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救同修中讲真相

第三次，我又配合家属到派出所要人，刚说明来意，那所长象土匪一样，喊来四、五个警察，把我们俩分别押在楼下审讯室。当时，我抱着坚定的一念，绝不配合邪恶的指使，他们问什么都不回答，所长来审我时，我和他讲真相，他指着屋里的录音说：“你说的话我全给你录了下来，这回非得把你送進去，判你个三年。”我说：“你说了不算。”他问：“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他气的摔门而去，过一会来了一个警察说：“你走吧，让你回密室啦。”我心里明白，他们想放线钓鱼，如果我走出大门，周围发正念的同修就会围上来，那时同修，车辆都会暴露，损失多大啊！我说：“我不走，你们说放就放啊！”他们一看我不走，四个警察就强行的把我绑到铁椅子上，头发被拽下来很多，由协勤看着。他们上楼了。一会，从楼上下来三个警察，一个警察说：“从昨天到现在，我的手机都给打爆了，都是从外国打来的。”另一个警察说：“赶快换号吧！”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给他们讲真相。等到下午四点放我和家属回家时，我劝退了一个警察、三个协勤。回家后，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们学法交流，我找到了是我的显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找到后，我就每天发正念，清除它，同时认识到，营救同修的成功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加持，同修整体配合的结果，我怎么能贪天功为己有哪！我又有什么可显示的呢？！

二零一二年，我市协调同修被外地警察给绑架了，是本市“610”和外地联合干的，在八个月营救中，我们的足迹踏遍省、市相关部门的中控、纪检、人大、信访、政协等等，用大法开启的智慧讲真相，用各种方式慈悲的救度众生，遇到有缘的人就三退，并把所到之处、搜集到的地址、名单、电话拿给同修，大家就打电话、邮真相信，把大法真相传播到恶党封闭的各个部门。

在上访中也有不接受真相的，一次我和家属去市人大信访办，接待我们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一听我们是法轮功，就把递進去的控告信扔了出来，说：法轮功的不管。我就大声的和他讲真相：法轮功是修佛的，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现在法轮功洪传一百多个国家。让在大厅等着接见的常人、工作人员都听到了真相。

遇到单独接见的人，就由家属讲她丈夫的情况，讲到差不多了，家属离开，我接着讲真相劝三退，对方一看就我自己了，基本上都退了。

有时遇到对方刁难、不让见。例如我和家属去外地要见国保大队长，几次无果，不是说出差，就是说开会。后来再去之前，我求师父加持，坐了两个小时车，队长不在，我俩就到公安局对面律师所去取暖，等队长回来，律师的丈夫（已给退党）告诉我说：最近从你市调来一个局长姓某某。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他嘴点悟我吗？我就和家属到这个局长办公室说明来意，局长一听法轮功，当时吓得脸色苍白，张口结舌，几分钟才醒过神来，不知道他按了哪个机关，進来两个凶神恶煞的保镖，站在我和家属面前，他才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只见大队长带来两个警察惊慌失色的跑了進来，局长手指大队长问：“认识她们吗？”大队长说认识。“那领你办公室去吧！”大队长不知我俩和局长什么关系，也不知我俩和局长说了什么，非常殷勤的接待了我们，我们提出了要求给同修看病，严惩打人的恶警，大队长说这不是他个人说了算的，他还得请示上级，还得和本地政法委开会研究，这事他尽力给办。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法轮大法被迫害真相，真诚的希望他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很感动，临走时，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并让警察给我俩送到楼下。

我们又到当地政法委，书记去市里开会了，我们拨通他的手机，表达了我们的正当要求，在回来的路上，正好路过看守所，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决定去看守所见所长，那里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给所长打电话，正好他在，所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我和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劝他在任何事上签字，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你还年轻，仕途之路多险恶啊！没想到这次谈话为同修回来做了铺垫，这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

几天后，同修突然病重，送当地医院治不了，半夜转到本市公安医院，同修们接力式的近距离发正念，半个月后，医院不留，政法委让看守所接回去，所长拒接，他说：“你们都管不了，我能管得了吗？死在看守所算谁的，这样吧，你们谁签字我就接。”没有一个人敢签字，就这样，检察院给办了保外就医。该同修回家了。

八个月的营救，渗透了师父多少心血，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点悟、大法导航，在正邪的大战中，我们两次阻止恶党法院开庭，邪恶的奸诈、狡猾怎么能骗得了大法弟子？在师父的佑护下，我们闯过了一道道险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