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千难万险正法路　誓约在心修如初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在十八年来师父的慈悲苦度与呵护中，走过十二年的冤狱迫害，没有机会参加师父为大陆大法弟子举办的特殊法会。出狱一年多终于可以总结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体会与感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法轮章”引领我得法、学法、洪法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边塞古城，高中没毕业，我就皈依佛门成了居士，九三年来到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

九六年七月在朋友的发廊中，房东大爷带着的“章”引起了我的兴趣。大爷告诉我这是“法轮章”，法轮功的标记，并说你也学吧。我说：“我要找一个佛家的。”大爷说：“这就是佛家的。”

大爷大娘老俩口都是炼法轮功的，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接着我参加了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学习班，从此我有了真正的师父，成了真正的大法弟子。

修炼先从做好人开始，归正思想与行为。那时为了生存，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只好到夜店挣钱。尽管我不抽烟，不喝酒，但在那种灯红酒绿，三教九流的场合，真的是想做好人都难。当我看到师父的《修者忌》这篇经文中说：“执著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惊醒了，知道了现在这个行业在常人中也是道德败坏后了的产物。于是就找了一份正常的工作。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红尘梦醒，我不再随波逐流。

一开始修炼，我就不间断的参加集体学法，每天清晨到公园炼功，不久在我家也建立了学法小组。丈夫也修炼，在我们的洪法中，周围的邻居不少也得法修炼了。后来又在我家附近成立了炼功点。无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雨，我和丈夫清晨拎着录音机，拿着“法轮大法”的横幅到炼功点和大家一起炼功，有新学员就教动作。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公婆、大姑姐、小叔子都走入了大法修炼。

我是专卖店的领班，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店里的人都信任我，让我给做工资（按每人每月业绩提成）。天天学法背法，身心溶在佛法中，象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我快乐得走路都想跳着走，参加法会，参加广场集体大炼功。

那时大大小小的炼功点遍布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公园、草坪、小区、路边，清晨“法轮大法”的横幅、法轮旗、“法轮功简介”形成了这座城市里一片片最美好的风景。

腥风血雨 進京证实法

忽然一夜骤变，乌云蔽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得知很多辅导员夜间被抓。于是大家去市政府上访。广场上聚集了大批警察，还有特警，他们抓人、打人，把我们关到学校，记录详细地址。一时间腥风血雨，铺天盖地的谎言在所有的媒体不停的滚动，江魔因妒嫉导致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把上亿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恐怖、方式之灭绝，大有天塌之势。那时，仿佛空气中都充满着邪恶的气氛，令人窒息。

七月二十二日看到对师父的造谣诬蔑和通缉，我决定去北京。那时所有的進京路线被封锁，各个关口严加盘查。在机场的候机大厅，我看到有几个同修被抓走了，我顺利登机。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却没有心情欣赏高空俯视下的夜景。

那一年北京的七月，温度最高能达四十多度，天安门广场、地下通道，到处都是大法弟子。我住在浴池或地下室，抓住机会就和外地同修切磋交流。有的同修说：“法不正过来就不回去！”警察、便衣、特务、特警、警车遍布北京的广场、通道、大街小巷，气氛阴森、恐怖。我们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转来转去，不知该怎么办？三天后我回到家里。店里的人都理解我，尤其是店长自愿替我上了三天班，还帮我保护大法书。

一天W同修拿来了大陆学员们在广州开法会的一些发言稿，其中一篇文章深深的震撼了我，我知道我再不走出去证实大法，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我明白了此时大法被诬蔑，师父被谣言恶毒攻击，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再躲在家里学法，走出去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唯一的选择。我去辞职，经理、店长一再挽留，并说，你一个人去不管用，要管用我们都陪你去。我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一定要去。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和丈夫再次踏上了進京证实法的路。我俩在金水桥炼功被抓。十多天后我获得自由，丈夫被非法劳教。同年五月份我又和同修去北京打横幅，在金水桥展开了一幅“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的三米长的横幅，又一次被抓。

我被非法关押在我地戒毒所，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我记着师父的法“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1]。我感到自己溶在法中，已生死无求，在师父的加持下，绝食十二天获得自由。同年十月我又去北京，这次去的同修比较多，晚上在北京的同修家中被抓，后又在师父的加持下获得自由。

在進京证实法中，我和丈夫几次被抓，夫妻分离十四年，至今丈夫还被非法关押在狱中。

看守所证实法 狱中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由于自己受人心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资料点被恶警查抄，我被绑架关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时，当时脑中有清醒的一念：“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威力无比！”我没出卖任何同修。他们原想对我進行刑讯逼供没能实现。

