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军官杨兴福自述遭迫害经历（上）
杨兴福，男，1949年11月生，主任编辑职称，大校军衔。96年7月他走入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得益。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被南京军区610先后三次绑架关押。610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以下是杨兴福自述被军队“610”迫害的情况。
我叫杨兴福，是中共军队中一名中高级军官，2000年7月9日之前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东线影视报》主编，主任编辑职称，技术大校军衔，隶属南京军区文化工作站管理。
我于1996年7月下旬喜得法轮大法，身心得到极大提高。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由于我坚修大法，不愿放弃，被军队“610”先后两次劫持，两次劳教，长达四年之久。现就自己被迫害的情况作以下报告。
一、被迫害前的基本情况
我于1949年黄历11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双桥镇农村，祖上世代务农，勤俭务实，生活过得还算殷实。我在1963年之前在寿县梨树小学读书；1967年之前在寿县正阳中学读书；在读书时期我都是优秀学生。1966年中共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生响应号召，搞所谓“停课闹革命”，我回乡务农。我是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长身体时没饭吃（上世纪50年代末的所谓自然灾害，实则是人祸），学知识时没学上（60年代中期的“文革”），要工作时没工做（80年代后期中共搞的经济改革，大批工人失业下岗）的那一代人（因我是一名军人而避免了后一劫）。
1969年11月份，作为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参军来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开始在机关干部食堂当炊事员，1970年7月中共组织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加入共青团，随之命令我担任炊事班副班长；1971年7月邪党又发展我为它的一名党员，其后命令我担任炊事班副班长，不久改任给养员（相当于班长）。那个时候邪党搞的是不入邪团就不能入邪党，不入邪党就提不了干部，我为了跳出“农门”步入“龙门”而随其潮流，直到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尤其《九评共产党》发表，才真正从本质上认识到邪党是彻头彻尾的残害人类的大祸害、大魔头。
1973年2月邪党把我提拔为军官，1988年军队从新授衔，我授少校；1996年晋升为副师职军官（即技术7级，主任编辑职称），进入高级军官行列；1998年被授技术大校军衔。我从1990年到邪党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7月，先后四次立功和一次提前两年晋升职务的奖励。2000年7月9日，我在与同修传递真相资料时，被南京国安局特务跟踪劫持，至此，取消我当时晋升技术6级（即经济上享受正师待遇）的资格，又从技术7级降为8级，大校降为上校，撤销高级职称，住房面积从150平米降为110，开除党籍（《九评》问世后，我在退党网站宣布退党）。劳教期间停发工资和取消一切福利待遇，不计军龄或工龄。2002年10月，即我第一次被邪党军队非法劳教走出冤狱不久，强迫我退休，时年52岁。
二、被迫害的经历
1、突如其来的绑架
2000年7月9日下午3时，我把事先复印好的数百份真相资料，请一位在省级机关开轿车的亲戚用车送到同修处。因同修电话被南京国安特务窃听，事先布下了罗网。下午4时，等我车子一到，国安特务一看是省政府的车牌照，没敢先动手，但把退路堵上，等在同修处搜到真相资料后，把同修、我、那位开车的亲戚分别劫持到国安的黑据点。（注：那位亲戚劫持在黑据点一周，遭到威胁、恐吓等非人的逼供审讯。经过调查确认他没炼法轮功后，被省政府行政部门保释领回，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随后分配住房、调资调级都受到影响。理由是阵线不明，界线不清。直到今天，“610”不断在这位亲戚面前制造与我之间的矛盾，仇视我和法轮大法。）这突如其来的绑架，凶狠、邪毒，说一句话的权力都不给。他们把车子窗帘拉上，不准向外看。一路警笛鸣叫。
2、国安特务突击审讯
