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监狱的反人性罪恶（二）
目录
一、人性化设施下的非人虐待与摧残
二、以不留痕迹的虐待法轮功学员作为研究课题
三、用做秀 迫害与造假掩盖迫害真相
四、颠倒黑白的奖罚机制及黑社会逻辑
五、以“习艺”为名的奴役
附1、北京女子监狱部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单
附2、北京女子监狱的恶警名单
二、以不留痕迹的虐待法轮功学员作为研究课题
北京市女子监狱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被劫持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着比德国纳粹集中营与苏俄劳改营更过之而无不及的摧残，北京女子监狱利用国内一切媒体混淆视听，有目的地欺骗和引导舆论，将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折磨称作“春风化雨式转化”来大肆宣传，不遗余力地完成作为中共橱窗式人权样板的政治使命。
随着大量酷刑残害事实的曝光，面对国际压力与谴责，北京监狱管理局规定，要保证高“转化率”，但“转化”法轮功过程中不许出现外伤或死亡，也就是说既要虐待你，还不能让人看出来，不能对监狱有负面影响。2003年，北京女子监狱副监狱长周英曾对警察说，“别让人抓个现形儿”，‘转化要打法律的擦边球’；被洗脑后完全魔变的犹大李小妹曾说，用皮带等刑具，会给身体表面留下伤痕，能留下虐待把柄的“转化”方法都不可取。早期赤裸裸的迫害造成董翠被群殴虐待致死，岳昌智被虐待致残等，都被女监视作工作失误。2004年以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刘迎春，成为所谓“转化专家”， 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最善于挖空心思的打这种擦边球，她的一段话道出，把规避国际压力上升到政治高度是北京女子监狱的一种现实需要。为了避免留下迫害证据，女监现在基本不用电棍手铐，也没有电椅等刑具，从赤裸裸的暴力转向，越来越倾向不施加外表可见的暴行，把不留痕迹的虐待迫害作为研究课题，在残忍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整套强制洗脑模式，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隐蔽在看似和风细雨的微笑和谈心中。
不留痕迹的肉体折磨手段
北京女子监狱的狱警将身体酷刑及精神摧残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她们到全国各劳教所监狱交流，发展出适合女监的“转化”邪理和手段，各种没有折磨痕迹而又能使人痛不欲生的手段被不断都借鉴“发明”出来，但落实在表面文字和录像资料上的都是冠冕堂皇符合“科学”的研究，因为她们也知道那些卑鄙的手法上不了台面，真正的伎俩没有文字记载，只能暗中传授，但在具体实施时，其“理论”依据经常被狱警与包夹津津乐道，下面的几例就是被女监选择普遍使用的典型肉体折磨手段。
（一）“熬鹰”
“熬鹰”就是不让鹰睡觉，熬着它，经过长达五至六天不让眨眼的折磨，使鹰极度困乏然后对熬它的人就唯命是从，将熬鹰这种折磨作用于人，那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酷刑。据美国精神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五到十天没有睡眠，人就会产生幻觉，无法正确思考，有人会进入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对环境陌生，有不真实感，大脑会丧失功能，变得不理性，十天、半个月不让睡觉，就可以动摇意志，模糊神智，使人象变了一个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可导致人否定自己的理想，并签署违背个人信念的声明。也就是说，使用“熬鹰”，不让人看到外伤痕迹就能引发大脑功能的紊乱，神智不清，不用严刑拷打，就能摧毁人的意志。
“熬鹰”是世界上被公认的残忍酷刑之一，在欧洲16到17世纪曾有此酷刑，后来被废除，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熬鹰”被共产邪党专制政权利用成为迫害异己的主要方法。在人权相对有保障的国家，“熬鹰”是绝对禁止对人使用的犯罪行为，个别国家转移别国刑讯逼供，对恐怖极端分子及间谍用此酷刑，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文明时代，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将折磨动物的暴虐手段作为酷刑折磨人，而通过“熬鹰”使人意识不清精神崩溃后认罪“转化”，竟是北京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虐待方法。
北京女子监狱的狱警一般会给“熬鹰”等酷刑找出荒唐的理由，比如，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附体”、“被精神控制”了，“附体”不打掉，就“转化”不了，为了“挽救”她使她成为“正常人”，必须用各种方法把附体“熬”走、“打”走，“骂”走。狱警经常说，为了让你“清醒”过来，所以不许你睡觉，这是为了救你（就是转化你），“为了你好”。几天后你会精神恍惚，那就会更被说成有“附体”了，就更有理由继续不让你睡觉了，说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附体“熬”走。
