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建三江教师蒋欣波自述遭迫害经历
一、二零零五年第一次被绑架并被剥夺教师工作
二零零五年初，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只因刚买不到两个月的电脑中有打印机图标。近六千元的电脑被抢走，后听人说一直在被交警队使用。在前进公安局，由王维伦、孙宝山、胥兴勇、谢振波等轮番审讯长达三十六小时，不许合眼，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我关押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拘留所脏的像那种室外的公厕一样，约五平方的小屋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让人无法面对。每天三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很小的凉馒头。这六个馒头就要交每天二十元伙食费，包括新年都没有变化，那年的除夕，拘留所只有我一个人，连一个值班警察都没有，新年就是在一片黑暗中独自一人度过的。
十五天后，我被转到农垦总局七星洗脑班，说是要劳教。在洗脑班，每天被关在一间比拘留所大些的屋子里，只是早上去倒马桶才可出去。每天三顿饭，早晨是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是一小盒饭，约一两多点，带一点盐水煮的白菜，根本吃不饱。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因为我不“转化”，就控制给水，只能喝暖气里的水。就这样一天还勒索三十元生活费，在那样的环境中我被关押了近七个月，勒索了近六千元钱。之后又扣押我的房产证，直到十年后从黑窝回来才被允许取回来。
在洗脑班期间，当时的国保大队长于荣和警察于文波提审我一次，我不配合，于荣恐吓说要让我给他跪着。前进农场纪委书记李俊立带人宣布我被由教师降为工人，说是农场党委的决定，让我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看中那个教师职称，只是为那些无知的人感到悲哀！他们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给那些孩子们留下多少心灵的疑惑呀！将来的他们将会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在人生的道德取向上，他们将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个顶尖聪明的学生后来升入高中的日记中还这样写过：“我就遇到过一个好老师，还被迫害了。”这是家长偷偷说的。我为我的学生们难过，我知道他们会因为没有我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们正气十足，没有任何人组织，孩子们自发给校领导写信，给场领导写信，要求释放我。我的两个班的学生都罢课，不接受其他老师。后来听说，接我班的老师为了吸引学生要每两天换一套服装，还是得不到认可。更可贵的是，家长们纷纷来找我丈夫，提出要家长统一签名，并出几位家长代表直接找有有关部门谈判要人。丈夫很感动，但考虑到他们被牵连而劝阻了此事。即使这样我还是欣慰，能有这么多正直的人来伸张正义——人还有希望！
二、“奥运”前第二次被无任何理由绑架到拘留所
每每想到那些含泪望着我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那被泪水打湿的信笺，一句句感人的话语，我都会泪流满面！也正因为此吧，我放弃了应聘优厚的条件，回到家乡，想为家乡的孩子们尽一份力，便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同修们一起合办了一个辅导学校，取名“文德”。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希望我们把学校办成全日制的，如果资金不足，由他们来集资。因为他们真切的感觉到了孩子的变化，不但成绩提高的快，而且懂事很多。孩子们说：“你看‘文德’的老师，从来不打骂学生，人家以德服人！”
但是随着学校的兴盛，中共人员就感到不舒服，连我们学校收费低都能被拿来作为迫害的借口。前进公安局先是向租给我们教室的房主施压，让其收回房子，但我们没动。终于一天“六一零”头目王维伦和教导员苏贻刚亲自上场，直接摊牌了：不允许办辅导班，却说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向他们讲真相，给场长蒋长春、书记吴喜春、教育科长王玉海讲真相，只是希望学校能继续办下去，可是这些人却无动于衷，我们学校为躲避骚扰而五次搬家，严重影响正常授课。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以保“奥运”为名，“六一零”主任王维伦再次召集了工商局、公安局、教育中心及场机关不明真相的十多个人查封了学校，并于第二天绑架了我和另两位同修，关押在前进拘留所。一些家长非常气愤，说：“真是欺人太甚了，给他写张大字报贴出去，让老百姓看看他们是怎么欺负老实人的！”我说，修炼人不图任何回报，只要看到人们有善念就足够了。我们不怕打压、坚持付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善念、正念。即使失去了很多在常人看来是很珍贵的东西，也不足惜。能有你们这样善念的支持就足够了！
