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化杜国林被非法劳教迫害的遭遇
“两年的冤狱摧残，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人及好友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有多少人劝过我，也有多少人问过我：你这么做值吗？你这么坚持到底为了什么呢？是的，我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自己吗？为了法轮功吗？都不是！是为了你，为了那些还在被谎言欺骗、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后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走入未来！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四十七岁的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杜国林在家门口被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流氓绑架、抢劫。在国保大队里，杜国林遭到非法审讯、暴力逼供、殴打、谩骂、侮辱。当天后半夜劫持至通化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也遭到狱警的殴打、谩骂。五月十七日杜国林被非法劳教二年。
这是自九九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杜国林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二年期间杜国林历经长春市九台、朝阳沟、奋进三个劳教所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以下是杜国林的自述：
通化市东昌区国保大队践踏法律 迫害善良
（一）绑架无辜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下班开车回家（通化市一建小区），刚下车，从我身后过来一人（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 田月南），问我：“这车是谁的？”我说是我的，他当时拿出一副流氓相说“怎么象我丢的那辆呢？”
在这同时又飞驰过来两辆挂地方牌照的轿车，在我的车前停住。从车上下来几个人，都穿着便装，把我围住，从我的身后又上来一人，也是穿着便装（后来得知此人是刚从民主派出所调入国保大队的刘新峰），和田月南一起把我的两臂扭到身后，抢走了汽车钥匙和我的背包，包内有三部手机，一个钱包内有现金1400多元，银行卡四张，二个信封各装现金1000多元和2000多元。一个U盘，一串钥匙。车的后备箱内装有一台手提电脑，一箱本地鸡蛋，一箱矿泉水，一箱A4纸，一套法轮功书籍，这些物品随车一起拉走，而后来不见了。
当时我问他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田月南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俩和车上下来的人一起把我强行塞入车内，刘新峰把我的腰带抽走，田月南、刘新峰使劲拧我的胳膊并用我的腰带缠住，田月南到我的裤兜里把房门钥匙抢走，递给了其他人。
我看到他们拿着钥匙直奔我的住处。他们在没有当事人或第三者监督的情况下，非法入室将我家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后来家属只要回部份物品，其中三部刚买回来的新手机、手表等大部份物品下落不明。
开车的司机是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人，大眼睛 ，长的挺白净的。他们拉着我走滨江东路过玉皇山大桥十多分钟后把我劫持到了通化市医院对面的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整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着装，也没有告诉我他们是谁、要干什么，更没有向我宣读我应拥有的权利。
（二）暴力逼供 伪造假案：“你不签也是一样的”“咱们回去自己做就得了”
田月南、刘新峰二人从车内把我拽下来，两人一边一个把我架到东昌区公安分局一楼的一个房间。屋的四壁都是用泡沫和人造革软包的，进门的对面摆了一张桌子，左边还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门的右侧放着一把约束人的铁椅子，在铁椅子对面的棚角处有一个摄像头。他们把我按在铁椅子上，把我的两脚脖子扣上锁，在小腹前又栏上一根铁条上锁。前胸又横上一个平台上锁，把我的两手腕子卡上u型的锁后，又把我的外裤褪到脚脖子，鞋被他们脱去，他们就离开了。