法轮功学员赵学凤被长期罚坐小凳不许睡觉，眼神游离，就被诬有附体，被加大迫害力度继续“熬鹰”； 虞培玲被熬的眼睛睁不开，被诬有癔病，被用冷水泼、脚踹，当时负责“转化”她的黄清华说，“只有转化才能治她的‘癔病’。”陆淑敏被熬的头脑经常是一片空白，刚做的事就忘记了，就被说成是装相，又招来变本加厉的打骂、罚站。杨进香被熬得迷迷糊糊摔倒在地，磕掉了二颗门牙；龚瑞平被“熬鹰”四十多天，皮肉透明，随时就会破裂，最后两腿几乎无法站立，辨不清方向，走路直撞墙，有时摔倒在地，精神一度错乱。
目前，北京女子监狱害怕留下“熬鹰”的把柄，也不明着说不让睡觉，但就是选在就寝时间安排狱警轮班同法轮功学员“谈话”，让她没有时间或很少时间休息，进行变相的“熬鹰”。
（二）强制双盘
 酷刑演示：捆绑强制双盘 |
强制双盘是将人的两腿以双盘打坐的姿势捆绑起来，一般手也背过去捆绑起来。强制盘坐使人疼痛难耐，心神难安，能使人迅速达到痛苦极限而精神崩溃，在欧洲中世纪也有过个别案例，是酷刑之一。北京女子监狱早期主要也使用这种方法虐待法轮功学员，还找出“理论”依据，说是根据中国古代对盘腿通脉的解释，这种方法绝不会有伤筋断骨的危险，同时使人身心都难以忍受，在短时间内就能将意志与体力消耗殆尽又没有外伤。而且，狱警和包夹还卑鄙地说强制双盘是让法轮功学员打坐炼静功，考验她们能不能忍。甚至让被虐者感谢她们，何其荒唐卑鄙无耻！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这种虐待。
石景山法轮功学员刘秀琴在老女监三区监区长田凤清的办公室里被骗盘腿，盘上后被捆住不放，被强制双盘折磨了一夜，疼得她死去活来，之后都走不了路；法轮功学员赵玉敏本来不能双盘，竟被强制捆绑，捆上就不再解下来；董翠被群殴前也被用此方法虐待。说想修炼就要接受考验，把腿盘上，再强制把腿、手捆上，同时狡猾地欺骗董翠说，这不是体罚虐待，是帮助她修炼，“考验”她的盘腿能力，哄骗董翠配合“考验”，如果董翠不配合，她们就说她不“忍”，董翠的善良与忍耐竟被利用来残害她。
强制双盘过程中是不能上厕所的，狱警习学会竟买来医院给病人用的便盆，抬着人当众便溺，以此羞辱人。
（三）劈叉
 酷刑演示：强行将受害者的双腿一字劈开 |
这也是北京女子监狱发明出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典型手段之一，把人的腿向左右分开，硬劈成一字形，然后抓住人的后领子猛力向前方的地上压，两腿和后背都坐一个人。狱警研究认为劈叉和双盘一样，不会很容易造成骨折，不会在身体表面留下痕迹。2003年，当时曾被洗脑后邪悟的人还出主意告诉狱警怎么劈叉不容易伤骨头，但劈叉很容易把腿强制拉伤。岳昌智就是被劈叉时脊椎当即骨折的，并一次次尿失禁。北京四季青的法轮功学员赵秀环，被强行劈叉导致尿血，上厕所时蹲不下去，就只能用手撑着地。
（四）踢迎面骨
用硬塑料底的片儿鞋踢迎面骨，是北京女子监狱发明出来，认为迎面骨很硬，踢起来疼但不容易骨折，踩踏迎面骨的方法折磨法轮功学员确实不易骨折，但剧烈疼痛会使心脏受损。董翠被群殴时，就是五个犯人换上硬塑料底的片儿鞋反复踢她迎面骨，但最后施暴者完全失去理智，造成她身体多处受伤。
（五）坐小凳，强迫面壁站立，“飞”，强制下蹲，拔军姿，走正步等
 酷刑演示：“飞着” |
坐小凳，强迫面壁站立，“飞”，强制下蹲，拔军姿，走正步等也是北京女子监狱普遍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不用刑具又不容易有外伤，经常配合“熬鹰”交叉使用，有时理由很荒唐，狱警说，“都是为了你好，站着头脑清醒，能精神集中的思考问题”。长时间的面壁站立，人不但极度疲劳、头晕眼花，除了白墙外什么也看不到所造成的特殊心理，还会令人产生可怕的幻觉，感觉走投无路而绝望。狱警研究认为，这些方法交叉长期使用，都能使身体精神的承受达到极限，在极限情况最容易接受下心理诱导，接受“思想改造”，狱警经常强制法轮功学员在这种姿势下回答问题。
岳昌智就被交叉使用这几种方法虐待，她的经历表明了北京女子监狱如何使她意识不清，然后蒙骗她“转化”。她说：“在这种折磨中我坚持了一个月，身体有些承受不住的时候，她们仍不准我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始终不让我坐、蹲、扶、靠、各种休息，即使写东西也必须站着写，甚至同一个东西逼我反复抄。狱警指使着‘帮教’带我在屋子内转圈，转圈时喊口号，口号的内容，由无关紧要逐渐转到要我决裂法轮功。她们是在看我头脑是否还清醒。后来出现了身不由己、对她们让我喊的口号，心口不一的机械的做着她们要我做的一切。”“我在极度痛苦中，她（狱警）不但不准我蹲一下缓解痛苦，相反却疯狂地强迫我写‘决裂书’，厉声命令我写东西。那是我从来都不想做、永远都不要做的事！我心中想：不写！但手却不听我的指挥。不一会儿，申艳秋（狱警）又进来了，还要逼着我再写上‘不要生命的永远’！我的心中说：‘怎么能不要生命的永远呢？！’可是我心中的这个声音太弱，主宰不了我的手。就这样，我象个木偶似的，被人牵着、机械地做着她们要我做的一切。……直到又过了24多个小时后，她们才让我有了点休息时间，休息后我清醒过来了。我懊悔莫及，痛不欲生，我竟做了这可耻的事！”
（六）一边施暴一边给你量脉搏