但同时我也为那些不明真相被邪党利用的人悲哀，我绝食十一天，向他们表示抗议，让他们知道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被释放，当时是被丈夫抱上车的。我没有任何的怨和恨，只是觉的王维伦处在那样一个位置上而为他悲哀。我在口干得近乎说不出话的情况下还在耐心地给他讲真相，希望他能真正明白。
清楚地记得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节，我还给他发了短信祝他节日快乐。可是他没有给自己机会，当听到他出车祸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为这个生命悲哀，这时离我绝食被释放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连告诉我消息的同修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常人更是这样，见到我都说王维伦迫害你们法轮功遭报应了，大快人心！可我一点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们弘扬大法不是为了让人都遭恶报，而是让人真正的修心向善，否则我们冒着被打压、判刑的危险去做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和我有缘的人，我没能救下他，我真的难过。不了解的人会觉的我是矫情，不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同就在于此，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救人的份儿！
三、再陷囹圄，看守所里被毒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我在集市上被两名便衣跟踪并绑架，后来得知这俩人是刘佳忠、赵军。还有就是新接任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当跟踪并绑架我的刘佳忠跟我说：“别怪我，是石平让我干的。”我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是石平布的陷阱。我没有怨恨，只是遗憾，石平的妻子、儿子都是我讲的真相，而且他的孩子在我们辅导学校补课，效果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呢？正常人也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就是为了那个“六一零”主任的头衔，值吗？那是死亡的位置啊！回来后我听说他妻子和他离婚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的不义之举。
当我回到家中，听到了更多的让我悲叹的事情。据家人讲，我被绑架后，当时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带着好多人去我家抄家，用吊车从三楼破窗而入。其中那个跟踪并绑架我的赵军在叫喊说：“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我现在想起他的话都觉的心痛，我虽不认识他，但我和他的妻子是同行，他应该知道一些我的为人，怎么能说出这么狠毒的话呢？而且为了阻止我丈夫请律师，他们竟然抓人，没任何理由的把我丈夫抓到公安局，并以开除公职相威胁，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请律师啊！如果因为请律师而被开除公职，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做这件事的正是主管司法的政法委书记王全义和农场书记王伟。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如果说这些人还不够了解我，但我想他们也该了解法律呀！难道执法者就可以肆意践踏法律吗？而且在给我开庭之前，无理由地抓捕了我的九位同修，明显是害怕，如果做的正就不该这样害怕好人啊！
又一次让我欣慰的是，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还有人能站出来伸张正义，我的同事，前进中学的老师们公开签名为我呼吁。教育科长王玉海竟然斯文扫地，大骂教师们，逼迫他们写检查，而且规定必须超过一千五百字。或许好多人已司空见惯，在这个社会里说谎话就像吃馅饼一样容易，而说实话却要付出代价，有的同事当年奖金停发，直到现在也没落实。我想我的这些同事们一定真切的体验到了，一直坚持说真话的大法弟子在这个世上是怎样的举步维艰！这又是怎样的悲凉啊！其实我最遗憾的还是王玉海，我们几个同修专门去给他讲过真相，他还能如此，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里邪党的淫威之巨！
