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不信

曹操头痛，请一代名医华佗为他诊治，华佗说：你这个头风病的病根叫“风涎”，长在脑子里，只有先服用了“麻沸散”，然后要开颅去除病根——长在曹操脑袋里的瘤子。曹操不信，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关在监狱里，等曹操病发，华佗已死在监狱里。

上天对人是慈悲平等的，在危机来临时或者利害冲突时，总会给人以机会，遗憾的是，象蔡桓公与曹操这样的人很多。二人都是因为“不信”别人，导致自己命丧黄泉。扁鹊与华佗都是济世良医，德行高尚，然而蔡桓公与曹操对这样的人不信甚至加害，结果令人叹息。可见信与不信在很多情况下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

比如，在中共持续十四年对法轮功及学员的迫害中，很多人不听、不看法轮功真相，曰：“我不信法轮功，也不信共产党，我什么都不信。”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中立，但是说这话的人意识不到，这是在中共多年洗脑和政治运动中，故意让人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将人置身于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其实这个“什么都不信”的背后是对中共的信与怕。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采用暴力与谎言，使得人们相互之间不信任，只能相信自己，这是今天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恶化、假货有毒食物泛滥的直接因素。

仔细想一想不信神，是不是在信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不信人应该重德行善，只重视自身利益，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成行为标准，是不是受中共篡改歪曲历史的影响？中共宣传“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的传统文化，说那些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而让人不相信那美好曾经存在过。中共毁掉了传统文化，建立起一套“党文化”，美化暴力、谎言、屠杀，称这一切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党文化”毁掉了人们的正信，历次政治运动的恐惧训练给人们造成共产党很强大，不能违背它，只能顺服与它才能生存。这种对中共的信与怕，才是造成人什么也不敢信，只能信共产党、跟着中共走才是唯一的出路的错觉。这种错觉让人无视中共在执政几十年里，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滔天罪恶，在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抄家罚款判刑的危险，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退党、团、队）保命”的天机的时候，使一些人不信这善意的忠告，这不是重蹈蔡桓公与曹操的覆辙吗？

共产党真的强大吗？不对。真正强大的是不可违逆的天意。君不见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就在一夜之间。看似强大的中共其实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只不过是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罢了。

“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中共，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九评共产党》），这句话应验的很，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几例。一九五六年力主修建秦城监狱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一九六六年首先被毛关进秦城监狱的，就是这三人；一九五七年“反右”中，第一个跳出来批文化人章伯钧的人就是吴晗；“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文人市长恰恰是吴晗，后来一九六七年第一个自杀的人也是吴晗；一九五八年军中“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批刘伯承、粟裕和萧克等人的始作俑者是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第一个被清洗的也是彭德怀，彭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毛活活整死；“延安整风”中替毛泽东最卖命、整人最卖力且受益最大的人是刘少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被批倒批臭，被红卫兵拳打脚踢当众羞辱，一九六九年在开封的一间地下室被折磨致死。薄熙来、王立军在辽宁省铁岭和重庆大搞刑讯逼供、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涉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勾当，为中共卖命，如今锒铛入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的中纪委监察部发表消息，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调查。此前，610的上司周永康已经被调查，目前面临法办。这还仅仅是他们恶报的开始。

“信”人言也，听其言先要看看说话的人，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这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所以中共是万万不能信的，上述的例子就是听信中共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灾难的。那么法轮功是什么？不了解怎么能就不信呢？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明慧网有一个固定栏目“海外之窗”，记录着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各地的情况。该专栏的“褒奖决议”突破两千篇，即国际社会颁与法轮功的各类褒奖（包括奖状、奖杯、奖牌、奖旗等）合计已经超过两千项。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李洪志大师日”、“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等，都对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幸福祥和予以万分的推崇。

很多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一听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劝告，马上退出中共邪党，迄今为止已有超过一亿五千万人选择了三退。在危险来临时，尤其是大的危难，跟疾病、尤其是致命的疾病侵入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初期是觉察不到的，当别人告知的时候，信与不信的选择就是生与死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