大约下午5时，国安特务把车子开进一个巷子的院子里，然后把铁门锁上，不由分说，把我推上了小楼的楼上。他们把房间的黑幕拉上，打开大灯，架好摄像机等，两名主审、两名记录员端坐其上，如临大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真是一片恐怖。他们开始叫我老实交待，不能说假话、谎话，说错一句话自己都要承担责任。最后还问我听清楚了没有？我说：“你们无权审问我。”特务说：“来到这里，没有什么人不能审问的，也没有什么人不老实交待的，你老实点。”“我没有犯法，你们这样对待我，这是违法的，你们没有这个权力。我有我的单位，你们应该把我无条件放回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后，给了我一张表，叫我如实填写。我没有填写，反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单位、什么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说：“我告诉你也无妨，我们是南京国家安全局。”他们说的姓名我记不得了，但后来听说劫持我的那个处的处长是李耀军，此人当时没有露面。
于是，我如实说了我的工作单位、姓名、职务等。他们如获至宝，说：抓到了南京军区机关的一名大校军官，并确认我是部队和江苏省的最大头目。后来听接我回原单位的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政委杨德好告诉我，他们立马把我的情况直接报告给了当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610”总负责人曹克明和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相当于地方的公安部门）。保卫部立刻报告了南京军区当时任副政委（负责政法等）李继松。李说：“叫杨兴福把问题向地方交待清楚，尽快接回部队。”
杨德好当时带了两位副站长和一位干事，大约在下午6时就赶到了黑据点，但特务拒绝他们与我见面，继续对我逼供，我坚决不配合，只字不说。
特务把我和同修分开突审，好打开缺口向邪党报功领赏。于是主审人交叉换人，穿梭不息，使尽浑身解数。不管他们威胁恫吓、秽言辱骂、挑拨离间、软硬兼施，我就是不动心。这样，一直到10日的半夜2时，他们感到实在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我和单位的人见面。他们对来接我的人说：“这是我们碰到的最顽固的人。带回去要好好整整他！”
3、军区机关的拙劣表演
大约10日半夜2时30分左右，车子开进单位办公区，我坚决要求回家，单位领导不允许，说我闯了大祸了，对我说：不让你回家也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军区领导和政治部两级领导的旨意，现在就在这里，等上班以后，再听候处理。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带铁窗的房间，由两名干部、两名战士看管。上午8时，把我转移到另一间更牢固的房间，铁门紧锁，由两名持枪战士把守。军区文化工作站奉上级旨意，对外封锁我的消息，不许家人看我，我被与世隔绝。
少许，原单位的一名干部给我送来纸和笔，叫我把问题写出来。并低语告诉我：你暂不属于单位管了，由保卫部（“610”）来管你。随后整个白天，除了警卫战士从铁门里送来两餐盒饭，没有任何人和我接触。晚8时，军区保卫部安全处少校干事宋鸿喜把我带到楼外平地上（警卫战士在约15米处走动）。宋对我说：“今天上午，我和两位领导应江苏省‘610’之约，开了半天会，下午又向政治部和军区有关首长汇报，决定由我来和你谈谈心。原复印件对方已讲了，是他提供给你的，他都坦白交待了，等待宽大处理。你只说你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复印的，谁为你复印的，复印了多少件，除了昨天的那部分，还有多少，存在哪里？就这么简单。”我说：“我就印了那么多，都被他们搜走了。你看了那些材料了吗？”“简单的翻了翻。”“你应该认真看一看，那可是好材料，是事实的真相啊。你看清楚了，你就不该审问我了，该审问的应该是他们。”“别给我开玩笑了。我现在执行的是命令，只完成我的任务，告诉我在哪里印的？”“这我无可奉告。”“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你不具备印这么多材料的条件。”宋见我沉默，继续说：“这牵扯到军区和地方两大单位，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江苏把你们这个案子称为今年的第一大案，要求军区积极配合，两个小时要沟通一次情况，我还有一班人在办公室等着你的情况。别看你我在这象叙家常似的，你的那位朋友叫地方那帮子打了个半死，什么都说了。”我还是不语。