当时的建三江政法委书记王甲林，前进农场书记王伟，都答应只要辞退律师就可释放我，家人听信了他们的谎言，最终辞去律师，但却不知道是因为是他们构陷作伪证，怕被律师揭穿。法庭上，听到审判长宣布证人证词时，我流泪了，我没想到刘佳忠、赵军能作伪证。他们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为了把一个想要做好人的人送进监狱，不惜知法犯法，编造证据，我当时提出让刘佳忠当庭对症，却不被理睬，结果我被冤判了四年。当我要上诉时，被阻拦，不给提供纸笔，我多次要求未果。但是当时代理看守所长的于荣却骗我家人说：“要纸给纸，要笔给笔，她就是不上诉。”从监狱回来后，丈夫谈及此事，对王甲林、王伟的不守诺言、为于荣的欺骗、为刘佳忠、赵军的伪证仍气愤难平。
在看守所，我不承认自己是犯罪，所以不戴手铐，不穿马夹，不签任何字句，坚持炼功。副所长纪强不理解，命令武警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并打了我七十个耳光（我的一个学生数的），他打的手疼后，就用带塑料皮的笔记本打，看的出他非常生气。当时我的脸就被打的肿起来了，我如此判定是因为我的嘴张不开了，当时感觉是木了，其实是肿的张不开了。连当时任看守所政委的原国保大队长于荣第二天看了后，都说：“纪强打人真狠！”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当时也不让其他人看，戴上黑头套，拖到铺位上码坐。等到拿下头套时，一个屋的人都流泪了，她们为我悲哀！就那样我被反背着戴着手铐和脚镣，多少天有些记不清了。只记的上厕所都不给解开手铐，要女犯们帮助，我的手肿的跟馒头一样，睡觉时根本无法躺下。后来手铐换成布的，但沉重的脚镣仍然戴着。我当然也悲哀，但不是为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共产邪党打压法轮功，像纪强这样的人，应该是支持甚至弘扬大法的，因为据我看他在常人中还是属于比较正直的人，只是迫于邪党的压力而对好人下毒手，中共邪党真的是在破坏着人的道德良知啊！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多么可悲呀！
四、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殴打、上大挂、捆绑、码坐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在那里我又一次遭受折磨，但我仍是慈悲对待我遇到的每一个生命！
（一）九监区被凌辱折磨
刚到那里，我被劫持在九监区。在女监，九监区和十一监区是专门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监区，如果“转化”了就送到十三监区和七监区去参加劳动。在九监区，犯人们大多是职务犯，贪污、挪用之类的，也有大毒贩，因家里有钱，送一大笔钱给监狱的某个重量级人物就可留在九监区，因需要的人少，所以刑事犯都以能留在九监区而洋洋自得，因为那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也因为他们的“身份”来之不易，所以她们“工作”起来特别卖力，迫害大法弟子决不手软。别的监区的犯人劳役很重，而九监区的犯人很清闲，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迫害大法弟子。
刚去那里的时候，我被警告说：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化”，这里的“转化率”是百分之百。在后来的经历中我知道为什么“转化率”为百分之百了。在那里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坐小板凳，只给一块地面砖的地方，不许超范围。从早上五点半起床要坐到后半夜一点。据说好多法轮功学员因为屁股坐的烂了，坚持不住而“转化”，我是一直坚持背《转法轮》，才挺了过来，否则像针扎一样疼。但脚却一直在浮肿，我平时穿三十七号的鞋，可那时要买四十号的才勉强穿进去，腿也肿的老粗。
当然，除了身体上的迫害，还有精神上的虐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专政”的内涵，在九监区，我深刻体会到在政治课学到的“专政”是什么样子了，它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在那里让我深刻体会到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走资派”的境遇，但他们要可怜的多，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的支撑！一个屋九个人，全部对着我一个人，她们坐在椅子上，或看书或吃东西，翘着二郎腿，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审视着我，我呢，坐在一个矮小的板凳上，需仰视才可见他们的脸。而且电视里几乎是不停的播放诬蔑法轮创始人和法轮大法的内容，那些刑事犯们会不时地插进一些讽刺和挖苦的话，说的比电视中的污蔑之词还要难听。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之外，几乎全部都是这些内容。但是上厕所也要经过允许，因为怕两个大法弟子碰面，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去厕所，其他屋的法轮功学员就不能再去了。法轮功学员长期被强迫码坐小凳，多数便秘，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急也要憋着，没有破例。有时犯人们会恶作剧，没人也说有人，让憋着。如果不是有坚强的信念做支撑，没有人能受的住那份侮辱！
