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反迫害应成为社会共识
假如“四·二五”我在北京
“四·二五”发生时，曾在北京的纺织学院做财务工作的张女士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十四年后，当被问及若当年仍在北京，是否会参加上访，她说自己肯定会去。
“‘六四’时，我和先生知道戒严意味着什么，但那夜，我们就在‘六四’开第一枪的地方救助伤员。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带有的正义和善良，当美好的东西被毁灭时，第一念的反应是要站出来讲句公道话。我相信早先很多中国人心中都还保有着这个。”
“而‘四·二五’事件中，当带给人身心重生的大法受到诋毁时，又有那么多人为维护真理站了出来。”
“我父亲是空军军官，在文革中被迫害，全家下放，我长期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定之中，身心的压抑使我迫切寻找人生的意义。通过大法修炼，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活得踏实、愉悦。可迫害改变了我们宁静的修炼生活。”
“刚开始看到同修受到残酷迫害时，我感同身受，一再问如果是自己，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吗？以血肉之躯去承受实在太难了。后来随着在大法修炼中的升华，心中越来越多地想到别人，想到世人被谎言欺骗，对真善忍心存恶念而处于自毁的绝境，对自身的担忧就淡了。”
十四年中，连迫害者都觉得法轮功不可思议，今天把这批辅导员抓了，明天又有人出来承担；把这些“骨干”抓起来，后天还有人站出来，抓了一批又出一批。“就是因为真、善、忍已根植修炼人的心，在他遭到诋毁时，大家就要去卫护他，去告诉人真相，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自然又顶上去。”
“讲真相”与“枪杆子”谁更有力？
有人说法轮功一万人上访，人太多了，中共要迫害。张女士认为这说法站不住脚。
“在加拿大，公民的权利是立国之本。你有诉求，找法院、找媒体、找政府都是合法的途径。公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但没有妨碍别人表达的自由，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共识。在中国，老百姓只有上访这唯一的合法申诉途径。人都知中共的残暴，可法轮功学员还是和平、理性地去上访，这是出于善意和对政府的信任。”
“你先别说人多人少，你先说他们去干什么？修真善忍，有错了吗？作为受益者，当大法受到不公，去说句公道话，不对吗？因为这个抓人，对吗？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告诉政府迫害错了，帮助被抓的同修，这错了吗？这件事情，一个人去做，合理合法，一万人去做就变错了吗？人多就是打击的理由吗？”
这些年，张女士给大陆发生维权群体事件的地区打了几千个语音电话讲法轮功真相，很普遍听到的话就是：“实在活不下去了，给我们枪吧！”被中共洗脑了几十年的老百姓相信的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他们受到冤屈走投无路时，多选择以暴抑暴的路。
“而法轮功十四年的反迫害，无论迫害多么残暴，付出的牺牲多大，大法弟子始终以和平、善的方式，一直以‘讲真相’让人明辨是非，作出良知的选择。开始时，好多人跟我们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讲真相，哪敌得过中共的‘枪杆子’加‘笔杆子’？今天，已没有人说跟我说这话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真、善、忍’信仰坚不可摧。”
“四·二五”与“搞政治”
“四·二五”发生时，海外评论人士文昭正在国内忙于研究生毕业，后来听到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公告，才知道此事。“如果现在发生‘四·二五’，即便知道迫害的残酷，我也会选择去，因为人该去做认为对的事情，处事原则不应为利益而折中。”
有人说，法轮功上访是搞政治，所以中共要迫害。对此，文昭说：“我们这代人对这个词没有负面概念，对‘搞政治’也没什么障碍，因为‘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如果有一个群体，哪怕是个气功修炼团体，把它上升到一个社会公共事务层面，也算是政治事务了。你要禁止人炼功，别人有理由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完全合情合法，不应构成迫害的理由。”
“不过当听到这消息，我没觉意外。我虽年轻，早在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时，就有直觉——这么大一个人群有自己的真心信仰，并去践行，一定会让中共的一些人寝食难安，一定会罗织罪名迫害。经过‘六四’，整个中国社会信仰真空，人普遍为保全自己而无原则妥协，处于绝望之中。这时有一群人，为信仰的真理，为公义站出来，舍生赴难，我觉得这相当有勇气，很了不起。”