一会刘新峰回到屋里，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反问他：“你们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抓我。”过了一会，曹秋霞（女，东昌区国保大队教导员）进来了，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有理她，她接着说：“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叫杜国林。”当时我想他们可能看了我的驾驶证。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摇摇头， 她说以前我们见过面，我仔细的想想还是没见过。她说： “零三年那次你被劳教一年半，是吧，那时的法轮功都被抓起来了，没想到又杀出你这么个生力军。”这时我才认出来，她就是零三年恶意构陷我的那个女乘客。零三年（非典期间）我开出租车时给一位女乘客讲真相，并给了她一张南宋邵雍的梅花诗的光碟，结果被她恶意构陷，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那个女乘客就是曹秋霞。
又过了一会，荆贵泉（东昌区国保大队的队长）和田月南进来了，荆贵泉一进来就气势汹汹的指着我说：“你要不想吃苦头就和我说实话，那个女的是谁。”他连问了好几遍，见我不吱声 ，就口出恶语，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伸手抓住我的头发使劲的往我身后掰，用另一只手砍我的喉部。当时我都窒息了，想吐还吐不出来，眼前都黑了，说不上来啥滋味。紧接着巴掌象雨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当时整个头是麻木的，就好象很厚的一层皮，三颗后牙被打活动，两个月后在朝阳沟劳教所脱落，直至现在，我每次吃饭咀嚼都很困难。
荊贵泉边打边骂，后来曹秋霞上来把荆贵泉拉开，边瞅着监控头边对我说：“问你话就说呗，看把我们荆队气的。”荆贵泉累的气喘吁吁的指着我边骂边说：“你好好想想，一会我回来再说。”说完他们就走了，只刘新峰一人留在了屋里。又过了一会，他们把刘新峰叫出去吃饭，并给我拿进来盒饭（两个半张饼，好象是他们吃剩的），我没吃，当时大概是中午十二点左右。
下午的时候，他们进来了，拿着从我家抢劫来的部份物品清单，对我进行轮番审讯，他们说从我家拉走七车东西。田月南把我的上衣扒光 ，当时屋子里很冷，冻得我直起鸡皮疙瘩。后来田月南也动手打了我，抓我的头发使劲往后掰打我的头，曹秋霞在一边帮腔说怪话。这期间我两次要求小便，都不被允许，后来在我强烈的要求下他们让我便在了痰盂里。
荆贵泉再次进来后又打了我一顿耳光。田月南他们还到我的单位要查看单位电脑，被老板拒绝了。他们在绑架我之前就已经跟踪我很长时间了，并且还录了像。田月南弄虚作假，捏造事实，把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编造成我的“同伙”，并当着我的面伪造假材料还逼我签字，中共警察流氓都耍到这种程度了。
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我被绑架到通化市看守所。第三天，国保副队长队田月南、成员刘新峰二人到看守所拿出一些东西让我签字。我看到刘新峰拿的笔录很厚一摞子，要求查看，刘新峰心虚地说：你没有权利看。田月南对我说：“你不签也是一样的”，并对刘说：“咱们回去自己做就得了。”说完骂骂咧咧的走了。大约是五月十日左右，刘新峰又来过一次，拿来一张写着抢走我的物品的纸让我签字，当时我已失去自由又不在现场，他们都拿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所以我拒绝签字。
在看守所，有天傍晚做完奴工回监室的路上，我被一个姓雷的狱警拦下，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进屋就对我破口大骂，用报纸卷成筒抽我的脸，用脚狠劲的踢我。我问他为什么打我，他说就因为接到法轮功的劝善电话。
（三）执法犯法 枉判劳教
宪法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修炼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受宪法保护的，是合法的。东昌区国保大队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我违法的情况下，以权代法枉判我劳教二年。后来才知道，我的女儿向很多社会职能部门、市长等发信、走访呼吁，控告国保大队的违法行为，营救我。东昌区国保大队迫于社会压力，欺骗家属、秘密将我劳教。