宋又说：“我求你了，我的首长（我插话：“你不要这样说，我承担不起，我也不认识你。”），江苏硬要把这个案子向北京报告，军区首长都出面说情，把事情压下来了，军委、总部要知道了，军区都吃不消，你个人我们想保都保不了了，到那个时候，情况不堪设想。老杨呀，你我都在军区机关工作，你是老机关了，比我知道的多，政治机关是干什么的，你比我更清楚。”我反问：“你说说是干什么的？”宋答：“就是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把军委、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下去……”“那上级错了呢？”“你不要开玩笑，这是严肃问题，政治问题，我们不谈。还是谈我问的问题。说清楚了我走路，你也自由了。”我说：“我没有做错，你好好看看我印的材料，我们再说。”随后就是双方的沉默。晚11时，宋把记录册给我，叫我看一看签上名字，我不签。他说这是程序，必须要签的。我看也没什么内容就签了。他把我送进了铁门，与执勤战士私语几句，留下一句话“夜里你好好的思考思考，明天再谈。”
7月11日上午8时，两名执勤战士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事先安排了十几名机关干部、战士、职工，叫我坐在中间凳子上。对面是保卫部副部长曹伯如，安全处干事宋鸿喜和另一位军区“610”干部汪卫忠。曹讲了这件事情的政策后，宋继续问话，问的还是昨晚那些。我强调：“我复印的是好材料，是真相资料，你们应该认真看一看，最好给今天在座的人都看一看，这样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宋制止了我的话，叫我不要绕圈子，怎么问就怎么答。我无语，曹气得脸白一阵，红一阵，但强忍下去了，命令在场的干部战士职工离场。随后曹对我大发雷霆，骂我是老滑头、老顽固、老狐狸，说我给军队丢了脸，给军区丢了脸，给政治机关抹了黑。正说得气愤时，他的手机响了，赶紧走出室外接话。一会儿回来把宋叫到一边私语了一番，然后匆匆离去。宋说：“老杨，你看到了吧，领导怎么样？还是和我好好的说一说吧，免得大家伤感情。”我不说话，宋和汪轮流唱黑脸，白脸。无论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开口。整个上午、下午和晚上就是这样度过。
7月2日上午9时，原单位的政委杨德好和一名干事把我带到另一间会议室。杨在路上告诉我：“政治部王长贵（少将）副主任跟你谈话，这是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好，不可一失再失。”会议室里王长贵和宋鸿喜在座，王见我进来，走到面前和我握手：“我是受刘（永治）主任委托，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把前两天发生的事给我说清楚。好不好？”然后示意杨和一名干事离去，叫我在他对面坐下。室内只有王、宋和我三人，宋说了开场白后让我谈。我给王讲真相，请他看看我复印的资料，宋制止不让我说。王刚开始还能耐住性子，随着我的沉默，他的脾气越发越大，秽言秽语不绝于耳，最后拍桌子、摔杯子，怒目而去。并给我丢下一句话：“再不交待就绳之以法！”后来听人说，王找我谈话后，气得三天起不了床，最后到医院去挂水了。
7月12日中午时分，宋鸿喜等一帮“610”人员在文化工作站副站长赵永生带领下，搜抄了我的家，搜去部份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大圆满法挂图和师父法像等。他们就像强盗一样，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留下非法搜查的物品清单。
下午2时，两名执勤战士把我带到会议室，政治部刘永治（中将）和秘书长朱福熙（大校）、曹伯如等数人已在座。曹伯如说了开场白，宋记录。刘见我沉默，大动肝火，大放狂言后对曹说：“再给他两个小时思考时间，然后向我汇报。”刘和他那帮人离去，我又被带回了铁窗。下午6时，一辆警车开来，曹向我宣读拘留决定，军事监狱执法队长潘兵给我戴上了手铐，顿时，我的手腕鲜血直流。我由两名武装战士押着，潘兵和文化工作站政治处主任崔荣辉把我非法关进了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镇的南京军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后来说，王长贵在军区政治部和机关邪党委两级会议上，为达到把我关押的目的，竭力攻击法轮大法和师尊，不惜构陷网织我的罪名。说我目无组织，目无领导，把我给他讲真相说成是拉他下水，妄图陷害；说他耐心相劝，而我却拍摔杯子，毫无悔改之意。并扬言“不把杨兴福关押起来，我这副主任就不干了！”（注：我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表现好，在机关上上下下有目共睹，从1989年开始的十年来，每年不是立功就是嘉奖。1999年5月份我还去北京参加全国征文颁奖大会，并代表获奖单位在会上发言等，报纸也整版的介绍我和单位的事迹情况。王长贵也深知，他若不如此构陷、耍泼，就很难服众，他的提议很难通过。）随后，军区保卫部（即610）用“保卫工作简报”的形式向全军区团以上单位发文，并报军委和总部有关单位，攻击大法、污蔑师父，网织罪名于我。并要求全军区部队对修炼大法者进行拉网式的排查。
