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红祸（2）
第二章 迫害机器组织严密 迫害机制残暴无比
中共的整人机制包括权力核心（中共自党魁至省市各级头目，高度集权、掌控着社会一切资源，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组织体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其中的暴力机构尤为重要）、政策制度体系（包括以“政治”划线、一票否决、株连政策等）、贯彻执行机制（包括大小会议、上传下达、“群众运动”等）和反馈激励机制（如逆向淘汰机制等）。
中共这套经过几十年中无数次大小政治运动历炼“成熟”的整人机制，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就象一台复杂庞大的绞肉机，一旦运转起来，可怕无比，没有非凡勇气的人根本无法与它抗衡。例如，在迫害法轮功之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是非常反对迫害的，可是当江某某启动中共这台迫害机器之后，连一向以大胆著称的朱镕基也曾不得不公开“表态”支持江迫害。
一、中共迫害机器中的广东党政官员头目
1、江某某安插一批卖力迫害的恶官到广东当党政头目
因为迫害“真善忍”是违背人性的，几乎没有谁会发自内心自愿去参与迫害。所以，迫害的动力只能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及相应的利诱威逼。首恶江某某因此而极度重视广东省头目的安插。
江某某软硬兼施，使李长春在广东加剧迫害，二零零二年，李长春因迫害取悦江某某而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江某某安排亲信张德江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此前已因在迫害中的卖力表现而得到江的赏识，把持广东之后，更是加剧迫害，后来，张德江与李长春都在国际上被多处起诉。
深圳的地位无论对广东还是对全国而言都异常重要，江某某首先安插亲信张高丽任邪党市委书记，继而安插情妇黄丽满任市委书记，江的亲信李鸿忠则任深圳市长。此三人为祸深圳甚烈。后来，张高丽因卖力迫害而持续升迁，至辽宁、天津任第一头目，最后于二零一二年“入常”。黄丽满以江情妇之“尊”升任邪党广东省委副书记，李鸿忠继任深圳第一头目，其后则升调至湖北省任省长、省委书记。李鸿忠为祸湖北，使湖北的迫害也异常剧烈；且李鸿忠一次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竟公然抢夺记者的录音笔，因而得到“夺笔书记”的劣称。
张德江因迫害法轮功而升任副总理，由汪洋接任，汪洋虽不是江某某的亲信，但面对中共巨大的迫害机制也没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叫停广东的迫害。
2、中共头目控制着社会一切资源，用于“维稳”的经费超过军费
二零一一年，在中共年度财政预算中，用于迫害无辜百姓的所谓“维稳”费用首次超过军费开支。另有报道说：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费用，超过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
《光明日报》文章说：“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二零零七年维稳费为四十四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三十五点二亿元还高出差不多十亿元……
中共控制着社会一切资源，不但可以随意挥霍巨额的财政收入，可以随意使用庞大的国有资产，而且可以通过流氓方式变相控制私有财产和外资企业。中国人的出生、入学、工作、结婚、育儿、养老、医疗以至于死后火葬，全都控制在中共手中。中共各级头目掌控着极大的权力和庞大的社会资源，才使得中共启动迫害机制的动力源源不断！
例如，广州市第三劳教所每次来一个法轮功学员，都会得到上面八万元的拨款，给迫害法轮功学员作经费和奖金。
二、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体系
1、成立“六一零”系统作为迫害指挥中枢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某某成立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的超权力机构——“六一零”领导小组，作为迫害法轮功的指挥中枢。“六一零”直接听命于江某某，同时凌驾于党、政、军、政法、宣传、外交等所有部门之上。“六一零”首任组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其权力远远超过其他党委，实际上相当于仅次于江某某的“第二总指挥”。
在广东省内，“六一零”则直接听命于中央“六一零”和邪党广东省委书记，其权力凌驾于广东省内各系统各部门之上，甚至包括中央驻广东省的单位的迫害事务都要听从其指挥。
“六一零”及其办公室，至少直达县、区一级，甚至乡镇和街道办一级也成立有六一零，即使没有成立“六一零”机构，也必然任命专人负责迫害事务，并与上级“六一零”对接。
各部门，如政府的厅、局；各事业单位，如学校、报社；各国有企业，如石化公司、电厂等，都成立有“六一零”机构。