北京女子监狱因其橱窗式人权窗口的政治使命，要求法轮功学员成为橱窗里向国内外展示其教育“转化”的样本范例，以此向外界掩盖其灭绝人性的罪恶。它研究各种看似简单的手段，通过不留痕迹的虐待就会将法轮功学员逼入生不能、死亦不能的一个绝境，精神死亡后换上它灌输的大脑，让你肉体活着，利用你去颂扬它的人性化教育，要感谢它的挽救，甚至将邪性输入你，把你变成它的同类。
在所有施暴过程中，狱警都安排懂医的犯人随时看护，给你测血压，量脉搏，一边听着心脏、数着脉搏，说着讽刺话，一边试探着你所能承受酷刑的极限，适时指挥犯人不断加大折磨力度，看着你痛不欲生，看着你一点点走向身心崩溃的边缘。当看到你有生命危险时，会让你睡一会儿，或者喝些水，休息一会，稍稍歇过来再继续虐待，这样会让人从心理上感到折磨无有止境，让人更感绝望。2003年，在警察浴室里群殴虐待董翠的过程中，施暴者就曾经给她喝过热水，等她缓过来再继续暴行；2003年袁林在禁闭室被虐待时，脉搏不正常，心脏多次偷停，她们害怕她真的死去，多次停下来让她休息，缓一下再继续折磨。
更为卑鄙的是，很多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狱警都知道炼法轮功确实能祛病健身，当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出现外伤时，她们居然让她炼功！龚瑞平在禁闭室被犯人们用很长的缝衣针扎脸，扎身上，说要考验她到底痛不痛，不痛就说她不是人，被“附体”了，必须用各种方法把附体赶走，她被双盘捆绑手脚，让人压着坐在她后背，她不吭气，接着又被强制拉开双腿反复劈叉，每条腿上，后背上都坐一个人，她还是不吭气，后来把她身体折叠，头窝着脚，捆上后塞到圆凳子底下，凳子挺低的，就被拱起来了，她们就坐上面压，压了一阵之后，龚瑞平还不屈服，她们就把她拽出来打，七八个打她一个人，疯狂殴打她，她的脸变了形，整个眼窝、眼皮全部呈紫黑色瘀血，腿也瘸了，她还是不吭声，恶人们害怕回到监区其他犯人看到龚瑞平被打坏，想让她快些恢复身体，就让她整日在禁闭室炼功学法，而平时盘腿在监狱里都是绝对禁止的。
不留痕迹的精神摧残
人在肉体的摧残下还可以在心中存有自由的独立思维，心灵尚存一念，在北京女子监狱的“教育改造”中，连这最后一念也是要摧毁的。北京女子监狱不仅囚禁你，折磨你，而且还要改造你，独立思维没有任何存活的空间，必须给你灌注它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就是洗脑，让你所谓脱胎换骨“新生”，成为所谓“新人”，象傀儡一样的人，因为最后还要利用你，让你成为邪党政治的应声虫。
在有人权保障的国家，强行洗脑与教育改造是反人性的违法行为，只有中共的监狱才有所谓的“教育改造”扭曲思维，灌注思想是中国监狱“优越”的社会主义特色。中共在历史上对战俘，异见者，及修炼者都是这样加以改造后利用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也是经过了种种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而驯化的，在这次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中，北京女子监狱的所谓“教育转化”将洗脑手段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人的心理操纵摧残堪称登峰造极，它是一个精神的毁灭工厂，对人的伤害触及灵魂，很难看到触目惊心血肉模糊的外伤，却更加深刻和彻底。它让你自己泯灭自己的良心，自己杀害自己的灵魂，作践自己，让你苟且的活着，最后，你还要感谢虐待你的恶徒，要感谢迫害你的恶党。
一、匪夷所思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零零三年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美国纽约针灸医生滕春燕由于所谓的“认罪”态度好，被北京女监提前释放，在监狱门口，中共还安排了外国记者等候滕春燕步出。有记者问：“在狱中你是否受到虐待？”滕春燕回答“狱中从没有虐待过犯人。相反，警察对待我们友好，如同亲姐妹一样。”她的回答又一次让全世界震惊，因为国际大赦组织一直在全力营救她，而大量迫害案例都表明监狱里已经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实。这一次，北京女子监狱成功的协助中共邪党的喉舌媒体在全世界面前表演撒谎，在国际的谴责声中替中共的无耻行径遮羞，对滕春燕的“转化”堪称北京女子监狱最成功彻底的洗脑。
就在滕春燕在记者面前否认北京女监虐待犯人，为北京女监大唱赞歌的二小之后，另一位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法轮功学员董翠被拉到没有监控的浴室里暴打，几个小时后被虐杀！年仅29岁，尸体伤痕累累，而她下监到北京女子监狱仅仅八天！她就死在滕春燕出监的那一天。那一天，北京女监兴师动众，在国际人权橱窗的背景下，利用滕春燕向西方媒体展示其春风化雨的“转化”。
