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市财经学校女教师三次被劳教迫害
以下是饶习女士自述她被非法迫害的经历：
修大法找到生命归真路
我叫饶习，今年五十五岁，曲靖市财经学校语文老师，家住财经学校教职工宿舍。一九九八年一个朋友借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浑身为之一震，感觉到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所追寻的，当时我就决定这一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地裂天崩我也不放弃，我觉得修炼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这才是我回家的路。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时时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处处做好人，不争名不争利，在单位集资房时我主动让出，至今我住的房子仍然是单位最差的，连年轻人都不想要，可是我却一直住着。我教的学生也都很喜欢我，我很负责任，工作兢兢业业。
大家都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也想要将这么好的大法弘扬给更多的人，因此到过曲靖市各县弘法。
集体炼功遭非法劳教两年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看到电视上对大法的诬陷和诽谤，我心里觉的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最正的，我自己修炼大法后，我深深的感到大法一不要我们的钱，二没让我们做坏事，作为弟子，我要走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什么。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早上，我们曲靖市一共七个法轮功学员：黄喜兰（女，曲靖市纺织厂工人）、王宇平（女，曲靖市汽车总站工人）、赵群美（女，曲靖市马龙县煤机厂子弟学校老师）、包存芝（女，曲靖市汽车总站的工人）、戴玉珍（女，曲靖市建筑公司的职工家属）、姓秦的法轮功学员（女，曲靖市建筑公司的职工家属）和我，我们七人原先商量上北京去证实大法，但是我们其中有三个是下岗工人，有两个是家属，路费不够，只有我和赵群美有工资，因此我们就改变主意，说到人多的地方拉布标、炼功。
那天早上天下着大雪，特别的冷，我们七人就到曲靖市艺术剧院门口的空地前拉上“法轮佛法”的布标，红底黄字，打开录音机，排好队，我们就开始炼功。炼到第三套“贯通两极法”时，睁开眼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有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把我们包围起来。喊着：“走、走、走！”说着就把我们几个推上警车，拉到曲靖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四个月。
这四个月中，我们学校的书记万子金、副校长吕增毕来看守所，让我放弃修炼，我没同意。曲靖市公安局副局长解志国以及孙云辉、莫从兵、岳林等警察到看守所对我非法审讯，让我放弃修炼，还把我的父母叫来看守所，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对我的父亲说：“爸，你是个老师，你站在讲台上教你的学生要说真话，我今天按照李洪志老师教的真善忍做好人，我没错，我不会说假话，也不会放弃。”父母也就不说什么了。
四个月时间，看守所不让我们家属送东西，我被绑架进看守所内那天是穿着棉袄、大皮鞋，到四个月后我被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时，还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当时已经是四月份了。和我一起被非法劳教的还有赵群美、黄喜兰，我们都被曲靖市劳教委非法劳教两年，一起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手工组。王宇平是我们曲靖市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她被非法判刑三年，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戴玉珍、包存芝和姓秦的法轮功学员所外执行。