二零一一年的五月十七日的早晨八点左右，东昌区国保大队荆贵泉、韩东强、刘新峰三人将我从通化市看守所绑架至长春市九台饮马河劳教所。荆贵泉一路上都是超速驾驶，当时梅河口路段的高速公路正修路，设有路障，荆贵泉违章超车，等发现路障刹车都来不及了，把路障撞飞了几十个，车才停住。车的前右保险杠被撞坏，一个警察在执法期间都能做出这种事，人民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荆贵泉上车后，不仅不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反而气急败坏的说：“一拉法轮功就出事儿！”二零零三年荆贵泉驾车绑架我去朝阳沟劳教所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难怪他能得出如此结论，可是他却不思悔改依旧行恶。
大约十一点左右到了长春市的卫星广场，荆贵泉不知道去九台的路，让韩东强、刘新峰下车打听。荆贵泉对我说：“现在你说出两个人（指出卖两个法轮功学员）我就拉你回家。”我拒绝了。大约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了九台劳教所。
二零零三年，我在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得身体几近瘫痪，身体出现四肢麻木、僵硬，后来全身麻木、大小便失禁、视力下降看不清物体、双耳失聪、体重急剧下降，一个月内从一百六十斤降到一百斤左右、口腔严重溃疡、长咳不止、心律不齐、心慌胸闷、肾衰竭、整天发烧不退、精神恍惚，最后生活不能自理，连说一句完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基本恢复正常。这次由于在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二十五天，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出现四肢麻木，走路困难的状态，体重由一百六十多斤减到一百四十斤，短短的二十五天瘦了二十多斤。到劳教所检查身体时，心电不合格，劳教所狱警让荆贵泉拉我到县城医院检查心电，荆贵泉和那个狱医到另一个屋里说了些什么后，就把我留下来了。
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得到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我被劳教，为什么被劳教，在这之前也没得到聆讯通知，也就是说，劳教程序完全是违法的。
九台劳教所的恶行：暴力转化 体罚折磨
九台劳教所留下我后，将我送到二大队。有个挺瘦的队长值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了一下我的自然情况以及现在对法轮功的认识，我很明确的告诉他我对修炼法轮功的态度，并给他讲述我被绑架时，通化市东昌区国保大队的违法事实。他把我安排在二号监室。
第二天带队的大队长张国慧来上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还有个年轻的狱警在场。他们威胁恐吓我，逼迫我转化，张国慧对我叫嚣：“到这里不是你想不想转化的问题，而是必须转化！”并连踢带打的，打了我一上午，把我的眼角处打青了，半个多月才恢复。
中午时把我带到病号的监室，安排二个刑犯夹控我。他们强迫我一动不动的盘着腿坐床板，每天早晨五点坐到晚上十点。时间长了两只脚的踝骨被硌的钻心的痛，两腿的肌肉酸痛，起来上厕所时，要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才能行走。这样的体罚迫害一直到五月二十一日。和我一起被体罚迫害的还有一位白河林业局的法轮功学员刘培军。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我的女儿来劳教所看我，张国慧以我没转化为由不让接见并辱骂我。后来我家人强烈抗议并到各有关部门上访，劳教所自知理亏只得同意。张国慧做贼心虚，把我叫到一边伪善的说：“你不转化是不让接见的，但考虑你女儿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你请示了，同意你接见，但你得明白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否则就不让接见。”接见时他一直在我的身旁，一只手就抚在电话上，准备我一旦向家人曝光他打人的犯罪事实，就切断电话。后来他见我们说的都是家常，才走开，行恶者的虚弱由此可见一斑。
五月二十四日九台劳教所解体，当时全所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十五人。全部转至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其他在押人员全部押往另处关押。