在看守所我不背监规，不穿马夹。我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用硬牙膏皮当笔，在打开的维维豆奶的包装袋上抄上经文在各监室之间互相传递，给那里的在押人员讲大法真相，很多人都知道了大法好。我不会唱歌，让一个叫“媛媛”的女孩向其它号室的大法弟子学唱“得度”，学会后再教我们全号的人唱：“落入凡间深处 迷失不知归路 辗转千百年 幸遇师尊普度 得度 得度……”悠扬的歌声荡涤着每个人的心灵，仿佛神佛在呼唤着迷失的孩子，一些在押人员落泪了……

作为大法弟子，要拒绝向邪恶提供任何口供，不配合他们才对。我却用人心认为我一个人把责任全承担下来，被抓的其他同修就会轻判。其实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结果我被重判十二年。

在狱中邪恶下流的迫害中，种种非人的折磨下，我曾承受不住，向邪恶妥协了。但几个小时之后我清醒了，正念一出，决心放下生死，三天之后向有关警察递交了《严正声明》，声明在酷刑折磨下所说的一切全部作废。这时我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走过了死而复活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深刻的认识到，无论以什么理由、什么借口放弃修炼、放弃大法，向邪恶妥协，理智、明白的一面知道是绝对错误的！在这两者的冲突中唯一的感受就是——生不如死！苟且偷生，活着就是一种耻辱。声明交出去后，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将我从地狱中捞了起来洗净，给予我堂堂正正大法弟子的修炼心态，才使我走过那黑暗漫长的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我的胳膊被酷刑致残，却神奇般的恢复；七年病业假相的折磨中，因不明法理，只是消极的承受，但丝毫未曾动摇心中对师对法的坚信。在精神崩溃的瞬间，又迅速的意识清醒，真是辛酸苦辣遍尝。在那段最艰难、最黑暗，充满血腥暴力的日子里，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迫害，正与邪的搏斗，跌跌撞撞，我清醒的意识到旧势力在用尽各种办法想要摧毁我的意志，企图彻底毁了我。是师父的慈悲，一次次的加持，在惊涛骇浪中，牵着我的手才使我走过那暗无天日的日子。

在狱中我不背监规、不学习、不签分、不填评审表，邪恶用尽一切办法使尽花招，我甚至连包夹我的方式也不承认和配合。

一次让我去所谓“学习”，恶警拿着一些小册子念污蔑大法的话，同修们沉默不语，我心里非常难受，决定不给邪恶市场。第二天再让去学时，我说我不去，包夹我的人赶紧跑去找所谓“思想大队长”，回来却说：“不去就不去吧！”（其实是队长的意思）。过了几天让我们写感受，我写了一首打油诗：“一派胡言，二手血腥，三脚蛤蟆，四蹄乱蹬，武力镇压，六亲不认，骑虎难下，八面临敌，九九归真，十年正法，百万弟子，千关勇闯，万众一心，随吾师还！”

我经常给“思想大队长”写信，讲真相，她每次值班我都找她谈话，我写信告诉她共产党是恶党邪灵，另外空间是一条红色的恶龙，劝她“三退”（那时在狱中我看到过师父的经文《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和《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但是还不知《九评》一书的具体内容）。

二零零六年她退休了。有一次回来取东西，我去找她跟她讲“三退”的事，她说你懂啥，这监狱有几个人退的？我说有，她（他）们用的是化名。她说：“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留着呢，有时就拿出来看看。”我说你一定要“三退”，用化名就行。

二零一二年，我已经调了大队。我被非法关押的小队恶警因A同修不干活让她坐小塑料凳。她不坐就强按，我制止，A同修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被打，我大声喊：“不许打人！”楼上四个小队，一小队B同修也高喊：“知法犯法，天理不容，不许打人！”三、四小队同修也往这看，不干活了，我们小队还有两名同修也都站起来了，楼上所有的人都不干活了，所有的大法弟子几乎都关注着，有的人还喊：“不许打人！”

过后有的关押人员告诉我，当时的场面太“壮观”了，大法弟子心真齐。A同修被关禁闭，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绝食，不干活，声援A同修。B同修一看到那个恶警就喊：“打人犯法，天理不容！”还去狱警办公室要人。别的小队同修也用眼神鼓励我。D同修一直都不干活，不久，和我同一小队的C同修在我的鼓励下也拒绝干活了；B同修小队的E同修也不干活了。这时我意识到应该走到这一步了——拒绝奴役。

后来D同修暗示我不戴胸牌，我犹豫，人心上来了：上超市买东西没有牌不让买啊！多强的利益心。不过过了两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对自己说：“你连这点利都放不下吗？”我立即把牌拿下撕了，并没人注意我戴不戴牌。

C同修不干活后，还是那个恶警让C同修坐小塑料凳。我想有机会一定得正过来。一天早上刚到车间，我看C站着，我们俩斜对面，我看她，她用手指指小塑料凳，我摇头，示意不坐并立掌，她点头，明白是发正念的意思。我想等管事的队长来了我一定去找她。