我被刑拘之后，军队和地方的众多友人，军队官兵、政府官员、教授、学者、记者等四面八方打电话到我工作单位，询问我的情况，甚至要求来访，证明我的清白。用杨德好的话说：“电话都打爆了。”当初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就由崔荣辉起草了一份构陷我罪名的文稿，通告来电或来访者，说我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并威胁来电或来访者“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军区机关尤其是政治机关有些人如走卒般地执行了江泽民和他政治流氓集团的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
4、军区看守所的二十八天
当时军区部队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就我一人，我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地方的重大经济犯）关押在一起，这是一座老式看守所，阴森恐怖，执勤战士昼夜不停地在上面游动。
7月13日8时，执勤战士在潘兵的授意下，叫我背“监规”，要一天背下来，我说背不了。给三天时间，我还是说背不了。限我一周背下来，我还是说背不了。潘兵就叫同室的犯人背给我听，顺背、倒背。我说：“我没有错，更没有犯罪，不受监规之管。”潘就授意战士罚我倒立，我坚决抵制；叫我罚站面壁，我还是坚决抵制；后又不让我睡觉，我不理会他。战士也知道我的身份，待潘走后就传授我应对潘的办法，我乘机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战士叫我保重身体。有时潘来巡查，战士就帮我应对。其实潘很清楚，说：“你老杨在将军面前都敢拍桌子、摔杯子，还会把我小官放在眼里？”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杨某人不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关键在于有没有理。谁有理我就听谁的。我要给他讲真相，他不愿听，溜走了。经过数日相处，同室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遇到什么为难事，他们就帮我排解。
7月8日上午，文化工作站政委杨德好和一名干事受上级之命到看守所找我谈话，要我讲清问题，承认错误，做出承诺，可免于劳教或劳改（注：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学法小组，我炼功的情况他们是清楚的，邪党迫害之后，也给他讲过真相）。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炼功没有错，讲真相没有错，你们改变不了我的观念。”他们说：“监狱的生活你也知道了，那是人过的吗？你非要受那个罪干什么？”我说：“历史将会证明一切，善恶有报。”接下来就是沉默，我知道，他们同情我的处境，但又无可奈何。一周之后，又有一名领导找我谈话，内容基本一样。
8月2日，曹伯如带着汪卫忠（610人员）提审我，还是要我讲清复印材料的地方，说省里要情况。我沉默，他们就骂我、污辱我，并说军区司、政、后机关，凡有复印机的单位都查过了，没查出结果。“天这么热，还白天黑夜的查，到哪个单位查都招人家白眼，受人气，我就把这气、这火往你身上发。”我还是不语。他又说：“别看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不讲了，实际上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专政，事实上比以前更严厉。不信，你就等着看吧。”他们骂完走了。
8月6日，保卫部部长曲文来提审我，摆出一副十分友好的姿态，命令撤去一切提审的形式，喝退身边一行人，说要和老朋友单独谈谈心。然后对我说：“前面发生的事他不在部里，到福建沿海部队检查工作去了，4号回到南京，今天就来看你。”说了许多客套话后，落实到了“复印真相材料”的事上，他给我许诺：“只要说出在哪里复印的，再有个基本态度，两天就把我送回家。”我给他讲真相，讲我自己的修炼得益，讲他熟悉的人修炼之事，在真相面前，他无话可说，只是苦笑。最后悻悻而去。