二零零二年，因为六一零办公室在国外名声狼藉，中共将其改名为“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清远市各地区六一零办公室也纷纷改名，但在内部，六一零的名称一直没有改。
如今，只要在网络上输入该关键词一搜，马上可以看到广东省内还有该机构存在和活动的许多信息。
广东茂名政法委书记吕晓，因卖力迫害法轮功，而被上级头目选中，担任广东省“六一零办公室”副主任。
2、广东省内用于迫害的暴力机构体系
中共的暴力机构原已非常庞大，为了迫害法轮功，又增加了所谓的“法制教育学校”（实质是集中营式的洗脑班）。
加上各级洗脑班之后，广东省内的暴力机构体系就可以这样描述：
政法委是所有暴力机构的总头目。虽然政法委与“六一零”有很多地方重合在一起，但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实际上，政法委要服从于“六一零”，“六一零”除了有权指挥政法委这类暴力机构外，还要指挥协调政府、宣传、军队、外交、企事业单位等各类机构。
政法委直接指挥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武警、国安等这几大部门。
公安系统的本身也相当庞大，包括各公安分局、各分支警察（如国保警察、交警、巡警、刑警等）、各派出所、收容所（如广州沙河收容所等，后收容所被撤销）、拘留所、看守所、戒毒所等。公安局派出所下面又有片警，分区管控。
司法机构的体系也相当庞大，包括各劳教所和各监狱都隶属于司法机关。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洗脑班也归属于司法局管理。
——其中，广东省内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有：广州槎头劳教所（关押迫害广州的女学员），广州第一劳教所和第三劳教所（位于花都区赤坭镇，又称花都赤坭镇水泥厂，关押迫害广州的男学员），深圳市第二劳教所（前些年曾关押迫害过深圳男学员），广东省三水劳教所（其中的妇教所关押迫害除广州之外的所有女学员，男所关押迫害除广州、深圳的男学员）。
——其中，广东省内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有：四会监狱、阳江监狱、韶关北江监狱、韶关武江监狱、梅州监狱（又称广东省第三监狱）等关押迫害男学员，广东省女子监狱（起初在韶关犁市镇，那里曾发生过对法轮功学员“钢尺抽脸”和“饭加大便”等酷刑事件，后迁到广州市郊）则关押迫害全省的女学员。
——其中，广东省内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广州、深圳和各地级市一般都设有本级的洗脑班，其中，广州黄埔谭岗洗脑班、深圳西丽洗脑班、珠海民富酒店洗脑班、湛江洗脑班、茂名洗脑班等均以残酷而臭名昭著。广东省三水洗脑班（即所谓的“广东省“法制教育学校””）是省级的洗脑班，位于广东三水劳教所附近，专门针对全省下属各市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所以它的迫害手段往往比下级的洗脑班更为残酷而无人性。
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暴力机构甚至包括一批精神病院和医院，如广州增城的康华医院（曾经将一严姓青年法轮功学员毒打致死）。
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暴力机构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组织，即特务系统，全面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监控、网上监控、电话窃听、混入内部等。中共的特务组织有多庞大、特务人员有多少，目前还难以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其数量一定惊人。
3、六一零操控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等而使迫害触角遍及全社会
例一、六一零操控教育系统参与迫害。广东潮州的韩山学院以一代文豪韩愈为豪，韩愈曾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潮州教育系统及韩山师院却公然践踏为师之道，恐吓学生远离“真、善、忍”。韩山师范学院协同邪党恶徒，积极迫害学院修炼法轮功的教职工和学生，多人被绑架、洗脑、遭受开除学籍、工职、非法劳教的迫害。韩山师范学院的校长更是在数千人的开学典礼上，声嘶力竭的诽谤法轮功，实在有辱为人师表的名号。在中共暴政体制中，教育从来就是一种政治工具。中共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灭绝法轮功政策，竟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流毒无穷。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恶首江某某就安插其情妇兼亲信陈至立长期掌管教育部。