送我们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手工组，大约是二零零零年四月中旬，到那里已是当天深夜十二点多。我刚睡下，突然被警察叫起来，叫我收拾东西跟着她走，将我带到二大队的一个监室，里面被关着八个少数民族的犯人，她们都不懂汉语，警察就怕我向她们讲法轮功。二大队是大田组，重体力劳动，每天挑大粪、挖树坑、推土、浇菜水，成天被太阳晒，晒的脸焦黑，上楼都上不去，腿、胯、腰都是疼的，要拉着栏杆才能上到二楼。中午警察不让进监室，就只有和衣躺在走廊的地上。即使干那么重的体力劳动，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苏中菊、郑天琪、教育科科长杨清晚上还把我叫到心里咨询室，对我非法转化，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悟人员跑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那天将我们三十几个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从大田里或车间里叫到二大队队部会议室，邪悟人员就对我们散毒。她说完，我就站起来说：“我们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是被非法抓来这里的，是政府错！你也是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你跟警察又吃又喝又坐飞机，穿的那么好，凭什么来说我们？你不是跟他们一伙了吗？我们为什么信你们？我们天天挑大粪，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信仰！”最后，即使我内心依然知道大法好，回家后还是要看书，但是还是随波逐流的违心的写了不该写的，这给我自己留下了污点。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们学校保卫科长罗锋、驾驶员翟建强来劳教所接我回学校上班。这次回学校后，就不让我上讲台了，把我安排到图书馆阅览室。工资也被非法克扣，降级，还经常被骚扰。
遭非法关押洗脑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曲靖市六一零在曲靖市寥廓山顶的微波站办了一次洗脑班，前后四、五天。我被曲靖市公安局莫从兵从单位绑架到洗脑班，我到了洗脑班，发现同被绑架去的还有陈中存（女，曲靖市水电十四局职工）、杨莲凤（女，曲靖市水电十四局职工）、尹竹英（女，曲靖市轴承厂职工）、赵群美（女曲靖市马龙煤机厂子弟校教师）、王宇平等十多人。每天邪悟人员就对我们非法转化，其中有曲靖市六一零的张德才等，威逼我们写“三书”，向我们兜售邪恶理论。四、五天后洗脑班结束，使我们的精神备受折磨。
在学校被绑架、非法抄家劳教三年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我们学校正在期末考试，下午我从家里下楼正要去监考，刚下到楼梯口，就被两个女人过来将我的手扭起来。这时我发现校园里停了十多辆车，十多个壮年便衣冲上来从我手里抢我的家门钥匙，我不给，他们就追着我抢，几个男人将我按在地上抢走钥匙。我索性就睡在地上不起来，十多个便衣就自行冲上楼闯到家里，抢走了我的法轮大法书籍近二十册、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纸、光盘、真相光盘、真相资料、墨水等。抢劫后，下楼将我抬上车，我就在车里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次非法抄家以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朱金宝为首，还有龚元江等警察，参与的还有曲靖市麒麟区建宁派出所警察。我被拉到建宁派出所，到派出所后我就不吃饭，给他们讲真相。
当天晚上我被送到曲靖市王家山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背《洪吟》、向监室的人洪法、讲法轮功真相，打坐炼功，监室的人都被大法的祥和氛围改变了。
一天，朱金宝来提审我，带了麒麟区国保大队的七、八个警察，让我按手印，我不配合。朱金宝一伙人就将我带到审讯室的小房子，房子外面蹲着十几个剃着光头的犯人，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吓唬我。我仍然不配合，不按手印，朱金宝几个人就将我按在长凳子上，用布带把我的两只手和两只脚捆起来，两个人按着我的手，两个人按着我的脚，前面有一个警察拿块木板挤压我的心脏，背后还有一个警察用一只脚使劲往前顶，我的胸口被挤的疼痛难忍，当时我一直背着师父的《洪吟》，在此种情况下，朱金宝还掰着我的指头按手印。当时我被迫害的头发散乱，最后叫犯人将我抬回监室。看到我这样，同监室的犯人喂我糖水，说共产党太坏了，她们出去后也要炼法轮功。从那以后我的心口、心脏就开始疼，走路都会疼，而原本我是个身体非常好的人。
