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月子病是世界医学界头痛的疑难症。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三个月后,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更为神奇的是,我不识字,不能读大法书,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我急的哭了,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在梦中就见大法书中的字金光闪闪的往我脑袋里飞。醒来后再看书时就能认字了。以前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现在四十多本大法书我都能流畅的通读。这就是大法创造的奇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大法进行全面的迫害。我想我是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珍惜这伟大的佛法。
在中共对大法迫害的十四年中,我遭到了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先后十二次被绑架到公安局、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折磨,以下是我十几年来所遭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燕郊分局杨福文、“610”(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人员张子华、崔晓燕等八人闯到我家,没有任何手续进行非法搜查,把法轮功的书籍、磁带、录音机、手抄本等全都抄走,后又有三次抄家并几次把我绑架到镇政府关押,一关就是一个星期。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到北京去上访,后被三河市“610”头子刘富强绑架回三河市燕郊公安分局,背铐在铁柱子上,警察队长杨福文对我左右开弓打了四十多个耳光,打累了之后,杨又脱掉大皮鞋,用皮鞋后跟再打我四十多个耳光。我口内流出了鲜血,脸部黑紫。恶徒问我还炼不?我说:“炼!法轮功让人做好人,我和孩子的病全好了,法轮大法已经溶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中,不学怎么可能呢?”
警察杨福文用小麻绳把仅穿着内衣裤的我五花大绑,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用两根高压电棍,往我脸上、手上、百会穴猛电,电了一个多小时,我脸上手上电糊了,电焦了,电出了难闻的气味。后来警察又用手铐铐我,手铐都铐进了肉里,疼痛难以形容。期间七十多岁的张玉宽及另一个同修也被打被电棍电。同修胡宝珍竟然被折磨得昏了过去。后我被送到三河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和三十多名同修集体绝食抗议对我们的迫害,八天后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镇“610”的几个人把正在地里干活的我绑架到了镇政府,男女混关在大会议室里,没有床铺、食堂、不许洗澡,不准看书、背书、不准交谈,失去人身自由半个月。十二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集体背师父的《洪吟》、《论语》。阴险狡诈的政法委书记张子华调来了二十多个凶悍的警察,副局长刘树春和队长田曙光气势汹汹的逼问:“谁起的头?”我挺身而出,说:“我们做好人,没有偷、摸、抢、黄、赌、毒,放着坏人你们不管,我们信仰真、善、忍哪错了?背我们师父经文是我们的自由!学大法我学定了,谁也改变不了我,枪毙、蹲大狱什么我也不怕!”
恶徒把五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住,踢打,有的绑在两辆警车上,有的脚尖沾地铐在了大铁门上。恶徒逼我跪在冰冷的小石子的水泥地上长达一个多小时。刘树春在打吕宝菊几十个大嘴巴时我喊:“不许打人!”田曙光说:“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他:“打死也不怕,越打越坚定!”他说:“还想和××党作对造反?”我说:“谁想造你们的反?我们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我在家里干活干的好好的,是你们从地里就把我抓来的。说话自由是国家允许的。我们一群老弱妇孺给支枪连枪栓也拉不开,我们手无寸铁造什么反,你甭给我们扣帽子!”
后来恶徒又抓来了五名法轮功学员,有的吊铐在大门上,两脚不让着地,门上没地方了就铐在铁柱子上;有的被关在冰冷的铁栅栏房内,不给饭吃,警察还喊“饿死你们”。警察限制法轮功学员如厕,男女之间没有任何遮挡,逼在栅栏内解手侮辱人格。
二零零零年,我接受了日内瓦记者的采访,讲述了我受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燕郊镇轧钢厂被强行办洗脑班十五天。我和那里的“610”及镇政府人员讲真相。一次,河北省三河市几个调查人员来调查。我和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和我修炼受益后的情况,说到我没念过书,可大法书我全认识。他们不相信,认为不可思议,就拿来一本《转法轮》让我读两页,我没念错一个字,很流利的读完了,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个当官的说:“你合格了,你走吧!”