8月12日下午，曹伯如和政治部机关十几人来到看守所，宣读了对我非法劳教三年的决定，说我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人，打破了大校炼法轮功被劳教的全军记录，给南京军区抹了黑，给政治机关丢了丑，给军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等等。当日晚上，他们一行把劳教决定送到我家里，被我同修的妻子当场撕了个粉碎。
5、在劳教所里
南京军区劳教所距看守所仅500米之遥，坐落在南京西南郊的一个山凹里，同属于保卫部管辖。在我去的前两天，他们就分了工，我由所长郄连房直接负责管教，其他人协助。当时，炼法轮功被劳教的就我一人，其他劳教人员多是偷盗、逃离部队等30多岁以下的人，战士居多。
郄连房，少校军衔，35岁左右。我一进所，他就黑着脸对我说：“必须服从管理，按所规所纪做，接受大家监督，听我的话日子会很好过，否则会很难受。劳教所是专政机关的专政机器，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事的。请你识相一点。”这是军区“610”和保卫部的授意，我以后的生活印证了他的这番话。
在严管班里，我住了8个月，由于不写“错误认识”，不背“所规所纪”等，严管班的七八个人都成了我的包夹。严管班的班长是所长选派的最恶的人，平时要我做的五花八门，事无巨细，包括喝水、吐痰等都要先报告，经他同意才能行动。大小便要全班集体行动，平时活动范围不能离开班长5米远，离开全班人员不能超过8米远，正常走路规定5步用正步、10步用跑步，走队列、站军姿和不同形式的所谓体能训练等，要求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和二十岁的小伙子一个样。各种体罚如“金鸡独立”、倒立、蛤蟆步等我都承受过。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不听，说做好人没有用，善又不能减期，明白真相也不能减期，只有听所长的话才能减期，叫你认错服管交待问题所长满意了，我们才能减期。于是，我找所长反映班长的问题，但要班长带着，当着班长的面谈问题。所长说：“不会吧？我任命的班长是最好最负责任的班长，是不是？”班长连声说：“是的，我是努力去做的，还要继续做好。”所长说：“对！还要大胆的管理。”我说：“所长你这样对待我，我会向上级反映的，我会告你的！”所长说：“你不要在我这摆老资格。以前在外面，我想见你都见不着。现在落到我手下了，属于我管。我不同意，你连一个字片都飞不出去。再说，上级就听你的？告诉你，我的上级给我说了，对你怎么管理都不过份。”然后对班长说：“带回去，叫他继续交待问题（注：关于我复印真相资料一事，邪恶一直在追查。直到半年以后，和我一起做真相资料的同修被邪警劫持，在抄家时，发现购复印机的发票，才告结。）几天之后，所长特别宣布：“严管班班长工作负责，成绩显著，追加减期一个月。”年底，上级给郄连房记了一次三等功。
肉体上的折磨尚能承受，精神上的摧残不是人能过得了的。2001年4月，邪党搞什么“亲情感化”，军区“610”变了一副嘴脸，要求各级领导来看望，也允许亲属探视，可以陪吃，还领你去参观等。真刀真枪硬的一套我没动心，可软刀子真能伤人。它让我在修炼上走了弯路，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2002年年前妻子同修来所探视，给我带来了师父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大法坚不可摧》等经文。师尊给了我一条生路，我当即写了一份《严正声明》让妻子带回去发往明慧网，同时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劳教所并转军区保卫部（即610），信上彻底推翻了自己以前所写所说的有损师尊和大法的话，表达了今后坚定修炼的决心。所长郄连房看后叫我把信收回，不要给他开政治玩笑。我又正式当面给他表白了我的态度和立场。他丧心病狂地折磨了我三天三夜，见改变不了我的决心，我在师尊的加持下向他发出强大的正念，他渐渐败下阵来。终于2002年7月12日，我提前一年走出了这个黑窝。
走出劳教所后，邪党并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王长贵利用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军区政法工作）和政治部机关邪党委书记的权力，把郄连房从劳教所所长调到政治部机关任协理员，先我出所两天到机关上任，他的任务就是非法监控跟踪我。然而，他们怎么能理解大法的超常，常人之规怎能约束大法弟子？！
6、第二次被劫持
军队是邪党的御用工具，是直接为邪党的统治提供保障的，军区机关作为邪党的一级高级军事指挥机关，控制是极其严格的，对其从属人员的洗脑那是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我虽然走出了高墙铁窗，但王长贵又给我布下了无形的魔网，即上有610统管，中有郄连房带人跟踪，下有文化工作站（主要是站长宗贵铭与政治处主任崔荣辉）配合。然而，他们怎能理解修炼人呢？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三件事”照做不误，尤其是2003年之后，和另几位大法弟子默契配合，“三件事”做的有声有色，不受邪恶影响。
