，库房里，外面的晾衣场，在警察的厕所里时间最长。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我被调回原来的五分队，队长张春光又用这种“熬鹰”刑罚，不让我睡觉，折磨我二十多天。在此期间我反迫害绝食七天，大冬天，其中有两天被逼在晾衣场冻。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又把我调出监舍，几个人围着企图转化我，逼我放弃信仰，我就绝食制止这种非法迫害，遭到警察的野蛮灌食。并被威胁如果不“转化”就送到沈阳大北监狱判刑迫害。在此期间二大队的大队长王晓峰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自翻我的行李，将我的手抄的大法资料强行拿走，并逼迫我承认是大连学员王春英写给我的，我反复强调说是自己抄写的，叫她去拿原资料当场对笔体，她不去拿，就逼承认是王春英给的。王晓峰强词夺理说：“你的笔体我认识，那分明就是王春英的笔体。”我心里很明白，王晓峰要给王春英加期，因为她和我在一个监舍里，一直没有达到警察的要求“转化”，她到期快要走了，王晓峰就想加期迫害她，但找不到理由。今天找到我这儿来了。我很平静的告诉王晓峰说：“我可以证实这东西是我自己写的”。随后我就向对面的墙角撞，由此才结束了逼问。过后王晓峰告诉其他队长和法轮功学员说：“王雪梅要自杀，叫我给阻止了”。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我拒绝做体操等迫害活动。我女儿来马三家看望我，警察王树征（音）找各种理由不让去见，我问为啥不让见，警察王说：“你不做体操。”我反问她：“做体操与接见有什么关系？做体操不是为了锻练身体吗？我身体很健康不用锻练，如果你硬叫我做，那你就说出理由。”她不说。后来我据理力争才允许去见孩子，但时间就是十分钟，我又问：“你们规定每次接见的时间不是三十分钟吗？，为什么我就是十分钟，不行，我今天要四十分钟，到一点五十结束。”女儿给我带了很多好吃的，就往我的兜里塞，警察王不让拿，装在兜里的就都给掏出去扔了。就接见了二十几分钟，我的女儿哭着离开了。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马三家开始重新组合，我被分到了二大队，和其他学员因拒绝奴役，警察就把晚上的九点的睡觉时间延迟到晚上的十一点，大家不听他们的，都上床躺下，警察就在监舍里用录音机播放诬陷大法的广播，不让睡觉。第二天为了抵制迫害，我和其他的学员一起脱掉狱服，被恶警用手铐铐在床头三天三夜不让睡觉。
之后我又被带入三角屋，用手铐铐在铁架上坐着五天五夜；来月经不让去厕所换手纸，血透衣裤流到鞋里，回监舍里拿换洗的衣物，又招到警察董树霞（音）的训斥，故意说用的时间长了，就把我铐到了铁架上，让我站着加重迫害；饭也不让吃。再后来我被铐在警察厕所里的暖气管子上，站不起、蹲不下，一连十几天不让睡觉、不让洗漱。吃饭、喝水、去厕所都受限制，吃的是严管饭—玉米面饼子。从四月五号一直到二十五号，就这样被迫害的二十多天没我没有合眼。
（7）在家里经常受到来之“六一零”、街道、单位的骚扰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六一零”委派锦绣社区街道主任张春芳、和书记、及永昌派出所的警察等人，把我从马三家教养院接送回家，之后他们经常骚扰我家。回单位上班后，“六一零”又和我的单位的领导相互勾结，降薪降职对我进行迫害。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晚，父亲患肠梗阻住院了，我去县医院看望父亲。八号的上午，我把自己工作安排好，并得到科领导的允许，并把自己的电话和女儿的电话号码都留给了他们，准备去看望父亲。结果我刚坐上车，单位的电话就打过来，要我立即返回。原来，我刚走，儿科的支部书记马利马上就到医院政治处找政治处的主任祝恒洁，一起给“六一零”等处打电话陷害我，说：王雪梅又跑了，又去北京上访去了。而且通报给“六一零”、当地派出所、街道等。这些单位把电话打到了乡下找我。第二天支部书记马利等人又追到了我父亲治病的县医院去监视我，整个县城都被骚扰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我正在家里做晚饭，桃铁社区自称姓李和姓孙的两个女人，在街道组长姓刘的老太太引路下，敲开了我家的门。来者谎称街道要给我的女儿安排工作来了。我想他们有阴谋，就没让她们进屋。果然，自称姓孙人马上就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
四月十四日上午，丹东振兴区“六一零”书记姓谢的和桃铁社区姓孙的人，又到我的单位去。他们对我单位的领导说：“上面有任务，要轮流送去学习学习，十几天就送回来。”哄骗单位领导要送我去洗脑班迫害。
四月十八日前后，有人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个穿警服的在蹲坑。单位同事告诉我说：他们还会来找你。
二、我的妹妹王雪洁被迫害的经历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王雪洁从北京被绑架回丹东的途中跳车逃走，回家后被街道骚扰，街道主任张春芳，告诉王雪洁说：“到临江派出所去登记一下，并保证登记完了就回来，不会有其它事情发生。”王雪洁和其家人都信以为真，结果王雪洁到派出所后，姓宫的警察就给上级打电话，并说：“上面不让放人”。当晚十点多，王雪洁就被送进了丹东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天后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永昌派出所的七个警察，开车到王雪洁家，要王雪洁跟他们走一趟，由于没有听他们的，王雪洁不给他们开门，这些人就砸门，门砸不开就把王雪洁家的房主找来，逼迫房主“同意”把房门劈开。这房子已经出租给王雪洁，房主就没有权利动人家的东西，警察怕劈人家的门知道自己在犯法，他们绕个圈子，逼迫房东同意砸门。永昌派出所的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把王雪洁家的房门劈开，进屋将王雪洁绑架到丹东教养院洗脑班洗脑迫害。在洗脑班里，王雪洁每天不是被四、五邪悟围着做“转化”工作，要求王雪洁放弃信仰法轮功；就是被强迫看诬陷法轮功的录像，逼写“转化”书。被迫害一个月后放回家。