从一九九九年迫害以来,每到他们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派人长期监视、跟踪我,我下地干活时,他们就在地里看着我。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二日,我去通县地区发、贴大法真相资料,挂了有一百多个横幅,后被抓送至通县二处劳教所乔庄看守所。警察开始审问了二十四小时,我不告诉他们名字。当时我只穿一个内裤,一条秋衣球裤,正赶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自己又没钱,只能垫一块破布。在北京乔庄看守所受了十五天的非人的折磨后,我又被转到三河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九天,直到生命垂危才被放回。当时人已经走不了路,被二人抬上了车。我回家后抓紧学法炼功,在大法的佑护下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
二零零一年七月,市“610”办洗脑班恶徒张子华带着六个人把我围在家中,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从屋内抬到大街上、扔进了汽车里,强行绑架到三河市洗脑班。张子华恶狠狠地说:你已经几进几出了,绝食好几次了,这次我看你有多硬,有你好瞧的,不“转化”三年大狱等着你呢,你就甭想回去了。
洗脑班整天放着诬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恶徒们轮番围着我,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几个人架着我强行让我踩师父的画像,我不踩。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折磨我。在我困得不行时,他们让我手抓笔在他们写好的保证书、决裂书上签字,我不签,把那证书给撕了。他们就让我罚站,使我的脚腿水肿得很厉害。还强迫罚我抱头蹲,脸都控肿了。后来一看硬的不行又用软的,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又和他们讲真相,几天后堂堂正正回到了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早六点,燕郊分局杨胖子带队来了八个人,在恶党村书记朱宝富配合下,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倒背手铐,强行送到三河“610”邪恶机构。十一点多才解开手铐,铐子都深深陷在肉里。第二天押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特教二中队。没有任何手续就告诉劳教三年。开始王文革警察搜身,脱光了我的衣服。后来四天四夜不让我睡觉,正赶上来例假也不给卫生纸。一百多人轮流来折磨我,罚站、蹲墙根、长时间面壁把脚腿全控肿了。限制大小便、暴晒、冷冻、打耳光、做奴工。二年多的牢狱折磨,我的手脚趾甲全陷了下去。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劳教所里的饭猪狗食都不如,萝卜白菜汤带泥,常年吃不到绿叶蔬菜。我被绑架劳教,没有人通知我的家人,家人都不知道我去哪了,就焦急万分去公安局找,他们都推说不知道。在那段失去了妈妈的日子里,两个孩子生活出现了危机,没有了生活费和学费,上初中的儿子退了学,我女儿还被人骗到偏远的山区结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孩子去哪了,直到我回家才去找回来。给孩子们的心灵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回娘家,在车上就因为带了一本《转法轮》,让河北围场县公安局抓进看守所,又敲诈我哥、姐三千元钱才放出来。在看守所内睡光板床,夜里冻的直哆嗦;整天吃白萝卜汤,没有一点油星,不熟的小窝头全是渣子皮。一个月下来头发掉了很多。
几年来恶人多次到我家骚扰监视,二零零零年元旦,七个人在我家看了三天三夜。
奥运会期间,邪党村书记找我谈话,我给对方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相。从牢狱回来后,我开“摩的”糊口谋生。对于困难的人,我体谅对方的难处,少收钱,告诉他“法轮大法不图回报,只图您好”。有一天,四个大学生坐车,应该给七元钱非得给五元,我没有计较,乐呵呵地让他们上了车,给他们看“藏字石”和真相小册子,使他们明白了真相,其中一大学生激动地说:“阿姨,您真好,看来这个党真要完了,中科院院士都退了,您给我们也退了吧。”“阿姨您救了我,我不管您叫阿姨了,叫您干娘吧!对,不叫干娘,叫您亲干娘吧,!我给您磕头吧。”当时他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看到众生那颗渴望得救的心,我不禁流下泪,我说:“你别谢我,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是李洪志师父叫我来救你们的。”
我用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的善心对待一切,赢得了身边同行的理解和尊重。其中有一个人撕过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后来他出了车祸,我真心的安慰他。那个人身体好了以后,有一天在我前边等活,来了一个十八元的大活,可是他没有绳子接不了,这时候本来应该我接这个活,我却主动的把自己的绳子借给了他,对方非常感动。
二零零四年我在北京昌平打工时,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在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打工处的老板明白真相,花了不少钱打点把我救出来。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我家,逼迫我签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拒绝。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在三河市“610”的指使下,燕郊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我家中,把我绑架到廊坊洗脑班。绑架我时,警察又抄了我家,把家中仅有的2700元钱给偷走了。后来去找他们要他们不认账。我在廊坊洗脑班被迫害五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