朝阳沟劳教所三大队的恶行
（一）非法加工 强迫奴役
在朝阳沟劳教所，我被分到三大队，三大队是劳动大队，与不法商贩勾结，利用在押人员为劳教所及他们个人创利润，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加工点。
二零一一年的六月初，我的家人上告到长春城郊检察院，驻所检察官拿着诉状找我核实情况，见我的身体很虚弱，当时他表示我要有什么事，可以通过队长找他或所长都行，他会把我的情况反映给所长的。我提出要复议，他们表面同意了，但我家人给我的关于复议所用的法律文件却被扣押了。以我这样的身体状况，他们到车间干活时还要把我也带去，让我帮着缠绳还说是为我好。
二零一一年的十月劳教所勾结不法商贩在劳教所饭厅的二楼建立黑加工点，组装和返修各种假冒名牌排油烟机。合同签订出工人员每人每天给大队创收30元，各大队为了挣钱，就强迫所有的在押人员都出工。可是干了不到一个月就不了了之了。
劳教所三大队的狱警孙海波，承揽纸盒加工的活。由二、三大队在押人员为其糊安宫丸的包装盒，糊一个药盒给劳教所0.20元，由狱警孙海波代表厂家负责技术及看管，这种活完全都是手工操作，多达十几道工序。为了最大限度的榨取劳动人员的价值，糊药盒没有休息日；每天吃完饭就干活；必须集体上厕所，上厕所就算休息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干活时还要被包夹控制，坐那干活，一坐就是一天，不允许说话，赶任务时还要加班加点。
二零一二年二月末，劳教所通过个人关系承揽了一批私活奴役三个大队全体在押人员，每天八点三十分到四楼的劳动车间至下午三点四十分狱警下班时收工，干的是水利局防洪用的护堤丝袋。每个丝袋为劳教所挣100元（一个丝袋长一百米、宽二米的长筒，在上面缝制拴绑用的花扣），收工后所有在押人员还要坐板。纤维绳和长筒袋在缝制的过程中，飘散出细微的纤维灰尘是有毒有害的，很呛眼睛、喉咙，有时还要用电烙铁烫打铁铐用的圆眼儿，烫纤维时发出浓浓的黄烟，非常刺激眼睛，那个气味呛得人头晕、恶心。
（二）非法行刑 恐吓诱骗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左右，朝阳沟劳教所对非法关押在这的法轮功学员搞了一场邪恶的迫害：强迫洗脑“转化”。
二零零三年我被迫害时的中队主管狱警纪文权，把我叫到狱警室，利用伪善来诱骗我说：“你现在还在打复议，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先写个不炼功的保证书，等你们那面来调查时，我们给你出头做个保证，你就能回家。”我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当初在我们那面写个保证就不用来了。”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次迫害中，法轮功学员王志东、胡云鹏因不转化被劫持到长春市奋进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军因不转化被非法加期二个月，并持续对他精神迫害（每天都找他“谈话”到后半夜，白天还得干活）近二个月。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旬，也就是农历腊月底，我们决定在大年三十那天开始，脱去劳教所的马甲（囚服）反迫害。当时我们共有十几人反迫害，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到正月初九，大队长高建辉来上班，分别和我们谈话，威胁我们：“过了正月十五后再说，现在给你们时间考虑。”到了正月十六那天，他们开始迫害了，听说是请示了所长。
三大队的狱警们先把法轮功学员朱瑞邦（先天一条腿残疾）叫出去，把他迫害得很严重，用电棍电、殴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把他关押小号迫害。法轮功学员冯晨被电棍电嘴电得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到第二天剩下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叫出去遭到暴力迫害。
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出去的。下午一点多钟，我被带到狱警办公室，地中间放了一把椅子，两个扶手上分别挂着手铐，桌子上的电插排上有二根电棍在充电。狱警们除了休息的，其余都到齐了，坐了一屋子，大概能有五、六个人，那架势真的是如临大敌一样。教导员刘晓宇和狱警纪文权呼三喝四的把我摁坐在大椅子上，他们强行给我扣上手铐，当时我严肃的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是违反人权的，是犯罪！
