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郎庆晟惨遭中共九年冤狱迫害
 酷刑演示：将两根烟同时点着插入法轮功学员的鼻孔，把嘴捂住。熏呛、窒息，极为痛苦 |
“在采石场，他们不给衣服换，我仍是光着脚，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和一件背心，劈石头、砸石子，从脚到身上各个部位，全被太阳晒起了水泡。”“早晨吃的是窝头，窝头里有老鼠粪；中午只给两个馒头和清汤。所谓的汤其实就是咸盐水，用汤蘸着馒头吃，都咸得受不了。”——这是郎庆晟在关山教养院遭遇的又一幕。
郎庆晟，今年五十九岁，家住辽宁省东港市，在中共邪党长达十四年的迫害中，郎庆晟从东港市看守所，到大连市教养院，到昌图县关山教养院，到本溪市劳教所，到沈阳市东陵监狱，屡次非法关押，酷刑迫害，共被冤狱九年，家里被迫害的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下面是郎庆晟自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使他脱胎换骨，以及中共多年迫害的经历。
修炼法轮大法 脱胎换骨
一九九七年九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前，我私心大，名利心很强，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心急得直冒火，饭吃不好，经常失眠，因此我身体搞得很不好。家人无奈，就去给我买营养品补充身体，可是，吃了很多营养品，我的身体也没得到改善，一米七十几的个头，体重才是一百一十六斤左右。我妻子说：“把你扔到肉缸里，你也不会长肉了。”我整天腰酸背痛，有气无力。身体不佳，心情不好，动不动就对家人发脾气，为一点小事就跟人家发生争斗，家里环境也被我搞得一团糟。我们家一年四季阴天时候多，晴天时候少。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每天坚持炼功学法，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时刻修炼自己的心性，时时处处都做一个好人，脾气也越变越好，心情越来越舒畅，觉睡得好，饭也吃得香，再也不吃补品了。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有劲了。不久，我身体上什么病都没了，无病一身轻松。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与同事下乡，在一农家院里看到有一个磅秤放在那儿，我好奇，就站到上面去，想称一称我的体重，结果使我吓了一跳：我的体重一下子由原来的一百一十六斤左右长到了一百五十多斤！我与三个同事一起下乡去买一头猪，要将猪抬到磅秤上称有多少斤，跟我一起抬猪的同事二十八、九岁，我这边喊：“一、二、三！”那个小伙子抬不起来，还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几百斤重的猪，我一个人给抬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奇和超常，令我周围的所有人折服！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伟大师父的无限感恩！
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我去大连市打工，认识了几个同修。同年十二月，我和大连当地几名同修们准备去北京上访，被一恶人知道给恶意举报。一天晚上，我与几名同修被大连市星海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拉到派出所后，一名警察问我：“你是不是法轮功？”我回答：“是。”他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一句诬蔑法轮大法的鬼话：“法轮大法是X法。”我拿起笔，在这同一张纸上也写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
就为这一句公道话，恶警将我送进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监狱）。关押了九十天以后，我被星海派出所与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送进大连教养院迫害，直接关押在大连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严管大队。大连教养院以各种手段来“转化”我，强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约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大连市甘井子公安分局“转化”团团长于梅（女），四十多岁，指使五、六个邪悟犹大（被恶党谎言蒙蔽毒害而造成主意识不清，向邪恶妥协并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对我轮番轰炸，向我灌输邪党谎言、歪理邪说，强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我坚决不顺从邪恶。
