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天象的警示
西元前1044年当年周武王姬发率兵打进朝歌城，逼得殷纣王自焚身亡。武王割下纣王的头悬挂于大白旗上。随后，周武王释放了被纣王关押在狱中的纣王自己的叔叔箕子。当时，箕子因劝谏纣王做一个仁德的君王，不要恣行逸乐、荒淫无道，甚至佯装疯癫、自残去感化纣王，盼其醒悟，莫做暴君昏王。纣王反将箕子给关押起来。武王知道箕子有经天纬地之才，便向箕子请教怎样保护万民，并使其按照天的旨意和睦相处。
箕子系统介绍了上古时代上天赐给大禹九种治国安邦的天法，对第八种“庶征”，箕子说：“庶征，就是上天示人的各种天象征兆，这些天象征兆就是天帝对我们的君主即天子、皇帝说的语言。这些天象征兆，主要包括：下雨、晴朗、暖热、寒冷和刮风。这雨、晴、热、冷、风五者齐备，而且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发生的时候，那一定是风调雨顺、万物繁盛。如果其中的一种现象过多，那便是一种凶象；如果其中一种现象太少了，那也是一种凶象。
“上天对人间皇帝的好的表现所作出的肯定的天象表示是：天子能恭敬而庄重的拜祭天地，就会有适时的雨水到来；天子能把国家治理的秩序安定，那就会有适时的艳阳天；如果天子有知识能智慧公正的处理事务，那么适时的热天就到来了；如果天子能从善如流、深谋远虑，那么寒气就能如期而至；天子能以德化民、民风纯善，那时就会有清风扑面、徐徐而来。
“天帝对人间的天子不好的表现所做出的否定的天象是：天子如果狂傲不羁、颠倒黑白、欺压良善、百姓愁怨，将会有大雨和洪灾出现；如果天子违纲悖纪、号令不顺、人心虚哗愦乱、刑罚妄加、欺师灭祖、滥杀无辜，则艳阳高照，大旱连年；如果为官不勤政，为民无正气，穷奢极侈，则酷热不退；如果治国无长策、朝令夕改、民不聊生，就会高寒肆虐；如果君臣正邪不分、昏聩淫乱、就会狂风不止，沙尘暴频仍。”
可见，3000多年前的箕子就把天象说的如此透彻。翻开悠久的中华文明史，我们看到历朝历代，信天敬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不可动摇的主旋律。相信上天的愤怒和自己的恶行及道德败坏是有直接关系的。地震、洪水、干旱、蝗灾、沙尘暴、酷热、高寒等天象，是上天对人的警告，每遇到这些极端天象警示和大灾降临，皇帝都要颁布“罪己诏”向苍天谢罪。“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左传•庄公十一年》）。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中说的更好：“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商朝时，武乙帝（公元前1147年～1113年）在平时嬉戏时，用木头、泥土制作一些玩偶，他命名为“天神”。他让人抬着这些玩偶和他一起玩闹。如果“天神”玩输了，武乙就想方设法去污辱“天神”。他用一个皮袋子里面盛满鲜血，然后高高挂起，自己躺在地上仰面朝天，用箭去射这个“血囊”，武乙命名为“射天”。时隔不久，武乙帝到黄河、渭水一带去狩猎的时候，被雷殛而亡。这位败德胡为的帝王，上天没有饶过他。
武乙帝射“天神”玩的是个人游戏，把自家性命搭了进去。但与此相比，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则是把整个国家、民族作为赌注，发动全民对抗“真、善、忍”，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多年中，中共利用手中权力，开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大法，采取卑劣的手段煽动群众对大法的仇恨。在古人看来，等于是驱使着百姓去砸庙谤佛造恶业。
有人可能会想，暴君暴政作了恶，要遭恶报，但不应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介老百姓，往往做事是由于受上面压迫不得已而为之，灾难为什么要降临到我头上呢？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捷克共党独裁政权结束后就任第一届捷克民选总统有这样一段评论：“我们全部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出过一份力。”
暴君暴政作恶，是把许多无辜的人在无意中拖入深渊，但人自己对邪恶的麻木和认同，客观上是助纣为虐，也是造业。暴君暴政作恶就是这样以明的和隐的方式害人。
倾听天灾的警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当异常天灾出现之时，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这世上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做什么？不要让暴政暴君把自己拖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