一开始，他们对我就是用他们一贯使用的那种流氓的手段：谩骂、恐吓加诱骗，几次把电棍拿到我眼前恐吓我。他们把提供热水、可以自由上厕所、不用劳动（关押我本来就是违法的，更不应该奴役我）、不用坐板（实属体罚虐待），当作是对我的恩惠，这些本是他们工作中的职责和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却用来要挟我，辱骂羞辱我。他们的品行真的是用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
就这样他们折腾了四个多小时，这四个小时在我的感觉中真的好象一年一样漫长。我凭借来自于大法的纯正和坚定，平安的回到了监室。
三大队部份狱警名单：
大队长：高建辉
副队长：张伟
教导员：刘晓宇、
狱警：纪文权、刘岩、孙海波 范盛禄
劳教所一大队：“打死几个怎么的，你还能告啊”
（一）强化洗脑 歪理邪说
由于不穿囚服我被转到一大队，就是严管队。当时是三大队队长高建辉指使三名刑事犯把马甲强行披在我身上，架着我送到一大队的。一大队最年轻的狱警纪雷（三十岁左右）接待的。
一到那里刑犯们松开架着我的手，我就把马甲摔在地上，纪雷说：“你还是炼法轮功的呢，把马甲摔在地上，什么心性。”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是被绑架来的，为什么逼我穿这个东西，这是对我的侮辱，对人权的践踏。”后来我被叫到里屋，一个中等身材微胖的人正在里屋玩电脑，他见我进来了，他指着边上的椅子让我坐下，问我叫什么，什么事进来的。我当时很有礼貌的反问他：“冒昧的问您一句，您贵姓？”他回答姓张，我说：“您就是张队长吧”，他点点头。接着我就把我被绑架的经过、还有怎么被送到九台的、怎么来到朝阳沟的，和这次为什么要把我送到一大队的事情，简单的叙述了一遍。他听完说：“法轮功是上边定的我管不了，你也不是我们抓的，我们只管看押，这和不穿马甲有什么关系？穿所服是所里的规定，你必须得穿。”我告诉他：“我没有犯法，我是被绑架来的，穿马甲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决不认可对我强加的迫害！我现在一直都在上告。”他说：“我这个人是先礼后兵，你先回去考虑考虑。”这样我被带进一大队的监室。
一大队的环境非常邪恶，有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狱警叫高志录（绰号高罗锅子），他们都叫他高队，其实他只是个普通的干事。此人品行非常恶劣，从一件小事上即可略知一二：一次他把法轮功学员还有邪悟的都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手里拿着烟灰缸说：“X他妈的，我们到饭店吃饭让谁偷谁不偷（指烟灰缸），我偷回来一个吧，他们就给拿走，弄得我都没有用的了，这个还是我最近才偷回来的。”
还有一次他在大教室里叫嚣：“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了，现在讲和谐了，要是在过去，就你们这样的，给你来一顿大镐把，打死了往大墙外一扔，谁管。”我问他：“你们劳教所打死几个了”，他瞪着眼睛歇斯底里的咆哮：“打死几个怎么的，你还能告啊。”我说：“通化的大法弟子王贵明就是你们打的。”他当时一愣，态度马上缓和下来了，语调也软了说：“不是，他可不是，他是撞暖气片死的，他刚来的时候身体很虚弱，在你们那边已经绝食很长时间了，我们准备给他灌食，后来他上厕所时趁包夹不注意，一头撞暖气片上了。”我问：“那是什么时间”。高志录说：“下午三点多钟，我还和他谈话了。”我说：“王贵明的死亡报告写得死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近九个小时的时间，你们为什么没给王贵明的伤口做任何处置（王贵明的头上有两条平行的长十公分的伤口），而且你看着他满脸流血还能和他谈话，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高志录一听又喊起来了：“我他妈的让他撞的？我让他死的？”我说：“王贵明根本就不是撞死的，那两个口子是他死后割的，他是被电死的，劳教所为了掩盖事实，又把王贵明的妻子抓来，威逼利诱，最后给了十八万元封口对吧？”高志录支支吾吾骂骂咧咧的把门一摔出去了。
劳教所给高志录在一大队的监区里设了一个办公室，只要他上班就在那里，把法轮功学员、邪悟的、转化的，都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洗脑迫害。拿着法轮功的书籍进行胡编乱悟，对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围攻，对那些转化后能做转化工作的就留在此队，进行更深入的洗脑迫害直至使其完全邪悟。对于其迷惑不了的法轮功学员就给转到各队。
还有一个恶人就是劳教所教育科长祝家辉。此人看过大法书籍，很伪善，因为伪善所以极具欺骗性。
（二）恶徒李方彬