有一天，于梅告诉我，说我父母及全家几口人由于食物中毒都被送进医院抢救，情况十分危急。我想给家人那边打电话，恶警于梅不让打，她以“转化”来要挟我。她说你答应“转化”就让你给家里打电话，不“转化”就不让打。而且扬言我要不“转化”，就给我实施酷刑，要我一进酷刑室必须侮辱大法师父的法像，还要我照写他们伪造的诬蔑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罪恶的“三书”。
我决不能去侮辱我们伟大的师父，可是当时因我学法不深，对邪恶强加的迫害没彻底否定，加上我担心全家人的安危，没有了正念，就违心地答应他们“转化”了。后打电话得知家人早已脱离危险，我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我对不起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心里万分痛苦。我想我决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
两个月以后，教养院要求大法弟子向他们写“思想汇报”、检查“转化”情况时，我借这个机会，向教养院发表了拒绝“转化”的严正声明，交给了狱警队长王琦，严正声明我在他们威胁、逼迫、高压下所说、所写、所做的所有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彻底宣布作废！与我一起发表严正声明的，还有十多名同修。
我和其他同修发表严正声明的第二天，教养院的所有机关干部都来到关押我们的二楼，将我和十多名同修都单个的关到各个监室里，单个的进行“转化”，轮番轰炸一天一宿。当时有三名同修抗议迫害被迫跳楼自杀。紧接着，教养院就把我们都分到教养院各大队分开关押迫害，我被分到四大队严管，每天有四名犯人来看着我。
关山教养院劳役、高压电击、洗脑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我被转押辽宁省昌图县关山教养院，那里是辽宁恶党“转化”法轮功学员基地，是最邪恶的地方。我被关押在关山教养院的“（迫害）法轮功大队”，正副队长分别是姓高和姓吴的两个恶警；管教科长叫宋铁。还有一个被称“田老大”的恶警是副科长。
我到该大队的第二天就堂堂正正坐下来发正念清除这里的邪恶，被恶警制止，我们不理他们，继续发正念。教养院的书记、院长、副院长等令犯人将我们一起十多名大法弟子都给赶到二楼的一个大空屋子里，将我们全部背铐，逼着我们坐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夜，恶警用电棍威胁我们，不让我们睡觉。
第三天凌晨三点左右，将我们十多名大法弟子全部从监室里赶到楼外边的空地上罚蹲，当时只许穿一个裤头和一件背心，光着脚。一直蹲到早晨七点，院内来了一辆小客车，我们都被装进小客车里拉走，拉到各个大队去干苦劳役。我被拉到四大队（采石场），当时有不少犯人和警察在场。
在采石场，我仍是光着脚，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和一件背心，他们不给衣服换。一个星期后，一名犯人给了我一件背心，下身还是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干活儿。半个月以后，一名犯人给了我一条裤子穿。当时天很热，采石场的温度很高，我光着脚，只穿背心裤头干活儿（劈石头、砸石子），从脚到身上各个部位，全被晒起了水泡。
在采石场，早晨吃的是窝头，窝头里有老鼠粪，恶心的没法吃；中午只给两个馒头和清汤。所谓的汤其实就是咸盐水，用汤蘸着馒头吃，都咸得受不了。只好将两个馒头拿出一个，来跟负责打饭的人换两、三块鸡蛋黄那么大的土豆块儿吃，而中午只吃半个馒头，留下半个在晚上吃，因晚上还是带有老鼠粪的窝窝头。
我在那儿暴晒了一个多月，人瘦得脱了相。直到同年“十月一”（国殇日）前，将我们都接回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迫害）法轮功大队”。
二零零一年底至二零零二年五月，我整个身体一直是浮肿，军用棉大衣和棉裤往身上套都困难。而且，因监室内潮湿，我浑身上长满了脓疥疮，头上、脖子上、手心、手背、脚心都长满了。晚间倒在床上，根本睡不着觉，闭着眼睛，两只手不停的挠，一直持续了七、八月。
二零零二年七月，关山教养院搬迁到昌图县郊区重新扩建的新楼。从七月到十月间，我们被关在屋子里，被使用各种手段洗脑，被罚坐小板凳，从早晨七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多，逼迫我们“转化”，我们一直拒绝“转化”。