“忍”与反迫害
有人说，法轮功不是讲“忍”吗？为何不象和尚、象宗教徒那样躲在家里炼？你上访、发传单、反迫害，中共就要迫害你。
文昭认为，中共早在九六年就预谋迫害法轮功，《光明日报》舆论攻击之后，接着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以“扫黄打非”为名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九七年公安部派特工卧底为定性法轮功为“×教”收集证据未果；九八年五月又制造北京电视台事件；九九年“四·二五”再设陷引法轮功学员上访，为迫害制造借口，若不成，它还会“五二五”再干，甚至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中共实际是以人的思想是否受控、与之一致来确定打击对象。其实质是要绝对控制人的思想，要掌控对是非标准的定义权。
“经过这些年，铁的事实让中国的主流不再认为中共代表真理、代表人民了，大家都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破坏了司法体系，颠倒了是非标准，摧毁了社会存在的基石，造成了道德沦丧和无以挽回的生态毁灭，将每个人都置于绝境。”
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是为阻止犯罪，防止更多无辜受到伤害，这是对人负责，于民有益。法轮功信仰者也是社会的一员，他就有公民的权利。当他修炼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就该去维权，这是尽公民的责任，是维护公义。
反迫害应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有同胞漠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无动于衷，甚至说：如果我是江泽民，我也会镇压法轮功，谁让他们人太多威胁到政权呢！
文昭认为这种古怪的“换位思考”，是选择站在非正义的一边，等于维持了一部吃人肉喝人血的国家机器。象最近国内媒体揭露出的“马三家”黑幕，那些酷刑当初是劳教所恶警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而发明的，然而其施加对象并不以你是否法轮功学员为区分。这昨天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练就的酷刑，今天已被用于维权律师和上访民众，明天自然也可能会落在你身上。
“一些人以为迫害法轮功离自己很远，于己无关。其实不然，再主流的人，再不跟中共对抗的人，都可能按某些特征被归为少数，例如，维权人士、律师、‘结石宝宝’家长、拆迁户、自由知识分子、敢言的网民、少数民族群众，等等，都可能因与当权者利益抵牾而成其大棒下的牺牲品。”
“即便真能‘换位’，你成为当权者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而成为被镇压对象的机会倒是大把的有。中国人有种传统，其期许和幸福感多来自后代，他宁可自己苦一些，也要为后代开辟一条路。一个懦弱、不辨是非的选择等于将自身安危置于累卵之上，也将枷锁套在子孙后代的脖颈之上，将其置于被奴役的境地。”
他认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既是出于道义，也客观上为了每一个人、为子孙后代的安全与未来。这应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四·二五”精神的延续 给世界以希望
“四·二五”事件发生时，前教师、新闻工作者王先生已从北京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得悉消息时，他心里还直遗憾：“我怎么就不在北京！”
“我心里就一直想着我们在海外能做点什么。多伦多没有信访办、没有天安门，我们就开始到中领馆——这个中共的窗口去反映心声，表达诉求。从那时起，我们的和平反迫害一天都没停，到现在十四年了。”
他认为，真、善、忍不是一句美丽的口号，而是大法弟子在风雨中坚持不懈的实践。国内法轮功学员从当年“四·二五”和平上访，到后来建立二十几万个真相资料点，让真相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海外学员从“SOS环球步行”呼吁良知、延续十四年在中领馆、中国城及景点讲真相，到创办讲真相媒体、研发破网软件，让真相传遍全世界；从传《九评共产党》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让人摆脱中共邪灵，到在全球举办神韵晚会，复兴中华神传文化，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的不向邪恶妥协、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一直在延续，始终没变，这给世界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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