在九监区，因坚持炼功而被犯人们按倒在地上，但只要她们一放松，我就再盘上腿，后来一个小犯人就坐在我腿上，说：“我就是流氓，我就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这个监区仅有的两个抢劫犯中的一个，要在常人眼里真就是流氓。但我是修炼人，不这样看。其实孩子也很好，也有同情心，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被迫做的。她自己讲她妈妈为她花了很多钱，因为在别的监区太累而调到这个监区的，她很珍惜这份劳役。又一阵悲哀袭来，本来已经走错路的孩子，还要让她罪上加罪，共产党造的业债怎么还啊！我就给她讲真相，希望能启迪一份善良。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主管犯人杜小霞、犯人组长李丽等人就把我绑在床上，整天整宿的绑着。
就这样整天的坐小板凳，看污蔑录像，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我近乎给每一位遇到的人讲真相，我珍惜她们。那些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接受的人很快就得福报，她们自己都觉得惊讶，或是生活上或是劳役上，都有一个大的变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叫岳慧芳的犯人，她一直不接受真相，我再耐心的给她讲，她还是不接受，之前没有人不许我闭眼睛，只有她来了后，用手扒着我的眼睛几个小时，而且我在给别人讲真相时，她非常气愤的骂我。我知道每个人做什么都要偿还，因为犯人们自己也感觉到了，她们对我做了什么，很快同样事就会发生在她们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为她担心。后来听说她得癌症保外了，我很为她遗憾。
（二）在女监三监区再被殴打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转到三监区。来到新的监区，有新的人和事，我还是本着善化人心的一念。这个监区是生产监区，也有人说是暴力监区，因这里的犯人多是杀人犯和抢劫犯，打架是家常便饭，但我不去看她们的这些劣性。我想只要是人，都有善的一面。不过，在这里她们也确实让我见到了这不好的一面。
五月七日凌晨两点左右，我下床炼功。夜岗犯人魏继波出面骚扰，企图阻止，便命令我避开监控器去窗前炼，一会儿又让我回到自己床上炼。我不想惊扰其他人休息，便站到自己床前炼。随即被犯人魏继波、叶秀芹、赵洪书三人撕扯拖拽到水房，僵持三十分钟左右，我还是和她们讲道理，坚持回寝室炼功，又遭到赵洪书、王玉波等人拖拽撕扯，头部多处撞在墙上，后脑部及前额被撞多处大包。我还是走回原处去炼。这时三监区犯人头儿赵红书说：“大家都睡觉吧，我陪她玩儿。”
当时我在抱轮，她用肘猛击我的胸部，我不自主地倒在床上，头就撞在后面的墙上，我再站起来，她就又用同样的方式击倒我，反复多次，我的头后面撞得都是包，后来连成一片，肿的很高。她把我的胳膊反扭、大背铐形的，当时身体撕裂般的疼痛，近一小时，赵红书又将我交给杀人犯王玉波。这个王玉波是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是最好利用的工具。王玉波用衣服捆住我的双脚，用枕头堵住我的嘴，又用棉被把我全身蒙住，用身体压在我的身上大约三十分钟，因到起床时间了，王玉波害怕其恶行被人看见，才放开了。我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炼功，这时抢劫犯人吴琼起床象疯了一样冲向我，一阵拳打脚踢，紧接着又用棉被把我蒙住疯狂乱打，后来有同修过来劝解制止才使其罢手。
犯人们出工后，贩毒犯人王婷揪住我的头发猛击头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九监区，我们有过一段缘，这个犯人因是刚到集训队，家里没人来看，我就给她买些吃的，照顾她，我清楚的记的她说过：“大法家”（她说在齐齐哈尔，她们都这样称呼法轮功）都是好人！我还真为其感动过呢！就这样的缘份，她还能如此对待我，有时我就想啊，共产党真的是把人变成冷血的机器了，多少人都是这样，像石平的“蓄意谋害”，纪强的“疯狂殴打”，所以我只是为他们难过，后来有的犯人知道这些都在骂王婷忘恩负义。但我只是可怜她，为了一点利益，被强迫出卖良心，她心里也不会好过的。赵红书当时拉开王婷，用胳膊肘猛击我的前胸，将我击倒在地上，我挣扎着刚站起来又被赵红书用肘击倒，连续十多次，直到同修进来制止才罢手。
