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冤狱 兰州杨映海历经酷刑迫害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魁首的那些仇视大法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我也是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我是二零零一年被单位“610”（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逼出家门。二零零二年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绑架在桃树坪看守所审讯迫害近八十小时后又送到龚家湾洗脑班，十日后，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迫害一日一夜后送华林山第二看守所关押，遭受迫害。半年后又被七里河区法院唐某某为审判长组成三人临时审判庭（在唐某某办公室）非法重判十年冤狱。在我向兰州市中级法院书面上诉被驳回后，于二零零四年被关进兰州监狱继续迫害。
二零零一年，单位要送我去洗脑班，我逃出后在同修们的帮助资助下在外租房子住，过着有家不能回，上有老人不能照顾，身为丈夫不能替妻子分忧解愁，膝下有子又不能担当父亲责任的日子。在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过程中，他们却都在指责大法弟子太自私，不尽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夫妻互相帮助照顾的家庭责任、干好本职工作的社会责任。在这种误导下，特别是在共产党这个非法独裁体制作用下，使许多人加深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误解，甚至仇恨。
 酷刑演示：老虎凳 |
我被城关区公安分局绑架后，被送到桃树坪审查站当天晚上就开始审讯，有三个人轮流审，直到他们累了才停止审讯。在审讯期间他们将我锁铐在一种新型审讯椅上，手和脚都被紧紧锁着不能动，除了上厕所，其它时间一直被锁在这个“老虎凳”上，到了深夜他们要睡觉休息时，又给我加上一个铁链子把我捆在“老虎凳”上，又给我头上戴上头盔，使我的腿、臂部溃烂，奇痒难忍。可是我却一动不能动，就这样四夜三天。
不断卡紧手腕的螺丝扣
后来，警察知道了我所在单位，并联系单位一起将我送到龚家湾洗脑班进行迫害。在洗脑班，单位派二人监视我行动，限制我自由，不许下楼，不许炼功。而这些被共产党所毒害，被独裁体制所征服，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却还在作秀，给我戴上“贵宾证”，多么可笑可恶。大约过了十天，兰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又来三人，在我拒签逮捕证的情况下，强行将我从洗脑班带至雁滩，审讯逼供一天一夜。在审讯椅上他们不断卡紧我手腕的螺丝扣，使我手臂血液流通不畅，痛彻心肺。据审讯我的警察无意泄露，庆阳大法弟子刘志荣曾被这种酷刑痛得休克后用凉水激醒，兰州大法弟子李明一曾被这种酷刑疼得大小便失禁。我被夹后，手臂痛麻百日之久。
倒挂
我被送到华林坪第二看守所后，被关在严管号室，同时安排几名犯人监视我行动，不许学法，不许炼功，同时逼迫参加劳动，我拒绝参加。警察把任务分解到个人，我不干他们就把生产原料压给其他人，引起他人对我们修炼者的不满和仇视，从而配合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因为他们完不成当天生产任务就要受号室长的毒打）。警察还时不时搜查大法弟子，没收糟蹋大法弟子随身带的大法资料、书籍，很多时候警察不出面，但他们有的指使犯人对大法弟子行恶，有的表面上不说什么，而背后却给号室值班员施加压力，迫使其他犯人行恶，打骂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因为揭露狱警违法事件，曾被号室值班员以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为由强行将我靠墙“倒挂”，用胳膊肘狠击腰部，狱内犯人称其为“挖腰子”。致使我腰部疼痛两个多月。
手和脚背后串在一起
还有一次警察在搜我身时搜出了我带的师父的经文，他们就要收走，我抢回来，他们就指使四、五个犯人压倒我，抢走了经文，并将我手和脚背后串在一起，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又让犯人把被子蒙在我头上，就这样两个多小时才放开。不只是我，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都在遭受着邪恶的迫害，东北籍大法弟子孙照海经常因不配合邪恶要求而被背铐，起蹲很吃力。西固大法弟子赵旭东因反抗恶警绑架迫害，长时绝食，监狱警察又指使犯人强行给他灌食，直到迫害致死，事后他们又严密封锁消息，掩盖他们的罪行。
警察指使包夹犯人迫害大法弟子
二零零四年我又被送到兰州监狱遭受迫害，送入监狱入监队当日，邪恶就指使一些犯人搜走了我带的一些大法书籍、手抄的师父讲法、经文，以及我写的无罪申诉材料。二天后我去想要回这些资料，警察贺某某不仅不给，而且还要我蹲在他面前，我不蹲他就指使四、五个犯人想把我压倒，我还是不蹲并高呼“法轮大法好”，这样震慑了邪恶，他们才匆匆地溜走。在入监队，对服刑人员有许多要求规定，尤其对大法修炼者除了统一的要求，还不许大法弟子学法炼功，不许弘扬大法，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安排四人监视看管，一旦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要求，警察就找这几个人的事，给他们施加压力，迫使这些人辱骂大法弟子，甚至动手打大法弟子。兰州大法弟子魏俊仁就因为炼功遭受号室值班长用小板凳毒打，四川籍大法弟子俞友文，由于对警察岳某某辱骂大法弟子提出质问，被岳某某扇了耳光。