因为从纽约回到中国大陆，收集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信息，滕春燕被判刑三年，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她所做的不过是安排海外记者采访，她所提供的信息是国家犯罪的事实，不属于任何国家机密。她被审问50多次，每次连续数小时，她被罚站和蹲马步达几天，她甚至被罚款30000元（约4000美元），作为她被关押的“服务费”，她遭受了生不如死的身心摧残。而当记者问她是不是盼望刑满获释时，她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她说：真的不是，我珍惜这里（监狱）的每一天。在所谓人性化的监狱也不可能让一个无辜被监禁的人热爱到如此程度，以至她不盼望重获自由，不盼望和丈夫、父母团聚，不盼望回家。她已经被北京女子监狱洗脑成一个不正常的人，北京女监不仅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剥夺了她的思想自由，甚至还胁迫她公开出卖灵魂。从滕春燕为了被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而回中国收集资料、到她被关进监狱之后自豪地宣布监狱的生活使她乐不思蜀，这一匪夷所思的对比可以看出，北京女监的“转化”就是摧残扭曲正常人的心理健康，就是要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矫治成不分善恶是非，出卖良心，满口谎话空话套话的人。
被劫持服刑期间，滕春燕在中共和北京女监的安排下，还曾接受了海内外记者的三次采访。滕春燕告诉记者，“这里没有受到任何迫害，这里的管理都非常文明”，“并没有遭到精神上或者语言上的任何迫害。我并没有受到迫害，管教曾经找我谈过话，但都是善意的，在这儿我没有看到其他人被打骂，工作人员素质都挺高的。”滕春燕不可能不知道，就在她所在的监区，另一位北京医科大学硕士虞培玲6天6夜不让睡觉；杨凤霞被犯人们搬着脚，强迫往师父的法像上踩，还被恐吓她如果再不“转化”，就找精神病院的大夫来摧残她；李红雁因为炼功被戴上头盔、束带；穆春艳被班里的犯人围攻辱骂到早上3、4点钟；还有一个60岁的老太太写了所谓的“转化书”后想反悔，全班跟着一起罚站 。
滕春燕现象被国际学者专家关注，她被认为是洗脑后被心理操控，从而患上了被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精神疾病。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然后抓了几个女店员给关到地下室的黑屋里。六天以后，当营救她们的警察到来时，这几位女店员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反而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才是在保护她们。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绑匪，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开枪打死她们，还给她们食物，给水喝。她们对绑匪感激不尽，以致思维混乱到为绑匪的罪行辩护。被绑架反过来对绑匪心存感激之情，这一现象被西方心理学家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有四个条件。一个是人会切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受到威胁；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她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在她绝望时会给她水喝；第三个条件是暴徒封闭所有的信息，使人与外界完全隔离，同时操控了她的思想；第四条，人完全失去自由。这四个条件下，人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北京女子监狱对一些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就是在高压封闭环境中，用各种精神及肉体酷刑将人逼致绝望，然后进行所谓“情感管理”，最后使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北京女子监狱的“专家”狱警黄清华尤其深谙此术，滕春燕就是被她洗脑的。
2004年，袁林历经北京女子监狱最惨无人道的迫害后，在监狱大会上公开揭发北京女监的恶行，要求控告女监及恶警，女监为了所谓维持监管秩序的稳定，将对袁林的洗脑定为重大任务，于是袁林被转入黄清华所在的八区，黄清华老谋深算，背地里授意包夹肆意欺凌侮辱袁林，将其置于一个心理承受的极限境地，她看着她一点点走向身心崩溃的边缘，便开始所谓亲情感化，伪善地对她表现出同情关心，给她各种小恩小惠，利用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原理，逼迫袁林自动放弃对女监暴行的控告，最后接受邪悟理论，并对黄清华和女监感恩涕零。
二、系统化的心理围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谓“反邪教”研究课题组曾编著了一本协助对法轮功学员洗脑的书，北京女子监狱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因素及被所谓“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的“弱点”，结合北京女子监狱的所谓文明的情感管理，更细致的发展出一整套所谓亲情感化，融化坚冰的“转化”理论，同时强制灌输各种歪理邪说，将迫害法轮功的手段程序化，有计划、有步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预谋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虐杀。