我在二零零二年的九月一日被绑架后，当地的派出所多次来找王雪洁，不是叫给姐姐交医疗费，就是来找给姐姐签字。并哄骗说：“你给交上医疗费后就放她回家”。王雪洁就质问警察：“为什么好好的人你们给绑架去几天就折磨成这样，我们还没找你们算帐呢，你们还来要钱”。可我十几岁的女儿却信以为真，就因为真的交上钱，妈妈就能回家呢，逼迫王雪洁给妈妈交钱，王雪洁明知是警察在哄骗，但心疼不懂事的孩子对妈妈的一片心，就违心的领着孩子去给交医疗费。姐姐在里面生死不明，又没有任何渠道打听到姐姐的确切消息，王雪洁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又得替我照顾十几岁的孩子吃饭上学，那真是日日煎熬。
三、我的父母被迫害的经历
我的母亲年轻时，就得了肺病，后来发展成肺气肿病，肺心病。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能自理，得专人伺候，整天端坐在炕上，气候稍有变化病情就加重，一年得扎好多次针，也得住几次医院。母亲听女儿王雪洁说炼法轮功能治病，不用打针、不用吃药、还不用花钱，病就好了，她也要炼。王雪洁回家将卧床的母亲接到身边，每天陪母亲看法轮功的讲法录像，可刚炼几天，就看她自己能下地去厕所了，并说自己有劲了，腿也不软了。看完录像后回乡下自己的家，一个月后老人自己能坐车来妹妹家了，并且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许多。
父亲看到母亲的变化自己也开始炼法轮功。可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法轮功开始，我的父母一家也受到了来自当地的宽甸青椅山乡政府、及当地派出所警察和赫店城村干部的经常骚扰。九九年十一月，正好赶上我回家看望二老人，当地村支部书记朱天元，乡里书记王兴，还有朱天平等一行五、六个人乘一辆面包车，到老人家里要老人把法轮功的书交出来，二老人没有听他们的，他们走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乡政府王兴等人再次用车拉了五、六个人，到我的母亲家，逼迫二位老人交出法轮功的书，并非法抄家，将挂在墙上的法像给抢走，还抢走法轮功书籍等。大约半年后王兴就得了脑血栓，卧床不起。
二零零一年的大年初三，我和妹妹等人，回家看望父母亲，离开父母亲家，刚刚回到家，就接到父母亲打来的电话说：“上午你们刚走，县里和乡里的一行人，就来到家里，说你回来到处贴法轮功传单”。父母亲问：“我女儿贴的传单在那里？什么内容，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些人最后没趣的走了。父母亲怕我被伤害，就提前打电话告诉注意安全。果然电话放下不几分钟，社区主任张春芳和当地的片警，就到我家里来，叫我跟他们走一趟，并再三强调，没有什么事。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说：“宽甸的公安局来电话说你在宽甸到处贴法轮功的传单，叫我们来抓你”。
我问他：“我贴传单时宽甸的警察看到？为什么不当场抓我，而叫你们现在来抓我，你们是他们的部下吗？再说我贴的传单是什么内容？你看到了吗？即使有人贴传单，有什么证据就说是我贴的？”来的人被我问的哑口无言，不得不离去。原来我被“六一零”派专人监视，我回娘家时，就有人上报给市“六一零”，六一零就通知父母亲所在的宽甸县公安局，大年初三那天等他们到时，我就回自己家了，所以他们就演了这么一出戏。
从此事之后，我的母亲由于惊吓和担心自己的女儿被迫害，就一病不起，三个月后含冤离世。在母亲去世后三个月，我回娘家为母亲烧百日，当地的青椅山乡政府又派三人，去骚扰我娘家。
四、对迫害者的忠告
信仰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到现在翻遍所有的法律条文，没有一条规定不许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没有敌人，然而善恶有报，这是谁都抗拒不了的天理。神都给记着，决不会让你白做。善待法轮功学员的好人，未来是非常美好的，神一定要给他们福报的！而迫害法轮功，必然遭恶报。
在长达十四年的对法轮大法与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中，中共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文中所列举的迫害事实仅仅是冰山一角。
善恶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不管你身在何处，无论你的名字曝光还是没曝光，都不会让你落下，人间天上都有记录。那些身负血债、死不改悔、继续作恶的中共打手，大难与你近在咫尺，如影随形，时时伴随着你。天灭中共之时，就是你被彻底清算之日！
二零零二年六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二亿七千万年前的巨石，巨石的横断面上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专家们经过考察认定，此巨石横断面上惊现的这六个大字，纯属天然形成！中共的灭亡已是天意。中共邪党正面临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审判！
再次劝告那些仍被中共谎言蒙骗、对中共恶党还抱着幻想、为了眼前利益还在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能够睁开眼睛，不要再跟着恶党走下去，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未来，请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