一个月后我被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我三年。到劳教所后，我又见到了赵群美、黄喜兰、王宇平，才得知她们也是与我前后几天被绑架的，这次也都又被非法劳教，赵群美、王宇平都被非法劳教两年半，黄喜兰两年零九个月。
在劳教所被迫干重体力奴工
1）编织袋车间干重体力奴工迫害
我才进劳教所那天，劳教所警察授意一个吸毒人员以安检的名义脱光我的衣服打我。一开始我被送到劳教所的三队，每天被强制转化，放弃信仰，我不转化，半年多后被下到二大队，编织袋车间，叫我干重体力活--编织袋打包。要将一千个编织袋压紧，捆好，码成堆，非常的辛苦，年轻的人都干不动。我每天干十三个小时，干到最后走路都没有力气，走着走着双腿发软就跪在地上。有一次还昏死在车间，而包夹犯人却诬陷说我装死，劳教所二大队副队长李瑛带我到医务室量血压，量完后又叫我回车间干活。包夹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还对我辱骂、虐待、推搡，想逼迫我转化。我在编织袋车间干奴工近半年，造成我的腰部严重受损，直到现在弯腰或下蹲都会痛。
在我被下到编织袋车间之前，还遇到一件事，更凸显云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残忍阴毒。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给我看了一张纸条，是她路过一间禁闭室从门缝里塞出来的，纸条上写着：“SOS紧急援助，我发现我的饭里有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好，请你们救我！落款：大法弟子张警心。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为她发正念。
编织袋打包干了几个月后，我又被转到车间里用电机扎编织袋，一次我的手指头不慎扎进电机里，血流一地，直到全车间的电停了，又再将机器慢慢启动，才将被扎的手指拿出来，警察拿一个创可贴给我贴上，继续逼我干奴工，带班警察是白燕玲。
2）”饼干厂“继续被奴工迫害
二零零六年底我被绑架到饼干厂，叫我加奶油。从搅奶油的机器里把奶油用手捧出来，放到果箱里，用手推着将这个果箱推到夹心饼干的机器旁，又用手将果箱里的奶油捧出来放进机器里。之后传送带上就会将两块饼干、中间夹奶油，就做成一块”夹心“饼干。
这个活干的我是泪水、汗水、鲜血一起流，一次我的手被刮出血来，带班警察是金果乐科（是个彝族）却逼迫我继续干，还说：”你不干谁干！你这个是全车间最轻松的活了！“我又只有手上流着血继续捧奶油，血都流到奶油上了。之后我问过搅奶油的人，得知每天投料四到五吨，也就意味着我每天这样捧、推奶油四、五吨。我看过说明书，才发现根本不是奶油，而是化学合成的一种类似奶油的东西，含酸性的物质，但是味道和形状都非常像奶油。我干了半年，头发突然开始一把一把的掉，大牙连根脱落了三颗，没有任何虫牙，却脱落了，五官也变形憔悴，猛烈咳嗽，肺部疼痛，身体很虚弱。
有一次，警察金果乐科叫我去卸白糖，大约五十公斤一袋，还有面粉，我说：“我背不动，我浑身都是伤！”她就指使犯人指着我的头骂我，之后警察也逼我，使我精神和肉体都饱受煎熬。
饼干车间每顿只给五分钟吃饭时间，在一间小黑房子里，没有窗子，有一道门是锁死的，每顿饭还被其他犯人非法克扣饭菜，干这么累的活连劳教所最基本的伙食都吃不饱。
二零零六年的冬天，我在二大队看到昆明市海口三百号的法轮大法学员石双莲，她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了，已经绝食半年多，头发全白了，乱蓬蓬的，穿着七条裤子还喊冷，脸很瘦，骨头凸出。一天我看到她背靠着黑板下面的墙，身子在抖，我赶紧拿出我的蓝碎花小棉袄，请人送给她，她刚穿上一会儿。队长李琼云就过来了，叫道：”是谁的衣服，不准穿，脱下来！“说完就有几个犯人冲过去将她身上穿的小棉袄扒下来。
3）宝石车间干奴工被非法加期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又被转到宝石车间干奴工，宝石车间的带班干部姓刘，叫我粘宝石，粘宝石需要视力很好，我视力不好，经常粘歪，被警察唆使包夹和”质检员“呵斥还以加期威胁。与我同时被关在宝石车间干奴工的还有一个叫王玉兰的法轮功学员，她年纪很大了，还逼迫她洗宝石，加长干奴工的时间，每天十三个小时，经常被犯人抬出去量血压，在抬的过程中犯人就掐她，她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从我到宝石车间干奴工开始，就给我安排跟七个重病、传染性疾病的犯人住在一间，有艾滋病、肺结核、肝炎、腹水肿。艾滋病人晚上发低烧睡不着，一夜哼到天亮，睡我上铺的是个肺结核，咳血，一口一口的往下吐，我经常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白天还要干那么重的活。
高强度的奴役劳动使宝石车间出现了大量的重病人，很多犯人旧病复发，或染上新病，有几个放回家才几天就死了。