一日，说狱长要来检查，要求我打被摞，穿囚服，我不配合，遭到犯人头赵红书的殴打，毛衣领子被撕扯掉，我的脸、脖子多处被抓伤，被褥被扔到走廊。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监狱气氛紧张，据说是北京“六一零”进驻监狱，监区长康亚珍，于洪波出于压力，下令把我和正在隔离的一个同修调换，我被隔离严管，犯人们戴颖慧、刘春华、王蕾利用这个命令对我实行残酷迫害，要求我码小凳，穿囚服，不许看书、学法、炼功。把我的所有法全部搜走。我不可能配合她们，我知道我配合她们就是给她们加罪业，犯人刘春华，王蕾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摔在地上，又上来几个人（刘春华，王蕾，戴颖慧，尚海艳）扭着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强行给我穿囚服，然后用床单反扭着胳膊一高一低的把我绑在暖气管子上，胳膊像撕裂一样疼，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
当时正赶上房子粉刷，她们就用被子把我抬到二楼不足十平方米空间的小屋里，挂上门帘，不让外面的人看到，在抬的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外来工人，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用被子堵住我的嘴，揪我的头发。新犯人头目董文打我的耳光，最后用毛巾使劲勒我的嘴，简直要把我的嘴勒裂开，再把整条毛巾塞进我的嘴里，把嘴巴撑得像撕裂开一样的疼，我不生气，但我悲哀。新换的犯人头目董文，就是接替前面那个赵红书的，人还可以，可是在正义和利益面前他还是选择了利益。我为世人悲哀，我理解她们，但更为其悲叹，在平时，我用我最大的爱心去关心她们，从物质到精神，解除她们心中的烦恼与仇恨，但关键时刻她们还是站在恶的一面。她们用束缚带把我的双臂，双腿背扣在后面，系在一起。就像捆动物一样，当时我只能用嘴和肚子撑着地。
过了几小时，她们就又把我绑在铁架子上，在那样高温的天气下，在不透风的几平方的小屋里，后背靠着一条棉被，头上、肩上顶着一条棉被，下面坐着一条用棉絮卷成的卷。我身上当时还穿着衬衣衬裤，外面裹着一层囚服。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有时还给我解开束缚带，透一下气，后来就一直绑着，不让睡觉。
为了不让犯人们再犯罪，我绝食抗议。五天之后，他们看我神清气爽，就起了妒意，开始给我野蛮灌食，想用这种迫害形式逼迫我就范，灌食的时候故意乱搅乱插管子，我吐出来的东西都带着血，每次灌食都灌大量的东西，把肚子撑的鼓鼓的，还在食物中加大量的盐，目的是迫使我口渴时能要求喝水。九天后，我觉的这些迫害已对我不起作用了，她们看到我没有痛苦的感觉，怕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开始和我谈条件，我觉的我已经达到了证实法、反迫害的目的，就开始吃饭，几天后一切照常。虽处隔离之名，但已无实质性迫害，只是见不到同修。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因监狱修监控，犯人们又开始要求我穿囚服，不许炼功，我当然不配合她们，犯人刘春华、王蕾再一次把我从床上抬起摔在地上，扭着我的胳膊强行给我穿囚服，让我坐小板凳，我不配合，犯人董文就命令其他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身上一丝不挂，还说我再不穿，就殃及其他同修，把所有同修的衣服都抢走，这件事到最后不了了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女监发生了男狱警酒后到女监殴打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监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走廊蹲点报名。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管改造的大队长于洪波找我谈话，希望配合她们，说是狱里要求的。我给她讲真相，我说我并不是要对着干，并不是不支持她们工作，而是因为我们不是罪犯，不应该受这样的迫害。晚上又叫犯人跟我谈条件，我仍坚持我的观点。到点名时，犯人滕艳萍命令犯人姚丽、巩玲玲、刘春华、史露莹、张凯华、王小英、于波、任文昕等人强行给我穿囚服，她们十多个人撕扯着我给我穿囚服，把我按倒在地上，又拖到走廊点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吓的她们赶快用透明胶把我的嘴封住。监区长康亚珍急了，用手打我的嘴巴子，不让我喊“法轮大法好”，并说了看住她不许炼功的话。犯人尚海艳人高马大，强行按住我，想迫使我下蹲，但没成。