然而2004年11月初，冯春富被南京市610劫持，家中电脑被非法搬走，并抄了家。12月中旬，冯春富在洗脑班邪悟，交待出不少同修，我是他交待的第一个人。12月19日晚，军区政治部办公室干事杨周超（610人员）带着数名战士，突然到我家非法搜查，搬走了我家的电脑，直接送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并把我劫持到文化工作站突击审讯，叫我交待问题。我质问杨周超：你代表谁给我说话？他说他代表主任（原主任刘永治已调任军区分工政法工作的副政委），实际上是许湘东副主任（王长贵已于2003年底退休，由许继任），杨周超亮出一叠材料，说是冯春富交待了我的问题。我就是不配合，任他怎么敲诈、逼供，就是零口供。到了20日的凌晨一时，杨周超说到公安局查我电脑的问题，军、地610相互勾结，又一次劫持了我。他叫来一名干部、一名战士看管我。那夜，室外下着鹅毛大雪，我在会议室里坐了一夜。
20日上午8时，我喊站长宗贵铭，强烈要求放我回家，指出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宗推托说是章夏蹇副站长分管我的事。我找章，章拿出我以前送给别人的讲真相材料（恶人已经全面排查我的情况）威胁我，要我老实交待。我说我没有问题，做的事都是好事、善事，无须交待。他说不交待，那就老实在这里待着吧。
上午11时，杨周超来了，说在市公安局搞到现在，也没有结果。随后，在宗贵铭办公室里与章夏蹇二人私语了一番，走了。早晨，战士给我送来了盒饭，我没吃；中午还是没吃。下午5时，在我强烈要求下，文化工作站才把我送回家，命令我：不要离开南京市。610开始监控我的行踪。第二天，我打电话到文化工作站要电脑，他们谎说过两天就送来。随后，我每天都打电话向他们要电脑，直到2005年元旦的前一天，才叫一名战士给我送来，一台好端端的电脑，被搞的乱七八糟。
7、在镇江洗脑班
2005年1月4日下午，宗贵铭和崔荣辉 （已提升为书记）、章夏蹇、王希安和数名战士，要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到镇江军区影视文化训练中心参加洗脑班。我不去，宗就亮出了许湘东和杨周超等610人员炮制的报告，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四位领导都来了，与你谈。崔和章在旁威胁说：“许副主任考虑到你不会去，就叫我们带了几名战士，他们就在楼下，押着走的那个场面你和我们都不愿看到。”这时，我的同修妻子、女儿、女婿和他们争辩，说就是不去！宗诡说：“一个星期就回来 ，应付应付地方上的追查就完事，你们不要当真。”家人质问：“一个星期就回来，你也保证？”宗说：“我敢保证，一个星期不回来，你们向我要人。我现在亲自送到镇江，把老杨安排好了我再回来。由王希安大校陪着；你们放心。”
在镇江组织了一个帮教班子，由王希安负责，影视文化训练中心的主任王锡炳（上校）和军区610人员杨周超（少校），还有两名战士组成。当天晚上，宗贵铭召集所谓班子人员开了会。宗走后，王希安、王锡炳二人给我宣读了在南京就搞好的所谓六条纪律和学习计划，要我按照执行。1月5日上午8时，王希安等叫我到会议室去看邪党攻击大法的录像片，我对王说：“你真要放，我也管不了，但我不看。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欺骗人的，是邪恶的攻击、构陷。”我再次给他讲真相。1997年我就给他弘过法，他说这个功是好，但要求太高，他做不到。迫害之后，我又给他讲过真相，第一次我被非法劳教时，他到劳教所看过我，他对我说：“低个头，认个错，何必要吃这份苦呢？这个年头，谁不说假话？大家都是骗来骗去的，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你的话我不能讲不对，上级的话我也不能不听。这样，我们达成一个协议，我也听你讲，也不看录相，我们看电视连续剧。上面要问什么我来说，但有一条，这个班结束之前，你要给我一份让我交了差的材料。王锡炳那面我应付。”
一周时间到了，我强烈要求回家。1月16日，杨周超来镇江，说是军区610要来验收，他来打前站。我还是要求回家，指出把我拘留在这里是非法的。杨周超说：“你不要跟我讲非法不非法，实际上部队就没有法，难道你老杨不明白？就是听领导的，一级服从一级，领导的嘴就是法。这次，许副主任叫我来了解了解情况，我就来了解了解，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我要向他讲真相，被王希安制止了，把我拉到一边说：“此人能给讲真相？他太坏了。”然后拉着杨周超到饭店喝酒去了。第二天，王希安对我说：“昨晚杨周超喝醉了，要求洗桑拿浴，给他搞了包间，凌晨1时才跑回南京。”接着问我：“你和冯春富（冯以前是军区报社的处长，91年转业到地方，王也认识。）在一起到底干了什么事？”我说：“我干的都是好事、善事、是救人的事。”他说：“你要做好准备。听说冯把你的事都给江苏610说了，江苏把你的事反映到北京去了，全军610插手要来调查你的问题。作为朋友你能不能给我说实话？”“你要听，我可以说，都可以给你说，堂堂正正的，没什么不好说的。”“算了，不说了。我提醒你，冯揭发你，你不能揭发冯吗？”“我不能和冯一样。常人还讲个仁义，他不仁，我不能不义。”“请你好自为之。”