有一天，二大队的李副教导员（戴眼镜）借故这个车间有人迟到，就让全车间一百多人站在大雨中淋雨，她自己却打着伞，任凭大雨把我们浑身淋湿淋透。我走到她身边对她说：”你这样做是恶，只有善才能改变人，使人变好。恶行只能让人更恶，你这样做是典型的共产党的假恶斗，我信仰真善忍没有错，共产党迫害我，是共产党的罪，你又用这恶行来迫害我，是罪上加罪！“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李副教导员让大家浑身湿透的蹲在地上，她讲完话，我就站起来对大家讲法轮功真相，她就让两个犯人把我扭到楼上的监室了。那天全宝石车间的犯人都没有吃早点，直接进车间了，大家都不干活了，劳教所就归咎于我，劳教所一个姓王的提审我，之后对我非法加期十多天。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从劳教所回家，我们学校总务科的陆开方、驾驶员翟建强把我接回学校，继续在图书馆阅览室上班。这次我被非法加期一个多月。
我回家后，曲靖市古城片区片警姓彭叫我到执勤点去，我到那后，就给他们讲真相，他还想让我在什么表格上签字，我不签，他就将那些表格砸进抽屉里。当时我住在我父母家，这个姓彭的警察还到我父母家骚扰过两三次。
第三次被非法抄家、绑架劳教两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们曲靖市十多个法轮功学员以及昆明来曲靖的十多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南城门的一家法轮功学员家交流。他家二楼出租房出现了凶杀案，曲靖市刑警大队警察来调查这个案子，敲开了我们在三楼的房间的门，看到我们有这么多人，就让我们留电话、姓名，配合他们调查此案。结果三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点多，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十多个人直接踹开我的家门，踹开卧室的门，从床上将已睡下的我拉起来控制在椅子上，这伙人就开始非法抄家。从我家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一部笔记本电脑、小册子、真相光碟，还有我的八百元生活费。抄家后，这伙人将穿着睡衣的我抬下来塞进车里，送到麒麟区公安局，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将我送到王家山看守所。
为了逼迫我转化，看守所一个叫何晓媛的警察暴打我，扇了我好多耳光，还对我拳打脚踢，把我的衣服都拉扯坏了，事后她还扬言她打了我她敢承担责任。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浙江口音的男警察夺过我的眼镜和手表，丢在地上用脚踩碎。在我坚持信仰不转化的情况下，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将我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这次与我一起被绑架的还有黄喜兰，她之后被曲靖市麒麟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现在仍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还有赵丽蓉（女，曲靖市滇黔桂石油勘探队职工）以及一个姓苏的曲靖市水电公司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三人被非法劳教，赵丽蓉和姓苏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两年，也是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以及房东家姓叶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劳教，所外执行。
1）劳教所关小号坐小凳及药物迫害
一进女子劳教所，我就被关在三大队三楼的一间屋子里面，一天警察张银屏来叫我转化，说一些诽谤师父的话，我说我的生命就是为这个大法而来的，我的师父李洪志师父是我千百年来寻找的，我得这个大法很不容易，我绝不放弃。之后我一直坚持不放弃信仰，见到我这么坚定，警察梁平、王思文、张银屏就把我关在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坐小凳，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吹不到风。安排一个包夹守在门口，天气很热时，想打开门，这个包夹都不准。我每天从早到晚的坐在小凳上，不许动，脸还要朝着包夹，保持同一个姿势，有时包夹拿我的头往墙上撞。这间小屋的窗子只有三分之一能够透气，四周水泥墙，门已经和前两次我被关进劳教所看到的不一样了，已经由木门换成了钢门，有门槛，门的四周还钉上了胶皮，一点缝隙都没有，一点气都不透。