十月以后，我们每天被强迫搬大石头、铺院子、铺石子修教养院大门外的道。一次，有一名姓水的刑事犯人故意找茬儿欺侮一名黑龙江大法弟子，大连姓孙的大法弟子因上前制止姓水的犯人，而被拖走关进小号，真是太邪恶了！我扔掉铁锹罢工不干了。当时教养院的书记、院长、副院长，还有队长杨帆都在场。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晚七点收工后，队长高某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屋子里威胁我，杨帆辱骂我。我警告他们警察骂人不讲道德，执法犯法。高某和杨帆就给我上背铐，两名犯人协助他们将我按在地上，两名恶警在我身体所处的地面与周围泼上水以后，然后用十五万伏电压的电棍电击我的全身，我被电棍电得身体从地上都窜起来挺高，满地打滚，时间长达半个小时。特别是我的脖子、后背、前胸、腋下、头等地方因长时间电击，全都是大水泡。我疼得受不了，就往暖气片上撞，两名犯人将我拽住，两名恶警又接着电击我六、七分钟。我被电的浑身都是伤痕。
从二零零一年初到二零零三年七月，在昌图关山教养院，我一直被罚坐小板凳、洗脑迫害。从早晨七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我仅因为说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一句公道话，被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三年，多邪恶呀！东港市大东公安分局恶警刑讯逼供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晚，我与东港同修于春娥、凤城同修张庆贵一起，三人驱车给同修送大法书籍、《九评共产党》、刻录机、等耗材设备。在向东港市客运站行驶的时候，被大东公安分局的恶警跟踪绑架。恶警搜身抢走我一千三百零五元现金，恶警抢钱时，故意将一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挡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他们抢走了多少（后来我跟到看守所提审我的人要钱，他们只承认抢走我六百元钱）。我的兜儿全被掏空。张庆贵被抢走现金三千元，面包车及车内所有东西都被抢走。
我们三人被拉到大东公安分局分开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他们，四名恶警将我按倒在地，对我拳脚相加，一齐毒打我，打了十多分钟。一名姓许的恶警将我按在椅子上，将我的两手背铐在椅子上，许某问我“你会不会抽烟？”我说：“我不抽烟。”许说：“那好，我让你闻闻烟味。”许某坐在办公桌子上，一边用脚蹬着我的脑袋，一边点着两根香烟，堵在我的两个鼻孔来熏我。一共熏了四根香烟。我被熏得鼻子不停地淌水。凌晨三点左右，许某对我说：“一会儿，大队长王润龙来，更没有你好果子吃！”王润龙没来，来了一位副局长，叫他给我松绑。凌晨四点，我被送进东港看守所。同年四月十二日，我和张庆贵一起被送进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迫害。
酷刑演示：将两根烟同时点着插入法轮功学员的鼻孔，把嘴捂住。熏呛、窒息，极为痛苦 |
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洗脑迫害
我和张庆贵被送进劳教所以后，我们俩人被关在一间空屋子里，从早晨七点直到晚上九点，七、八个恶警队长轮班围攻我们，强迫我们看中共邪党伪造的诬蔑法轮大法与大法师父的录像，向我灌输恶党谎言与歪理邪说，给我们洗脑，时间长达一个月。
“转化”不了我们，他们就花钱雇三个“犹大”（被恶党谎言蒙骗导致邪悟，后被恶党收买利用迫害自己同修的昔日法轮功学员）不分昼夜从精神上折磨我们，整天看着我们坐小板凳；每晚七点至九点，强迫我看恶党伪造的诬蔑法轮大法与大法师父的电视录像片。一周后，我们被分开。以后，我们每天白天被逼迫干劳役，晚饭后到九点，接着洗脑迫害，灌输邪党歪理邪说。
恶警队长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大法弟子每天的“表现”，每周恶警队长都要给写一个评语，写的都是诬蔑大法弟子的鬼话，然后让大法弟子签字。我当时正念不足，恶警逼我签，我就签了，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
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又拿来本子叫我签字，我在上面写道：“以上所有签字全部宣布作废！”后来听说，辽宁省监管局来劳教所检查“转化率”，说我和张庆贵的案子应该判刑。
同年九月底的一天，劳教所的副所长郑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东港市检察院的人在场，说是来核实我和张庆贵的案情和表现。当日我被关进了小号里，一共两天两夜。