教导员来了我就站起，心开始怦怦跳，我对自己说：“你紧张什么，是怕吗？你是正的，邪不压正！”心平稳了，我过去对她说了他们对C的不公对待，并告诉她我不干活的原因。她说了解了解情况。后来C同修坐了正常的凳子。后来有在押人员告诉我，C晚上回监室被逼着着继续干活。我想办法去接近她，告诉她坚决不配合邪恶，她晚上再也不干活了。

与同修协力 黑窝救人

我快出监了，我想把和我有缘的人都劝“三退”，但邪恶看着刑事犯，不让她们跟我说话。师父却知道我的心，故每当我想劝谁“三退”时，我总能巧妙的和这个人接触，比如打饭时前后挨着；求我帮忙干点什么；站班在监室门口等等，三言两语就把她们劝退了，并告诉她们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这就是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

我开始背人名和电话号码，我没有本和笔（都搜走了），但要“三退”的人就是把命交给我了，我一定得把她们带出去。

在我出狱的前三天，楼下的一个大法弟子让一个犯人悄悄带上一张纸条给我，上写的是：

那时我正不知出监面临怎样的情景，读罢心中豁然开朗。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后来这首诗以“狱中互勉”为题发表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明慧网上，看到这首诗，知道同修也回来了。在此，谢谢同修的激励！

汇入劝“三退”洪流 广救众生

出狱回到婆婆家，第三天公安局局长带着一个女的和一个片警来了，意思是劝我不要出去讲真相。那个女的说：“吃了这么多苦，你还想再遭罪吗？”我说：“你在威胁我吗？”局长赶紧把话接过去：“没有，没有……”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带了那个片警来了，只有我自己在家。我给公安局长讲真相，我说：“现在很多律师都在给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因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你想想如果大法不好人家外国人允许你炼吗？”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藏字石”（这是我刚得知的）等，他听的很认真。

第三次他领两个男警来。我先在心里发正念，铲除障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给他们系统的讲了真相：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九九八年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又讲了“四·二五”真相，江泽民为何害怕法轮功，台湾有几十万人修炼，法轮功在香港、澳门都是合法的，又讲了薄熙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中共的邪恶本性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等等等。公安局长说：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

我知道他们听明白了，就说给你们三个人取个化名退出中共吧？他们起身往外走，想必是因为三个人一起，不方便说退。直到我离开婆婆家，局长再也没有来，我告诉婆婆一定找机会帮他退了，因为他明白了真相，不退太遗憾了。

我静下心来系统的学师父的讲法，查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劝三退救人的力度。我准备了两部语音电话，除自动播放外，我还对打，在对打的过程中真的感到很魔炼心性，遇到骂人的，无理取闹的，要钱的，要找对像的，真是众生百态。除发正念外，我找自己，不气不恼，一开始很难做到，慢慢的随着对打次数的增加，心态平稳了，有时我就一念，一定救了他，所以接连挂断两次的，我都再打过去，往往真的救了他，我感到我的坚持多么值得，有时一家一家退，有时就三言两语就退了。

也面对面劝三退，发神韵光盘。无论我去哪，包里都有神韵光盘、《九评》小碟、护身符、翻墙软件，随时随地发，买菜、买东西可以很自然的说话，在车站、公交车上、商场、公园、小区，碰到有缘人就劝退或发神韵光盘，有时遇到需要顺手帮人一个忙，让一个座，回答一个问路的，都能搭话，都有机会劝退。

即使去北京看望弟弟，在这个邪恶黑窝的地铁上也劝退，两个男学生、一个名叫“芭比”的漂亮女孩，我都找机会聊天，他们全退了团、队。即使外出修鞋时我也给修鞋的女士讲真相，几句话很痛快就退了。

利用亲友聚会劝退更是一定要做的。有一次妹夫过生日，妹夫众多的姐妹都来了。我就跟妹夫说我要给你家人做“三退”，你跟她们说，妹夫说行。我吃完饭，他（她）们还在吃着，我就给他（她）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一桌七、八个人，都退了，最后一起举杯说：“法轮大法好！”真感人，明真相的众生都等着得救，我给了他（她）们护身符。

我救人不以貌取人，有些看似其貌不扬、面带凶相好像不可能救的人，往往三言两语就退了，给神韵、护身符、翻墙软件，还会感谢。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往往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对方能感受到你的善良和美好。

这一年多我不错过任何有缘人，即使在只工作了两个月的商场，走时我劝退了十八个人，而且有几个人是全家退。

被非法关押十二年，出来一年多，深感时间的珍贵。我要珍惜每一天、每一个人，我要保持修炼如初的心境多救人，精進，唯愿师尊笑！再一次叩拜师父！

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无存〉

（明慧网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