留在一大队的刑犯大多都是有钱人，或是那些社会上的人渣，道德品行极其低下的人。他们为了得到一点好处，巴结贿赂狱警，打击异己，狱警们也利用他们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能减期，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刑犯李方彬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方彬，二十六岁，家住德惠岔路口，因寻衅滋事劳教一年半，是一大队的班长（民管员）。其人品卑劣，他自述：他将与其姘居半年的女友，介绍给自己的堂弟，做了他的堂弟媳妇。由于其品行低下，他做起恶来也是没有良知的约束。为了能捞到好处，他积极主动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早晨狱警让读一遍所规所纪、五要十不准，他却要求多读，还对法轮功学员考核，背不下来的体罚，或增加读或背的遍数，对不服从的就向狱警汇报；经常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他的衣裤包括裤头、袜子都由法轮功学员给洗；对于他认为不听话的就打击报复，让他们干那些脏活、收拾厕所等。
因我从不配合他们，所以他经常指桑骂槐的羞辱我。狱警发话，谁能让我穿上囚服给减期十天，他就软硬兼施，处处刁难我。一次我收藏的一张手抄的法轮大法经文不小心掉到了地上，被他当场发现并抢去，我向他要他不给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他想以此来要挟让我穿上囚服。他把经文握在手里如获至宝的对我说：“老杜，咱俩得谈谈。”我说：“可以，但是有条件。俗话说肩膀齐是兄弟，我们谈必须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要拿这个经文说事儿，让我答应什么条件那就没个谈。”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他交上去，你就得加期、蹲小号。”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没有经文还叫大法弟子吗？告诉你，我被抓的时候，从我家拉走了一车，我要怕就不炼了。”后来他把经文交给了高志录，被高志录当着所有法轮功学员和邪悟者的面把他骂了一顿。本来他以为可以得到奖赏的，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到后来他也没弄明白。别人说他遭恶报了。这件事情也是导致我被转所迫害的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认可对我的迫害，所以我再次让家人给我送法律文件资料，结果被一大队的张队长以“需要主管管教审查”为由给扣押了。
中国的纳粹集中营——奋进劳教所
（一）高压封闭 警匪一家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我又被转至长春奋进劳教所非法关押。当时从朝阳沟共转出十五人，十人去了苇子沟劳教所，五人到了奋进，我与张国志、周炳忠分到了二大队。
二大队是严管队，这里的环境更邪恶 ，和家人的通讯被剥夺，每个月只允许和家人见一次面，刑犯每个星期都可接见。从狱警到犯人都不听真相，狱警在背后指使纵容犯人中那些道德低下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 狱警很少进监区，任由牢头狱霸行恶，他们不干活却强迫别人为他们干活，而且干活时间不固定，早晨起床就干，到晚上八点，中午的休息被剥夺，几乎是天天加班加点。
这里干的活儿就是糊纸盒、各种礼品盒，用的都是工业胶，散发的气味呛得人嗓子痛、咳嗽、恶心、头晕。
“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耍流氓，你跟我耍流氓、我跟你讲法律。”
（二）暴力转化 体罚酷刑
二零一二年八月中旬，由省、市610、劳教局、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部门的人员到奋进劳教所欲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班，在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抵制下，没搞成，当天就解体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两个大队合到一个监区，劳教所方面说是为了好管理，实际是，在奋进劳教所门外就是610搞的邪恶机构--所谓“法制培训班”，也就是，当时成立了全省的洗脑班。那时在奋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有预感（二零一一年底就是搞的这样形式的迫害）。