关进号室，剥夺一切自由
在入监队经过二月至半年不同时间的所谓“学习教育”后，就又被分配到监狱各个监区继续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我是二零零四年底被分到六监区。一到大队就又经历了搜身、警察谈话、安排包夹人员的过程。由于我拒绝出工，大队就安排了二人在号室看着我，早上其他人出工后，号室门就从外边锁上，就餐打水都由他们两人轮换去做，不许我出门，不许和其他人交谈，更不许学法炼功，就连监狱给犯人的一点自由都完全被剥夺了，就这样被锁了七个月。后来因为我坚持炼功被包夹我的人告发，又被关到禁闭室，戴手铐进行折磨，强迫我写检查，并出工参加劳动，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十五天后由于监区不愿给禁闭室交钱才又把我解禁带回号室严加管制。
“熬鹰”
二零零五年底，随着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不断升级，兰州监狱对大法弟子的严酷迫害也疯狂地失去了理智到了极点。监狱又重新建立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专制机构，各大队抽调专人负责落实对大法弟子全面一个不落的所谓“转化”迫害。他们安排一个小号室，抽调主管队长以及其他警察组成一个所谓“帮教组”轮流值班，专门负责“转化”大法弟子，晚上不许睡觉、打盹，直到天亮，再由负责白天的警察按班继续灌输大法不好为题的邪说谬论，到中午，警察去吃饭我才能回到大号室就餐，休息一个小时。就是这一个小时，警察还安排了包夹我的犯人把收音机开大音量，干扰我休息。到下午两点钟警察上班，我就又被关在小号室，继续接受“教育”到晚饭后，又由值夜班的警察按班继续进行迫害，周而复始，直到你屈服，写出邪恶要求的所谓“四书”，毁掉大法弟子，失去千载难逢的机缘与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同样这种形式的迫害也在其它监区同时展开，更有甚者，对正信正念强的大法弟子采用了吊铐、打骂、人身攻击，使用戒具刑具等手段的迫害。
镣铐加身关禁闭关八十三天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调入迫害大法弟子较严重的八大队。在八大队我依然遭受了监狱所谓“反邪科”（我认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邪教科）安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各个程序，严包夹、限行动、强制劳动、禁炼功学法等。到二零零八年初，在强制我填写“评审表”时，我公开揭露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恶行，声明自己无罪，修真善忍无罪。到二月底我被关进监狱禁闭室进行迫害，当天晚上监区抽四名服刑人员包夹监视我，不让睡觉，一日两餐，一顿只给一个馒头，不给菜吃，上下午各只给一饮料瓶开水，白天晚上只能端坐在水泥台上，不许靠墙，实在困了一闭上眼，监控喇叭里就开始喊，或者包夹人员就用手捅我不让闭眼。每一周警察就来提审一次，要求我认错并重新写“四书”。监区警察还不断的给包夹监视我的人员施加压力，以减刑、利诱、恐吓让他们想办法尽快突破逼我写出“四书”，我坚决不写，他们与禁闭室管理人员协商，给我又加戴刑具脚镣，并与手铐串在一起，使我一直处于弯腰状态不能站立，行走更困难，而每次监区干部来提审我，都要来回弯腰走四、五十米路段。五月份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才开始允许我睡觉，但我手脚被镣铐串在一起身体一直处于弯曲形态，翻身都很困难。就这样镣铐加身在禁闭室关了83天，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才解除禁闭。回到监区，又关进了小号室，一共有五人彻夜监视我，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我身体刚有些好转，监区又强迫随大队出工，参加劳动，我拒不接受警察分给我的生产任务，我认为这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式之一。
警察靳国军的恶行
二零一零年四月，仇视法轮功，打过白银六十多岁大法弟子贾培福的警察靳国军在晚收工路途中借机滋事，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警察李XX也一起动手追着打我。打得我口鼻流血，嘴唇肿胀，两天后牙齿脱落一颗，靳国军一边追打一边口中辱骂法轮功，我找到当天值班警察他们根本无动于衷，找到主管干部他们找许多理由搪塞掩盖他们违犯《监狱法》与公安六条禁令的行为，以内部批评教育草草了之。而这个靳国军不仅对大法弟子如此，对其他服刑人员更是想打就打，想骂即骂，而且语言既下流又恶毒，对这样一个流氓成性，道德败坏，无可救药之徒，却受到监狱干部赏识，晋级升职。监狱因迫害大法弟子有功而晋级提拔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却不知他们对大法、对大法修炼者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恶，将面临最可怕最可悲的下场。
甘肃省兰州监狱内还有魏俊仁、李文明、孙照海、常巨斌、贺培福、张光利、张涛等十余名大法弟子遭受着中共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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