（一）时时处处的监控
早期北京女子监狱负责法轮功“转化”的狱警经常去法院旁听对北京法轮功学员的庭审判决，了解案情，观察法轮功学员的现场表现，在下监前就已经对该学员有了大致了解，下监后住在哪个班，由哪个狱警主管，由哪类包夹看管，哪类人负责洗脑等等，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刚一入监下车就会被全程录相， 一群被精心组织好的服刑人员会对该法轮功学员嘘寒问暖，会帮助她在生活上安顿下来，她们表现出的热情与友好会取得该学员的信任，其实她们都是负责监视的“包夹”，有明的“包夹”，还有暗的“眼线”，她们的任务就是贴近她，把她的一言一行、思想动向全部报告给狱警。
对于坚定者，狱警指使包夹二十四小时昼夜监控，从早到晚，所有的情绪，对什么问题敏感、抵触、接受，对什么事表示高兴、担忧或是愤怒，所有的言行举止，说了什么，有什么异常表现，喝了几口水，看了几次窗外，上了几次厕所，睡觉时的表现，等等，都被偷偷地记录下来，写成“帮教日记”，随时汇报。除了机器监控，夜里有专门值夜班的“包夹”床前设岗，上厕所也要监控记录，白天， “包夹”、“帮教”们十几只眼睛的整日严密监视，该学员每个不经意的言行都会被揣摩猜测，被挑剔指责。这种时时处处的监控，已经让人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了。
法轮功学员入监后，就被要求进行书面心理测试，都是国外研究的心理测试问答，内容包括个人简历、家庭婚姻、经济状况，性格特点、需求愿望等等，通过这种书面测试，狱警对学员的知识层次、个性心理、社会生活空间等就有了初步掌握，再借助电脑分析所谓科学结论，通过这些结论来研究、归类，对每一个学员做出最基本的认定。当监狱掌握全面的情况后，就进一步观察学员的情绪，揣摩学员的心理，找到薄弱点后，就适时找茬开始心理围攻。什么时候集体围攻，什么时候个别谈话，什么时候唱白脸，什么时候唱红脸，由谁唱白脸或唱红脸，狱警都是研究好的。
（二）高密度、高强度的洗脑灌输
外部真实信息在北京女子监狱是被完全封锁的，舆论是被管控的，充斥一切空间时间的就是高密度高强度的洗脑宣传。有时狱警竟会昼夜给法轮功学员播放诬蔑大法的假新闻，其实十几年来也只有那么几张经过造假的光盘包括“自焚”、“京城血案”、“关氏杀女血案”、某某“转化”等等，还有何祚庥、王渝生、司马南等人诬蔑法轮功的光盘，但高强度高密度高分贝地滚动播放，形成了强烈的听觉暴力与视觉暴力，吞噬人的正常思维和判断能力。
北京女子监狱还用所谓“以法破法”的邪悟理论蒙骗学员，这些歪理邪说逻辑混乱，自相矛盾， 比如说，“你不要做好人吗？你被关起来，给亲人、单位领导造成多大伤害啊，如果不，你会被延期，会给他们造成更大伤害，那样你还能算好人吗？”其中严重的逻辑错误就是倒果为因，被迫害前，修炼使法轮功学员们更体贴关爱家人，工作更尽心尽责、任劳任怨，她们带给周围所有人的都是祥和，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才去上访，而违背宪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的才是这所有痛苦的根源。很多学员亲身体验过法轮功的神奇，从中受益，甚至绝处逢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如果直接说法轮功不好，让她放弃，学员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帮教”就歪说“转化”不是放弃修炼，而是按照法轮功的原则，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甚至连自己的修炼都该放弃，还胡说是“转化”是所谓“更高层次的修炼”，不“转化”的人才是不信师信法的被淘汰的人。
（三）连坐，苦肉计等被称作亲情感化
北京女子监狱的所谓亲情感化，就是针对不同的法轮功学员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蓄意制造心理障碍，用株连煽动制造仇恨，利用群众斗群众使迫害升级，利用苦肉计以正常人性情感为要挟逼人“转化”。
2001年，为了逼迫原北京工商大学的老师雷晓婷“转化”，狱警郭兰香采取“株连”的方式，不许雷晓婷所在的监室的犯人参加劳动，不能下车间干活，就意味着犯人挣不到工分，就影响了减刑，于是犯人们迁怒雷晓婷，开始 “声讨”她，通宵熬着她不让睡觉，狱警郭兰香甚至不让监区所有的犯人睡觉，造成谩骂声铺天盖地，以此声势加大对雷晓婷的迫害力度。
北京女子监狱对周孜也是用了这个办法，不但不让周孜睡觉，还强迫其所在班的人，都不许吃饭、睡觉，以此制造仇恨，狱警唆使犯人对周孜拳打脚踢，往脸上、身上吐唾沫，在十区，狱警甚至让全班服刑人员给周孜下跪，迫使周孜说“不炼了”，否则都不准起来。
雷晓婷自从被非法抓捕后，中共违背规定一直没通知她的家人，为了用亲情胁迫雷晓婷“转化”，狱警田凤清佯装好人，打电话叫其二老从东北老家千里迢迢赶到监狱，她的父母半年多来四处都打听不到她的音信，其痛苦可想而知。田凤清暗示其母感激监狱给安排的这次见面机会，哄骗威胁她向雷晓婷施压，雷母见雷晓婷不妥协，下跪求她，老泪纵横，悲痛欲绝地昏死过去，苏醒后刚说了一会儿话，监控的狱警就说接见时间到了，雷母又昏死过去，狱警故意没让雷晓婷见其母苏醒过来，就把她带走，整个接见持续不长时间，还要求雷晓婷写思想汇报。过后狱警故意在整个监区将此事传播开来，煽动狱警及犯人攻击说炼法轮功无情无义，不要亲情。田凤清明知道雷母高血压达240，患有心脏病，容易担惊受怕，随时有昏死的可能，还是经常给其母打电话，以不“转化”不能回家，会被加刑等理由吓唬她，要求其母胁迫雷晓婷“转化”。