例二、六一零操控基层政权参与迫害。中共基层行政单位直接掌管着人们的户口、住址等基本信息，所以迫害起法轮功学员来非常方便，其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可以说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户口所在地、工作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行政单位的骚扰迫害，其事例之多，之普遍，难以细述，只举二例。例一、深圳当局利用各居委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排查和登记，要求居委会监视法轮功学员，甚至上门进行所谓的了解情况，从新记录资料，连那些迫害发生以后不修炼了的人都同样被列为调查的对像。其它城市如佛山、肇庆等也有此种情况。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深圳市公安局举办新闻发布会，竟公开宣布所谓“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七类人员不能办理居住证，法轮功学员被列入其中第二类。例二、茂名等各市搞所谓的“承诺卡”活动，拒绝签名者就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例三、六一零操控工作单位参与迫害。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所有大小企事业单位都受中共控制，所以，单位出面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最普遍的迫害形式。例如，茂名石化公司是茂名市最大的国有企业，多年来，吴亦雄、林秋云、王玉兰等法轮功学员被茂名石化公司“六一零”迫害致死，梁少琳、张振飞、梁锦春、詹广岩等至少数十人遭受过停职、扣工资、监控（软禁）、开除、拘留、劳教或判刑等各种迫害。又如，中共六一零的魔爪甚至伸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和在外国的中国企业之中，例如，二零零八年度，深圳市曝光了两起企业受裹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案件。一起是深圳知名企业（华为）将迫害延伸至海外，在自由社会非法解雇一名信仰法轮功的德国雇员刘光荣。另一起则是世界知名企业（家乐福超市）在深圳的分支机构参与迫害信仰法轮功的职员陈恒梅。一起国内，一起海外，足见中共迫害法轮功之无远弗届。（详情请参看明慧网相关报道）
例四、六一零煽动仇恨，悬赏利诱普通民众参与迫害。中共通过层层下发文件，大会小会不断的开，搞人人表态、人人过关，这样做了之后，迫害运动就好象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好象全民都赞成迫害了，从而制造一个高压的恐怖气氛。例如，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九日报道：深圳市用解决下岗工人为由，找了五百多名下岗工人，有专人给他（她）们培训后上岗，让他们分地段看管，每人发一部手机，一辆自行车，看到有人粘贴和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有人举报立即向上汇报。据说深圳第一个作为试点。
4、广东省与全国各地迫害机构相互勾结、串通迫害
例如，二零零二年八月，广东省司法局可能是统一组织了广东三水劳教所、广州市槎头妇教所、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所等三个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警，上北京“学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手段。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所派去北京学习迫害经验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专管大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何桂潮、教员黎伟成、大队长周建宏、管教毕德军等人。“学习”回来后，恶警言谈中都流露出兴奋，“你们要是再不“转化”，迟早有你们好受的。”
又如，二零零八年，广东湛江当局将法轮功学员曾秀梅送到海南省总局劳教所迫害，曾秀梅遭殴打和灌食，身体被打得黑紫，肺部受重伤。四月三十日，被迫害的皮包骨的曾秀梅由恶人送回家，没到家门，就将她拖下来，仓皇逃走。
 曾秀梅遭受迫害后照片 |  曾秀梅遭受迫害后照片 |
三、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制度体系
1、中共一直力图将迫害合法化、制度化
中共为使迫害法轮功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央一级弄了个不伦不类的人大常委会“反邪教”决定，还弄了个“两高”对刑法第三百条的“解释”，弄了个什么公安部“六条”和民政部“决定”等。同时，中共自身以及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等也纷纷出台各项制度，全面封杀法轮功。广东省地方，则将迫害法轮功的指令、规定进一步细化，细化到公务员“政审”、升大学和考研录取“政审”、学生守则、社团章程等，一切的制度、规定之中，都加入了迫害法轮功的内容。如果你在百度上输入法轮功关键词搜索，马上可以看到充斥于各种制度中的迫害条文。
2、中共株连政策：“一切与法轮功挂钩”与“法轮功一票否决”
中共为绑架全社会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做出野蛮规定：一个单位成绩再好，只要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上访，就不能评优……诸如此类的规定，总体上叫作“一切与法轮功挂钩”或“法轮功一票否决”。