晚上我发正念时，被犯人滕艳萍制止，犯人刘春华，史露莹把我从床上拽起摔在地上。第二天早晨，犯人董文、刘春华、史露莹、尚海艳、慕玉兰、赵华、张薇，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强行给我穿囚服，打被摞。我不配合，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犯人吴迪跪在我的身上，犯人刘春华跪在我的头上，改造大队长于洪波命令犯人把我拖到一个低于零度的小屋里，用极重的酷刑——上大挂，把我挂了十七个小时。在那里，刑事犯穿着厚重的棉衣，一进屋就能冻透，当时的我只穿了一件线质小衫和比衬裤稍厚点的裤子，为了能让我更痛苦，在前半夜，给我周围罩了一条薄被子，后夜最冷时，把被子撤掉。我的手、腿、臂冻的僵硬，身体象撕裂一样的疼，我知道那些犯人们也不忍心，她们知道我有多好。也说，你真是好人，可我们也得挣分回家呀。还说你真挺厉害，刑事犯用这种刑，不到两小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怨恨她们，只是为她们生在这世道而悲哀。最后是以我出去站着，包夹替我报名而结束这场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底的一天，监狱要给犯人办什么医疗保险，要交七十元钱，我说我很健康，不需要医疗保险，不办，当时也得到认可。可是照相的时候，却还是要我去照，我不配合，我的包夹也不忍心再折磨我，就躲出去了。狱警崔岩命令犯人董文必须把我弄出去照相，她们就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抬起，连拖带拽，摁到凳子上，我低头，他们就揪住我的头发拽，我不管疼痛，就是不让照，那次我又被揪掉了很多头发。然后就不管了，当时我光着脚，自己走回寝室。扣钱时她们没有扣我的钱，但出监时从我丈夫那里要挟去的。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距新年只差几天时间，三监区把其他同修送到十一监区迫害，因当时邵影要出监而没有走，然后就是我和贺春华留下来了。犯人们也替我高兴，她们都知道十一监区是“狱中狱”，连刑事犯都不愿意去。可是好景不长，仅两个月时间，在管改造的狱长史耕辉的坚持下，四月九日，我和贺春华又被劫持到十一监区。在那里我又一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三）在女监的“狱中狱”遭受毒打
刚到那里的时候，管改造的大队长戈雪红把我叫到一间屋里，先是谈了一些希望我支持她的工作一类的话，然后就开始搜身，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那种搜身是侮辱性的，要脱光所有的衣服，但一般都是犯人动手，狱警而且大队长亲自上阵还是第一次，她说她有底线，那就是我遵守监规，剩下的都好说。我只是讲了我们的缘份，什么也没有答应她。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屋里，要求码坐、穿囚服、蹲报点名。我不配合，就来了很多人，有拽头发的，有踢踹的，也有跪在我身上的，我知道的有个叫赵岩（音）的小孩儿，她说是被派来帮忙的。还有一个人说：“上十一监区来试深浅来了？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说着又一阵拳打脚踢。看这一切都不管用，就有人说，骂她的师父，她就不敢了。又有人出主意把我的衣服都扒下来，不穿囚服就什么都别穿。然后打开窗子冻我，但是这对我无济于事，我被摁倒在地上，四月份的风吹着我，我却一点没感到冷，还以为是地热呢！身下的地板热呼呼的。当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时，她们就拿来了手铐，把我的双手背铐在床上，下面放一个小板凳，还是要我码坐，我踢开板凳，就那样蹲着。几个小时之后，戈雪红来了，说她要下班了，如果我答应就可以给我松开，我说：“我有一条命够吧？”她走了，这时给我戴的手铐已经勒到肉里，手肿的像面包。直到现在手铐刻出的伤痕还在。后来主管生产的犯人何冬梅找来我的同修，之前就到那个监区的，在那里想见到没“转化”的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珍惜，和她谈了许多。主管的犯人也说监区条件在改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但要一点点的，不可能刚来就全部放松，一点点会体会到这里的变化。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一样，除了不给放污蔑录像外其它迫害方式一样，每天从早上五点半起来坐矮凳，直到晚上八点半。洗漱、上厕所都要定时，就这样被迫害了五个月。
五、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五个月后，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冤狱期满，我要回家了。然而走出“二门”时等待我的却不是家人，而是全副武装的警察。站了一排，而且是一辆很长的车，玻璃全是黑的，我当时能认出的是我们当地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和民警常贵军，后来认出一个人是刘佳忠。后来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李俊立，其余人都不认识，据说有医生，还有两个小女孩，是协警。进到车里才知道，人家都说刑期满后走出监狱“大门”，可我竟不知道“大门”是什么样的，直接被从“二门”劫持到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去接我的姐姐，听说我又被劫持了，当时就晕过去了。她痛恨那些没人性的家伙，因为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症晚期的姐姐等着见我呢，她盼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一天，却连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最后姐姐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走了。