为完成“转化”指标，狱警真是什么无耻的招都使用上了。狱警甚至撒谎欺骗法轮功学员赵玉敏，说要不“转化”，她丈夫就跟她离婚。赵玉敏不相信，说：我了解我丈夫，他不是那样的人。狱警说信都写来了，要和你离婚，赵玉敏说那你拿来给我看看。狱警不给她，还说：为了不让你受刺激，不给你看。后来得知她丈夫根本就没写过这样的信，狱警完全是骗她的。
法轮功学员李桂平2001年就因讲真相被判12年的重刑，当时孩子只有10个月。后来因为李桂平在监狱大会上喊法轮大法好，一直也不允许接见孩子丈夫。她已在北京女子监狱被关了9年多，丈夫身体非常不好，两次心脏病发作，出现生命危险，多年来一人拉扯孩子，孩子从小被夺走了母爱，父母无人照顾，李桂平的痛苦可想而知。刘迎春研究李桂平的情况后，决定抓住其痛处以亲情为突破口，怂恿警察加大力度对她进行所谓“亲情感化”， 她倒果为因，诬蔑李桂平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家小，没有亲情，说她“心理阴暗”“顽固，偏执”，需要矫治，于是，李桂平长期被变相剥夺睡眠，加上群体胁迫恐吓，亲情施压，株连等等，刘迎春利用人的正常情感对李桂平进行心理折磨，使李桂平长期在痛苦煎熬中度日。
（四）隔离，暗示及恐吓
用心理学的隔离，暗示及恐吓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心理干预，也是北京女子监狱的精神迫害手法，每一种手法都试图摧毁人的正常心智，摧毁学员的自信，为了制造最佳效果，这些手法经常混合采用。黄清华把龚瑞平隔离关押在一层空闲楼层，除狱警和“包夹”外，不许她与任何人接触，完全封闭管理，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利用人在物理环境隔离时会产生的寂寞、恐惧、压抑和绝望，让龚瑞平自己感觉错乱有时会真的确信自己有什么心理问题。“帮教”和狱警常假意惋惜关心她，说：“你知道你眼神有多可怕吗？神经病的眼神就这样。”“再不你就真成了神经病，就会破坏大法”，不断暗示龚瑞平精神有问题，这样长期反复的心理暗示与诱导，会搞乱人的判断力，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龚瑞平的正常亲情也被用来恐吓她，她丈夫是公安，黄清华说如果再不“转化”，就会毁了丈夫和孩子。龚瑞平在老女监已经饱经酷刑折磨，又在黄清华的“心理矫治”下再受摧残。
违反心理矫治咨询原则的课题研究
正常的心理咨询是以心理完善为目的，北京女子监狱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摧毁人的心智为目的。正常的心理干预是消除心理障碍，带人逐渐走出心理误区，而北京女子监狱却是制造心理障碍，带人一步步走入心理胡同，直至崩溃。北京女子监狱的狱警被这些邪理培训后，恶毒的说炼法轮功的人是有心理问题才炼的，散布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就是精神病，很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以需要被“矫治”为名被施以“合法合理”的迫害。
北京女子监狱号称首次实现了心理咨询狱警持证上岗，但完全违反心理学的相关职业道德，国际上制订了夏威夷宣言和马德里宣言，防止心理咨询学科及心理学有可能被滥用于没有道义原则的事情，北京女子监狱却无视这些国际准则和普世道德，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为了完成高“转化率”，变态的运用心理学对人实施极端精神控制，鬼祟的攻击人的意志，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心理咨询室，各种将人的精神逼至绝境的方法都被“科学”的发明出来。
心理咨询狱警应该保守谈话内容，但北京女子监狱的心理咨询狱警完全为监狱的“转化”所利用，它迫使心理咨询狱警违反职业道德，协助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心理残害。心理咨询狱警经常在一个让你感到宽松的环境中，似乎不经意的同你聊天，目的是让你打开心扉和她们交心，了解你在被洗脑过程中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忧什么，了解你修炼前的状态，长处、弱点、爱好以至隐私。这种聊天她们叫作个别谈话，非常频繁，而且要做记录向上汇报，供监狱掌握直观材料。她们的角色看起来好像比较中立，通常是不给学员谈“转化”问题的，她们会和颜悦色的用荒唐的强盗逻辑给你做工作，关心你的情绪是否健康，美其名曰调整心态。比如，如果你不配合洗脑，她劝你要与人为善，不要抵触，积极配合狱警工作，否则就是有人格缺陷；如果你对不让睡觉有想法，她竟会告诉你要学会忍耐，因为她们警察也常常熬夜；如果在被“转化”过程中受到狱警犯人的打骂虐待，她会劝你要宽容她们，体谅她们，多想他人的好；如果你要揭发检举监区的违法犯罪，她会劝你要善解一切仇怨，不要记恨，要为别人考虑；如果你拒绝和心理咨询狱警谈话，她会说你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全，如果你说共产党不好，她会说你有逆反情绪，性格偏激，有反社会人格，需要矫治等等。
心理咨询的原则之一是自愿原则，参加者自愿参加，可因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自由退出，然而法轮功学员虞培玲曾由于拒绝去恐怖的“心理咨询室”，被强行拖抬，被说成精神有问题需要矫治，受到狱警黄清华更残酷的迫害。