一个多月后，劳教所医务室姓夏的一个警察来逼我吃药，拿了一些药逼我吃下。我顿时感觉全身的血液往头上冲，双脚发抖，头昏，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了，心跳过速。我只有用两只手紧紧抓住小窗户的铁窗，一直到深夜一点多都没法睡下。看到窗户外一片漆黑，我感到非常痛苦。
五月份的时候，天已经热起来了，三大队副队长授意让包夹陆珍美抬一只粪桶进来，不让我上卫生间，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关在这间小屋里，吃饭就闻着臭味吃。我对警察王思文说：”你们不应该像这样对待大法弟子，你们这样不善待大法弟子其实是不善待自己。“几天后，包夹把粪桶抬走了。
之后我听说被关在我对面的辽宁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被强迫吃药，一夜起来拉了四、五次肚子。
随着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当屋外温度三十多度时，我被关的小屋内温度就更高了，使我感到呼吸非常困难，只能大口用嘴呼吸，感到肺痛，闷热难耐，我就像被放在烤箱里一样，血管都要裂开了。多少次我伸手去想开门，都被包夹给阻拦了，说警察不让开门，开门就要加她的期。
2）在“饼干厂”流鼻血一个多月，仍被强迫干奴工
我就是这样在那间小屋里关小号整整被关了一年半多的时间，直到二零一一年底我被转到饼干厂，继续捧奶油，这次由两个人从奶油机里将奶油抬下来，然后又用小推车将奶油推到夹心饼干机旁边。然而此时我被长期关小号，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身体十分虚弱，使我常常感到头是木的，或是双脚是木的，似乎思维都停止了，大脑不会动。加奶油十多天后，我实在干不动了。警察又让我坐在饼干车间扎毛线球。饼干车间是盖的石棉瓦，冬天时冻得双脚冰冷，我想起来走走，警察都让。
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我正在扎毛线球，突然开始流鼻血，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鲜血直往下泻，警察见状叫我到医务室，我一路流着血走到医务室，狱医用棉花球来塞我的鼻孔，棉花球堵不住，又用纱布来塞，左边的脸全都肿起来。包夹看到说：”阿姨，你哭了！“我说没有啊，她说：”你摸摸看，你眼睛已经出血了。“当天我回监舍躺着，床面前摆个盆，我用卫生纸来吹鼻血，感到肺痛，一会儿整个盆就满了，又拿出去丢了一会儿又满了。
这样我前后流鼻血近四十多天，后来我咳出的痰都带血。这个时候我被安排在手工车间，捡石头，用做手工画。整个车间里，就听到我咳嗽、吹鼻血的声音。二月份时，两个女警察、医务室姓夏的狱医送我到云大医院检查，当时我的脸已经肿的不像样了，脸色极差，走路都是颤巍巍的。到了医院后，医生看见我非常害怕，离得我远远的，处方都不开了，认定我肯定是活不了几天了。劳教所医务室的姓夏的让医生写个处方，否则不好交差，在此种情况下，云大医院的医生说：”你说一句，我写一句吧！“就这样，又将我拉回劳教所。继续强迫干奴工，还逼迫我打扫四合院卫生。
在我身体已经这样的情况下，每天早上六点就强迫我起床，站在外面任风吹，让我背车间管理制度。还让我用大桶近百公斤的水冲厕所，我搬不动，手工组的组长犯人还用恶毒的话来侮辱我。
当我挣扎在死亡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叫王凤娟，她是吉林榆树人，来云南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还被非法加期四、五个月，经常遭到犯人毒打，警察专门安排肝炎病人作她的包夹，有一次还将王凤娟的床抬走，让她睡在地上。但她非常坚定，也非常坚强。有一次我们碰到了，她对我说如果她被劳教所迫害死，让我出去一定要把她被迫害的经历在明慧网上曝光。
3）再次被关小号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二月份的时候我的鼻血就不流了，我又再次被关进小号继续坐小板凳。换了一个包夹，这个包夹深受邪党毒害，经常辱骂我，给我打饭只打一小点，她自己吃一大碗肉，只给我一两片，就用这些方法来折磨我。
二零一二年三月份，我从小号出来，这个包夹把我整个夏天的衣服一大包偷走了，让我大热天只能穿冬天的衣服。到一大队手工车间，做珠绣，在此期间还给我灌输邪恶理论。
直到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从劳教所回家，我们学校工会主席李萍、保卫科长刘远斌、驾驶员翟建强来劳教所把我接回家。去年一月份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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