例如，绑架法轮功学员成为深圳警察的首要任务。深圳市一女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被抓，其家属到公安局要人，某处长说：“现在谁也不敢放人，北京六一零工作组在深圳刚开完会，说杀人放火可以暂时不管，先抓法轮功。”
中共此政策起到导向、激励、威逼和株连的作用，是对法轮功迫害中最具杀伤力的一项规定。
深圳南山区看守所采用株连法。只要某一个人不吃饭，罚全仓所有犯人都不许吃饭。饿昏了头的犯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疯狂殴打虐待学员，达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目的。二零零零年六、七月份，王晓东就是被李管教是用这种方法挑动一仓全体犯人的“全面专政”，最后被迫害致疯。
3、中共官员利诱警察迫害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十月，几名法轮功学员到公园炼功，被湛江中华派出所绑架到看守所非法拘留，其间受到恶警们的折磨。恶警把一位学员的双脚用脚锁固定在床上，还让犯人对她再次百般的折磨。她问恶警公园是公开场所，各种功法都在这炼，为什么就只是抓我们炼法轮功的呢？恶警说：这是江某某的命令，他给我们钱，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们要说就上北京说吧！
例如，广东地区邪党对迫害采取重金奖赏，广州市和深圳市规定抓住一个法轮功学员奖赏三万，其它地方也都比过去高出几倍的奖金奖赏。由于当前物价飞涨，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加大，有不明真相的警察，为了得到奖赏，疯狂的找一切可能的信息绑架大法弟子，如他们通过仪器定位电话和电脑，通过监听他们所掌握的大法弟子之间的电话和查找他们之间电话记录获得信息等，然后进行绑架。
四、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贯彻执行机制
1、精心策划，周密部署
例如，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抓捕行动来看，当局为了迫害法轮功，显然经过精心密谋和周密组织，从媒体报道、抄家毁书、抓捕关押、解散炼功点、操控各单位参与迫害等，各方面同时行动、紧密配合，当局的用心程度决不亚于一场战争。
又如，二零零六年十一、中秋前夕，广东惠来县下发机密文件，强迫各地各单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县委书记黄少宽做批示，中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六一零领导小组”副组长洪少民参与迫害。
2、各级头目亲自“蹲点”推动迫害
例如，二零零四年二月四日，发动迫害的中共党魁江××到达广东韶关，当时，韶关当局明显加强了警力。
又如，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去到韶关，把韶关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地区，韶关“六一零”及其下属遂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加剧迫害。后来，黄华华因迫害法轮功罪行严重而被告上国际法庭。
再如，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揭阳八名法轮功学员成功闯出洗脑班，震惊了整个广东省，省“六一零”即派工作组进驻揭阳部署迫害。二零零二年八月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披露了揭阳市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后，揭阳市政府围墙正门处被法轮功学员印上了几十幅“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标语。揭阳市长林木声、丁伟斌等人下令国安局在国庆节前“破案”，警察随后疯狂搜捕法轮功学员。
3、中共通过各种会议传达指令布置迫害
例如，中共广东省政法委每年都会召开一次迫害法轮功的总结大会，各地六一零则必须在大会之后根据大会精神在各地布置落实相关的迫害工作。各地六一零还有互相学习考察的机制。中共还有邀请迫害法轮功的“专家”到迫害现场做专题报告的机制。
五、中共用于迫害法轮功的反馈激励机制
在中共治下，一个人越坏、越恶就越容易受奖和升迁，这就是中共反人性、反社会的恶性激励机制和逆向淘汰机制。
杨华维，一九四八年出生，广东龙川人，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任中共河源市委书记，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后，追随中共江某某集团，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制造了大量冤案，因其迫害“政绩”，后迁任广东省民政厅长。