十月十九日苇子沟劳教所解体，从苇子沟又转来了十多人。十一月八日上午，狱警刚上班就从两个队抽出了十多个刑犯，大多是狱警的心腹、帮凶。九点多钟，省市司法、劳教、检察等部门来了不少人开会，研究搞强制转化迫害，可能是怕邪党开十八大期间弄出事，下午会后，迫害就不了了之了。
十一月十五日，他们开始动手了。第一天调到原二队监区十人，其中有（许凯 蔺海军 陆平 张海平 孙光军 段宏宇 黄冰冰 赵大恒 王延维 宋连平 ）三个法轮功学员（王新贵 王守业 由贵生），随后他们隔两天就调一个大法学员进行迫害。
劳教所狱警参与迫害的有：
所长：宫书海
副所长：杨立刚
教育科科长：张兴舟
教育科副科长、“610”头目 （主抓转化）：沈泉宏
教育科副科长：杨春旭
教育科干事：王宇琪
管理科科长：曹岩
管理科副科长：齐福善
办公室主任：高广军
一大队大队长：钟文革
一大队副队长：孙泽超
二大队大队长：姜岩
二大队教导员：梁军
二大队副队长：王峰
刑犯主动、被动参与的有：许凯、蔺海军、周建民、陆平、张海平、孙光军、张小慧、段宏宇、孙明起、卢贵深、费山、赵大恒、魏宝库、葛岩、曹凤刚
当时对梅河口市样子哨镇法轮功学员崔洪军迫害得最严重，眼睛被抠得充血，通红通红的；脸都被打变形了，身上全是伤，严重时都不能独立行走，还天天坐板，殴打谩骂更是家常便饭。法轮功学员姜雁（大学教师）的假牙都被打掉了，还强迫他盘腿坐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往椅子底下按，上面再坐个人。
因为迫害是全封闭式的，这些只是从参与迫害的刑犯口中流露出来的，详情难以全部揭示出来。
（三）“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耍流氓，你跟我耍流氓、我跟你讲法律！”
狱警沈泉宏在洗脑班的大教室里，对着一教室的人公开叫嚣：“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耍流氓，你跟我耍流氓、我跟你讲法律！”
十一月末我被二队的副队长王峰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说：“老杜，你看你是站着呢？还是趴着呢。”其实他是在为迫害我摸一下底。我没有配合他，并给他讲了真相。他听后把我送回监区。
十二月八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张国志被叫去狱警室转化迫害，先是由邪悟者洗脑欺骗，张国志不受迷惑。下午狱警们开始对张国志进行体罚，强迫他蹲下，说是让他反省。他不服从，三个犯人就强行把他摁蹲下。每蹲一小时左右把他拉起来活动活动再蹲。犯人分三个班，每班六个小时，第一组有：蔺海军、孙光军、张海平 。 第二组有：张小慧、孙明启、费山 。 狱警白天很多人，晚上二人一班，每班三小时，张国志被连续体罚迫害超过三十六小时，犯人按组轮了七个班。张国志腿都蹲肿了，走路得两个人架着，这样近一个月才好。他们还强迫他所谓的学习，每天至少写两次思想汇报，写不合格不让睡觉，由犯人陆平、张小慧夹控迫害。陆平把张国志床上的褥子卷起来，逼迫张国志坐床板，这期间张小慧还打了张国志两个耳光。
十二月二十日的下午一点多钟，我被叫到二大队的狱警室，那里坐了四、五个狱警，办公桌后坐着教育科副科长沈泉宏，还是用那套威胁恐吓的手段，他说：“姜雁他们（指法轮功学员）我都给了六个小时，这个时间我叫他们（邪悟者）和你谈谈。你先把五书写了，这是第一步，以后还要更深入的学习（洗脑）”说完他就走了。犯人蔺海军和刚刚被他们洗脑转化后邪悟的潘伟，俩人一唱一和的讲歪理邪说，见毫无作用，潘伟主动要求回去。后来二队教导员梁军进来和我谈了一会，我不为所动。他走后二大队队长姜岩进来，我就和他讲真相，他没说两句就气呼呼的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让我去食堂，把饭给我打了回来。吃完饭后，来了一群人：沈泉宏及七、八个狱警、三个犯人孙光军、陆平、张海平；从延吉、四平雇来协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二个犹大：延吉高艳、 四平的××要跟我谈，实为转化，我没理她们。沈泉宏火了，叫三个犯人把桌子搬到两边，把我拉到中间，强行按我蹲下。我一直强烈反抗，并高声正告他们：这种行为是在犯罪，要曝光。狱警高广军（办公室主任）连骂带喊，过来要打我。我指着他说：“你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这时有个狱警（好像是沈泉宏）说：谁也别打他！我依然抗议，一队的副队长孙泽超说：“你再喊把鞋垫塞你嘴里。”后来他们把我按蹲下了，我蹲不住，他们就拿来一个象小马凳一样的刑具，上面四十公分长，4×8公分的方木，窄面向上让人顺着它骑坐上面，旁边一边一人坐在椅子上按住我，把我的两条腿劈开伸直，他们把腿压在我的腿上面，增加压力，一会就把股沟压麻木了，刺骨的酸痛。在我的前面坐着另一个犯人孙光军，不断的给我讲那些歪理邪说。他们还欲强行给我按手印，在我强烈的反抗下，他们没有得逞。但我也被他们折磨的呕吐了一地，他们又换上新的狱警跟我谈，见我仍不配合才不得不罢休。