二零零七年十月初，东港市大东公安分局的人将我和张庆贵押回东港，关进看守所，要给我们俩人加重判刑。
东港市公检法诬判六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东港市法院给我和张庆贵二人非法开庭。我的家属从他们内部得到开庭的消息，立即赶到法院，东港法院法官李新田、刘文国等人却欺骗家属说：“今日不开庭，以后什么时候开庭，法院会通知你们。”我的家属信以为真，就离开了法院。家属刚一离开，办案人李新田就宣布“开庭”。所谓的开庭，就是在没有任何人旁听与辩护的情况下，只向我们本人宣读他们的非法判决。前后过程不过半个小时，他们自己叫“秘判”。将我和张庆贵均被非法判刑六年。我们上诉至丹东市中级法院，丹东中法与东港法院狼狈为奸，维持东港法院的非法判刑。
沈阳市东陵监狱酷刑折磨
二零零八年五月，我和张庆贵被投进沈阳大北监狱入监犯监狱迫害。同年六月十二日我被转押沈阳东陵监狱，关押在第四监区，四监区狱警大队长叫李润宾（后被提升为监狱第二监区长）。我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期间，李润宾强迫我干劳役——粘宝石。“粘宝石”需要高温，把铁杆要非常热才能把宝石粘上。我每次粘的时候，手都被烫出泡。时间一长，手被烫的长出厚厚一层白色老茧。半年后，我拒绝劳役迫害。
二零一一年六月份，恶警田坤成被提升为四监区狱警大队长。田坤成为了捞取名利，不择手段地迫害大法弟子，表现的非常邪恶。他指使犯人看着大法弟子，长期不让睡觉，强迫大法弟子“转化”。把苍蝇和烟头放在一起泡水搅和，往大法弟子嘴里灌。田坤成还指使犯人将本溪大法弟子唐铁伟的一条腿给打断了。他连续五次找我，逼迫我“转化”，均遭我拒绝。
同年七月六日，田坤成将我关在一个屋子里，几个犯人看着我，连续两天两夜将固定在一个地方蹲着不让动地方，也不让我睡觉，一合眼犯人就打。同时威胁我妻子，逼着我妻子配合他向我施压。两天后，我两腿肿胀得挺粗，脑袋开始昏迷，主意识不清。医生检查我血压达220，田坤成趁此机会逼我签字，我稀里糊涂顺从了他。清醒后，我心里万分痛苦。
田坤成从我这里拿到了签字以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没有你的‘转化’，我提升副监狱长是没有把握的，这回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心里有底了。不然，我没有再提升的机会了（要超过提升年龄了），现在你可以随便了。”听说沈阳东陵监狱给他记了“三等功”，发给他三千元奖金，同时将他提升为副监区长。
有一天，田坤成来到我跟前，得意地说：“我得谢谢你。”并说监狱同意给我减刑三个月，叫我配合他们，向沈阳法院汇报我的“转化”情况，继续配合他们。我知道邪恶还想以减刑来诱惑我，继续破坏大法，我决不答应！我说：“我不要那三个月的减刑，我也不会配合你们。”
二零一二年七月底的一天，田坤成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说沈阳法院要来人，他们要来调查核实，给我下减刑裁决，叫我配合，我再次拒绝他。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向沈阳东陵监狱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我在监狱恶警田坤成的残酷迫害下的所有被迫签字、所有不符合法轮大法要求的言行，我宣布全部彻底作废！我一概不承认！田坤成气得发疯，又把我关进一间屋子里，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许动弹，不许我说话，安排两个犯人看着我，还经常来威胁我、辱骂我，强迫我签字、放弃修炼，我决不答应！我每天背大法师父的讲法，发正念清除邪魔烂鬼操控这些恶人对我的迫害。这次折磨我长达半个月。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在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平安的回到了家中。
中共邪党将我迫害得一无所有
在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下，我被迫害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被迫害以后，我家的土地也被黄土坎镇和黄土坎村委没收瓜分，而且一分钱生活补助也没有。我的妻子和孩子断绝了生活来源。为了供孩子念书，还得经常到各所监狱去看望我，妻子被迫卖掉了房子，还欠了一大笔外债。妻子一人带着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还经常遭受恶警的威胁、恐吓，身体也被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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