梁伟发，一九五二年出生，广东罗定人，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任中共河源市委书记，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特别是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在全省各地级市中尤为突出。二零零七年四月，梁伟发接任陈绍基的广东省公安厅长职务。陈绍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在国际上受到控诉，在国内则因遭恶报而被查处。梁伟发能升任广东省公安厅长，显然是因其迫害“政绩”而被中共高层选中。
陈建华，一九五六年出生，广东陆丰人，二零零七年四月接任梁伟发的中共河源市委书记职务，一上任就开始大力迫害河源地区法轮功学员。凌王正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刷写了几条真相标语，当局竟派出七十多名特警实施非法抓捕，并出动军犬和开枪，对凌王正、叶志坚、邓仕娥、肖美莲、卢春燕分别非法判刑六年、五年、四年、四年、三年。陈建华还通过加倍收费和全面拦扣摩托车等搜刮河源市民的血汗钱，用于所谓创卫生城市和安装路况摄像头，实质是为了对付河源地区法轮功学员发传单和贴真相标语。在其在位期间，河源非法抓捕了大批法轮功学员。陈建华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二十四小时监控系统及各种特务手段，流毒至今。因其迫害“政绩”显著，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升任广州市长。（接任的中共河源市委书记是何忠发）
万庆良，一九六四年二月生，广东五华人，现任广州市委书记。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历任中共揭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揭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对揭阳市迫害法轮功负主要责任。万庆良于一九八四年毕业于梅州嘉应师专中文系，在校期间思想偏激，很左，毕业后靠走后门拉关系，分到梅州市宣传部，先后担任过宣传部副部长、蕉岭县委书记、广东省团委书记等职。万庆良任省团委书记期间（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卖身充当中共的急先锋、马前卒。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大搞各种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宣传和活动。由于万庆良在迫害法轮功上不遗余力，深得广东邪恶势力欢心，二零零三年三月被黄华华提拔到揭阳市主政。在揭阳，万庆良领导和指挥着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势力，授意肆意拘捕、关押、骚扰、酷刑折磨和司法外杀害揭阳法轮功学员。
杨华维、梁伟发、陈建华、万庆良，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升官升得快，这是什么道理？他们在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法轮功无论在提升道德方面还是在祛病健身方面都有显著功效的情况下，为了权力和升迁，卖力执行上头的迫害政策，显然是出卖良心。他们的升官之道，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用良心换权力”。越狠毒越能升迁，中共这种“逆向淘汰机制”正是中共反人性的本质体现。
中共逆向淘汰机制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因卖力迫害而升任广东省长，后来，黄华华在美国联邦北加州被起诉，吓得魂飞魄散，出访行程才走了一半，就赶紧逃回广东。
广东省公安厅长陈绍基，因卖力迫害而升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恶报被以贪污罪查处。
茂名市委书记周镇宏因卖力迫害而升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恶报被查处。
还有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高州市委书记邹继海、揭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潮列、普宁市政法委书记王少鸿、揭阳市公安局国家安全保卫支队王榜金、揭阳市红十字会慈云医院院长黄宏汉等，都是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表现越恶，升官越快。
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使越恶的人越容易上升至权力顶峰，成为中共迫害机器的权力核心，这个权力核心又开始层层加强邪恶组织并安排更邪恶的亲信，制订各项目更邪恶政策制度，以更邪恶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在贯彻执行中开始新一轮的“逆向淘汰”，从而产生更邪恶的头目……如此循环往复，所以中共整个机器和体制就象癌细胞疯长一样，越来越坏，决无自我改良的可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