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本来旨在缓释心理压力，疏导心理障碍，解决精神痛苦，北京女子监狱竟发明出“脱敏矫治”的侮辱虐待方法，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丧失人性的侮辱，竟是当年“转化”法轮功的“重大科研成果”。负责老女监心理咨询的狱警吴蕾就多次协助狱警反向运用心理学知识，用所谓心理学的“脱敏”方法，在法轮功学员脚的周围用粉笔画上圆圈，在圆圈的周围写满师父的名字，逼迫法轮功学员长期站立，不能休息，如果要休息，就得踩着师父的名字走出圆圈来；在房间的墙上地上写满诽谤侮辱师父及大法的话，强拉学员去踩踏，甚至邪恶下流地把字写在学员的鞋底或身上，或写在纸上强行塞到身体里；狱警还通过“脱敏’强迫学员裸露身体，被迫当众随地便溺激起耻辱感，实施丧失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就是这样被脱光衣服，身上被写上字或贴上纸条，极尽侮辱，逼至精神崩溃的边缘。
将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认定为痴迷，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中共邪党人员滥用心理矫治疗法折磨法轮功学员。假科学的名义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摧残，变异的利用心理学扭曲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心理咨询在北京女监完全成为残害人身心的障眼术。
无孔不入的逼迫认罪和表态
北京女子监狱将法轮功学员在持续高压下承受不住一时糊涂时讲的话刻成光盘，作为“转化成绩”存档，同时逼迫写违心“转化”的所谓“四书”（《认罪悔罪》、《揭批》、《挖根》、《揭发检举》），必须按照标准答案写指定内容，必须抹煞修炼法轮功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益处，必须诬蔑咒骂法轮功，必须侮辱自己，必须向中共 “认罪”，必须说法律是英明的，必须对中共的洗脑“转化”表示“感恩”，必须感谢虐待自己的狱警包夹帮教，必须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必须在上面签字，按手印，这就是 “转化”。
然而对于已“转化”的人来说，这并不算完，无孔不入的逼迫认罪和表态从入监一直持续到出监，北京女子监狱将“洗脑”迫害长期化、常规化、制度化，时时处处事事强迫认罪强迫表态，检验与强化其灌输邪说洗脑的效果，以此达到对法轮功学员全方位的持续控制。这里，荒谬与谎言成了日常监狱生活的常态。
被所谓“转化”的人，除了每天的繁重劳动，还要被继续深入洗脑，叫“巩固教育”，还要经常定期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盘及材料，看完后还例行所谓的讨论，写“感想”，每天晚上必须看颠倒黑白的新闻联播；每次重写四书都要对自己的所谓“罪行”有深刻认识，写这些东西对法轮功学员是很大的折磨，如若不写，便会招来围攻、诅咒，批判等，甚至体罚虐待，直接影响其减刑、接见、电话、采买等待遇。每天必须写改造日记，每个星期还要写一份所谓“思想汇报”，都必须写 所谓“有利于改造思想的”内容，不断的侮辱自己侮辱大法，不断的认罪服法，不断的深化对“转化”的认识，不断的表达对政府监狱的感激挽救，否则就会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转化”不彻底，会被个别“谈话”，甚至会被拉出去“回炉”加重迫害。出监时必需写“六书”（“四书”加上《保证书》、《改造总结》），减刑时还要重写“四书”，每年还搞“年终总结”，里面包括罪名、犯罪情况，认罪态度等。总之，必须年年、月月、日日的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辱骂自己；要去作未“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如家里也有修炼者，就必须写信去做家里人的“转化”工作，要他们悔过，要他们交出所有的书及资料。还必须经常去歌颂监狱及狱警的“挽救”。
在北京女子监狱，所有的节日都会被利用成为洗脑和政治灌输的契机，让你对自己的罪行进一步认识或者诱导你认罪“转化”，三八节，五一劳动节，儿童节，十一，元旦，中秋，端午，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父亲节，母亲节等等，所有的节日都能和“转化”认罪联系起来，北京女子监狱甚至过七一，八一，七一邪党生日还改善生活发红烧肉吃，那一天就更被要求歌颂监狱，歌颂“转化”，歌颂邪党给了幸福的监狱生活。2008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法轮功学员潘伟因为说“饭是老天爷送来的”，就不分给她饭吃，因为标准的说法是中共政府养活了每一个人。