被关押期间，我一直小便都很困难，每天都需用热水敷洗。一开始他们还限制我小便，在我的抗议下他们才允许我小便，而且不让我上厕所方便，就让我在办公室里往痰盂里方便。我告诉他们我一直都得蹲着便，站立便不出来，他们还取笑我。后来见我真便不出来，他们也害怕出事，就把值班狱医叫来检查，这才同意我去厕所。可是憋久了，到厕所一个多小时也没便出来。后来就算用热水冲洗也不好使，那一晚上去了四次厕所，每次都是一个多小时，狱警见我这样，也不敢强迫我坐刑具了，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迫我站了一宿。
第二天早饭没让我去食堂，上午九点多钟才便出来，后来他们又强迫我坐刑具。我向他们揭露，我身体就是零三年在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造成的伤害。他们说：“你要同意对话就不让你坐。”我说：“对话可以，但是必须有条件。第一，对话必须在一个公平、平等的平台上；第二，关于我个人的隐私、和我的自然情况不回答；第三，必须尊重我的信仰，不得强迫我承认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同意了我的条件。他们把延吉的犹大高艳叫来，经过一天的正邪较量，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调到二队休息了。
第二天他们没让我到狱警室，直接就在监室进行转化洗脑迫害。高艳拿来EVD播放器放邪恶的、造假的、诬陷法轮功的录像给我看给我洗脑。我当时识破并指出他们的伎俩。高艳心虚，赶紧把碟收起来说：“别看了我知道你不信。”接着她又拿出一张碟央求我说：“这是一张中医讲座碟，你在这装装样，我和潘伟（邪悟者）唠会磕，这屋里有监控，要不我不好交差。”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场迫害结束。但是我仍被单独关押在监室，不让我和外界接触，由二个犯人二十四小时夹控，继续迫害。连洗漱、上厕所都要厕所没人的时候，由刑犯陪着去。邪悟者潘伟负责转化迫害。一直到二零一三年一月下旬把调入二大队监区被转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又转到一大队监区。我被解除封闭关押。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是大年三十。晚上七点多钟，副所长杨立刚来检查，以省领导来视察为由，让我脱去帽子，我不脱，他又让刑犯蔺海军再次把我带回监室封闭关押迫害。到三月二十四日两队合并，我才又被解除封闭关押。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左右，我向队里提出要上访。队长钟文革问我上访什么？我说：“现在国家新闻发言人已经宣布了中国的劳教制度不经过法律程序，是违反宪法的。从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废除劳教制度，两会前也下达了解体劳教所的决定。你们现在不放人，那你们用什么来管理这里被关押的人，得给个说法吧？”钟文革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还有几天就到期回家了，你扯什么啊！”无理的驳回了我的诉求。
两年的冤狱摧残，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人及好友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有多少人劝过我，也有多少人问过我：你这么做值吗？你这么坚持到底为了什么呢？是的，我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自己吗？为了法轮功吗？都不是！是为了你，为了那些还在被谎言欺骗、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后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走入未来！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法轮功学员历经苦难却无怨无悔，无论我们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们都不会倒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坚守和捍卫的“真、善、忍”宇宙大法是今天世人能够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