20日下午2时，军区610的汪卫忠和军区军事法院的一名副庭长，军事检察院的一名副处长来到镇江，心急火燎的要我交待问题，并说全军610检查组已到南京，他们先到江苏调查我的情况，又约了冯春富谈了1个多小时，好多情况他都不知道。并给了我冯春富揭发我的部份材料。我对象汪这样的黑着心肠一心跟着江氏流氓集团走的邪恶之徒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沉默。不管他拍桌子、摔杯子、破口大骂还是冷言冷语、挖苦刺激，阳奉阴违，我就是零口供。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说可以，马上我们赶到汤山搞你的女婿（我女婿冯瑶当时在南京军区汤山疗养院当军医），听说你女婿也参与了你的活动，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还对付不了你女婿。”当着我的面，以保卫部的名义给汤山疗养院的领导打电话，要求把冯瑶控制起来，下班不要让他走，说有个要案牵扯到他，晚上找他谈话。后来女婿告诉我：“那日下午一下班，被疗养院领导留下来，从晚上7时一直搞到第二天凌晨2时。他发火，我也发火，他辩我争，寸步不让。开始疗养院领导还压制我帮着他，后来一看他们太不讲理了，就催他们离开，说我们明天还要给疗养的老干部检查身体，休息不好，要影响工作。他们才没趣的离开了。”
1月22日下午，王锡炳带人把我住的房间安装了铁窗、铁门，同时增加了两名战士看守。23日下午2时，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张兵领着全军610王局长（王是保卫部安全局副局长，大校衔，全军610办的办公室主任，2001年到军区劳教所检查过工作）和总政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提审”我，由汪卫忠做笔录，张兵、杨周超等在一侧间，其他人员不得在场。汪卫忠说：“全军610工作组来军区检查工作，是带着总政首长的指示来的，实际上就是检查你杨兴福的问题，听清楚了没有？老老实实地说。”后来得知，是时任总政办公厅副秘书长朱福熙（少将）在610送的报告上批语，大意为：同意派工作组协助南京军区查清杨兴福的问题，若情况属实，严肃处理。
王局长说：“先谈谈你对这次洗脑班的认识和收获。”面对眼前三人，我只是沉默。王和汪催了数次，我依然沉默。王说：“第一个问题不谈可以，等以后再说。下面谈第二个，就是交待问题。”我还是沉默。几分钟后，他拿出了那个报告（朱福熙的批语），往桌上一拍，说：“我们是有任务的，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你杨兴福是累犯，2001年我们就有接触，你的同行有交待（指冯春富的交待），别人有揭发，事实俱在。现在就看你的态度，可以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命运……”我环视了他们一周，还是沉默。数分钟后，王开始诱导，说某某军区的某某某问题如何如何严重，最后态度好，问题交待的清楚，我们建议免予处分，回原单位上班。我不动声色。随后他竭力攻击大法，构陷师尊，并威胁说：“根据你的态度和重大问题，可以给你判刑、判重刑，南京军区不处理，我作为全军610办公室都要督导南京军区处理，你要慎重思考，交待问题。”我照样沉默。汪卫忠开始对我人身攻击，动粗口，说我对抗全军610领导。随后张兵从侧间走出，侮辱、谩骂，加诅咒，最后留下一句：“机会不多了，再给你两天时间。”大约4时多，他们带着零口供，开着警车回到了南京。
其后根据南京安排，洗脑班由王锡炳负责，叫我配合。我再次要求回家，王说：“总部和军区的人刚走，待两天再反映，估计在镇江的时间不长了。”
1月28日下午1时，王锡炳要我收拾一下东西，说马上送我回南京。1时30分，我和南京来的两名战士，训练队的一位干部、两名战士上了一辆中型依维柯，由王锡炳带领往南京方向开去。1小时后 ，车到南京环城公路并没进城，我质问王锡炳：“你们要把我送到哪？”他说：“马上由章夏蹇副站长安排你，我的任务是把你送到章那里。”并示意4名战士逼近控制我。我向王提出抗议，王叫我理解他，他在执行上级的任务。车子又开到了离开才两年半的军区劳教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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