邪党开会，什么二会，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更是要认罪表态，要写文章说政府越来越好，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法律越来越完善；奥运，非典，汶川地震等等，不管好事坏事，甚至天灾人祸也要被强迫表态邪党的英明伟大，大事小事都能写思想汇报。反反复复的写，必须用邪党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角度写符合要求的内容，写违心的话，如实写心里话就要被“谈话”甚至“批斗”、 规定每个监室“学习”时，每个人都要发言，而且每个人的发言狱警都会在监控室监听，还要用笔记本记录下来，交给狱警审查。
可笑的是，2001年所谓美军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女监都召集所有学员写信，要给什么部门声讨美国。雷晓婷因为说不参与政治，就被训斥不爱国而遭攻击；
升旗，也变成表态的一个活动，北京女子监狱的升国旗仪式成为考验是否爱国是否认罪的一个检验。十一期间，许那说共产党灭亡是历史必然，拒绝升国旗，被围攻批斗，从此她的包夹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许她公开说话。
2011年，在四区，法轮功学员被要求对拉登之死表态的，民族大学讲师梁波因为说拉登是恐怖分子而受到攻击。总之只要你与殃视的新闻联播口径不一致，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被强制改造。
北京女子监狱还强迫信仰进化论，2002年，八区邀请滕春燕的父亲讲达尔文进化论，姚悦，许那因为在讲课中不鼓掌，就被狱警郑玉梅罚坐姿。荒唐的是，北京女子监狱还同时强迫法轮功学员信佛教，四区推广讲授所谓佛教课，法轮功学员崔翠巧因为在思想汇报里表示不接受而被狱警“谈话”。
强迫背监规，定期考核，不断强调所谓服刑意识身份意识，也是北京女子监狱对学员的控制手段，因为考核的分数直接影响到减刑及其它待遇。
逢年过节或是恶党的节日，北京女子监狱就规定排练节目，举办晚会，搞唱歌比赛等，只要是联欢会就必须强迫法轮功学员强颜欢笑，大唱红歌，诱导法轮功学员出演红色小品。潘伟因为在联欢晚会上闭嘴不唱邪党歌曲，以连坐手段惩罚整个监室的服刑人员“学习”，以此胁迫潘伟提高思想认识。
北京女子监狱有自己办的报纸、电视台，已“转化”的人被狱警诱导投稿，写有利于改造的文章，逼人公开为监狱大唱赞歌，这竟是狱警的工作成绩，有时狱警为取得成绩，竟会改动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投监狱所好。
北京女子监狱还大搞学传统文化，法制教育等活动，显示其“人性化”文明监管，其实都是歪曲传统文化的内涵，文化经典被断章取义的利用来注解中共邪党的所谓“和谐社会”，彰显邪党法治的进步，目的也都是进一步洗脑控制人的思想。
北京女子监狱通过不定期的答卷来考验法轮功学员是否真的“转化”，这些答题一般有三个答案，如果选择了他们指定的答案，就是“转化”到位，如果选择了相反的答案，就是思想有问题要挨整，如果选择了模棱两可的答案，那就是“转化”不彻底可能会被从新整治。其实，狱警非常清楚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内心深处是不认同“转化”的，但北京女子监狱就是让你说谎，让你学会怎么说谎，让你把白的说成黑的，把好的说成坏的，让你不仁不义。
参加揭批会是法轮功学员最痛苦的时刻。刚被“转化”的人要在大会上公开念自己的“揭批”，公开侮辱法，抹杀修炼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并被录像做记录。狱警会选择一些所谓立场不稳的学员去发言表态，明知道她们内心的苦楚，胁迫她们一次次说假话，还必须表示出是甘心情愿接受“洗脑转化”，她们违心所说所写的一切，使她们内心极度痛苦屈辱，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北京女子监狱强制法轮功学员从意识深处痛恨法轮功，让她们与“真、善、忍”决裂，转而对迫害自己的中共恶徒大加歌颂，完全扭曲人的思想和正常的认知能力，而这个扭曲的过程正是监狱对人生命极限进行施压的过程，是一个人的人格被撕裂的过程。
北京女子监狱的迫害法轮功的监区都强迫学太极拳，健身操，经常搞比赛，以示“转化”后有更好的方式祛病健身。在遭迫害之前，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体健康，甚至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把绝症都炼好的，监狱里不能学法炼功，强制背弃信仰，使不少法轮功学员因此身体出现病态，精神恍惚、情绪低沉，狱警诬蔑说是炼功身体没好，政府“关心”法轮功还给免费药吃，但事实是这些人被非法关押之前基本都身体健康，狱警有时又会装出伪善的样子来，带人去看病，检查，并在大会上宣传监狱的“人道”，其实这些病就是监狱迫害出来的。
法轮功使很多疾病缠身的人变成了健康人，北京女子监狱使健康人变成了病人，残疾人。岳昌智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2004年3月11日，65岁的我来到十分监区，当时在大厅干活的近百人都看到了：这个老太太，个子高高的，腰板直直的，虽然是监区年龄最大的，但走起路来倒象个年轻人似的。我被单独关押在咨询室，除了狱警和‘帮教’外，不允许我与狱内狱外任何人接触。一个星期后，在我出来上厕所时，人们都看到了：我的步子蹒跚了，腰弯了；一个月后，人们又看到了我已经变成了90度的罗锅了，人显得矮了一大截’。”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