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时的十多天里，我仍是本着善化所有生命的原则，希望能用自己善念和智慧去改变他们。我和他们谈我的认识，希望能解开他们心中的结。包括那个叫顾松海的，我不管他是谁，在我这里都是被邪党谎言迫害的众生。我也在和他谈，他看起来很诚恳的样子，但是我提给他的问题他无法解释，用无神论根本解释不了。
大约是二十号吧，他们找来了邪悟者，高英和吴秀华，看到这些人，我觉的很亲切，毕竟同修过一部法，对常人我都有那样的慈悲，何况是曾经的同修呢？我希望能让她们清醒，所以我耐心的和她们讲。但是他们没有耐心了，或者是对邪悟者信心不足吧。二十三日晚上，开始对我施用酷刑。从早上开始就让我站着了，一直到晚上，腿很硬，肿了。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会议室，有三个男孩看着，后来知道他们叫朱少鹏、周景峰、金言鵬。他们把我的两个手腕用毛巾包上，铐在床上，身体保持半蹲的姿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去，在身体下方放着我师父的法像。我还奇怪，这是什么刑，但马上我就感觉到它的迫害强度了，因为已经站了一天，经这么一蹲，马上就有虚脱的感觉，喘不过气来，甚至大脑处于混沌状态，意识都集中不起来，疼痛难忍，甚至一秒钟也坚持不住了。我急速地喘着气，虚汗直淌。后来听陶华说，很多人都受过这种刑。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开始背《转法轮》，慢慢的，沉静下来了，呼吸均匀些了，过了几小时，陶华来看我怎样了。我就说：“你们这样没用，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时金言鵬警告我：“没人愿意动你，你老实点。”我就知道他们也打人。陶华看我不答应就走了，这时疼痛又一次袭来。朱少鹏，刚去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很多，这时他劝我说：“来这儿的人都‘转化’了，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何必遭这份罪呢？”他说，这还是轻的呢，没想整你，要想整你，有更厉害的。我就想还有同修遭受更痛苦的折磨。大约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时，我的腿没知觉了，支撑不住，但是我当时就想，宁可死也不“转化”。我说了我的想法之后，金言鵬说：“想死，哪那么容易？让你生不如死。”说实话，那种痛苦真的是让人生不如死。我也知道了为什么到这里的人都说这里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还只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让人无法面对。当屈服于淫威妥协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每天都要违心的说假话，骂大法、骂师父，否则就再用刑。现在的常人说一句假话可能不觉的怎样，因为社会就这样，大家都习惯了。可是经过了“真、善、忍”洗礼之后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把“真”刻入骨髓了，我已经有很多年都没说过假话了。在洗脑班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双面人一样，那种卑劣让自己不齿。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常人还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在这里却要被迫违背人伦，辱骂恩重如山、如天的师父和大法，让人觉的已经没有了做人的根基了，良心、道义无存，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人从洗脑班回家后就自杀了，因为做人的根基被毁掉了。
六、第二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前进农场中学校长蒙鹤鸣找我丈夫，叫他到楼下蒙鹤鸣的私家车里说点事，蒙说：“政法委要找蒋欣波谈一谈。”接着就把我的丈夫拉到农场办公楼前，此刻门口已聚集了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农场中学书记杨庆玉等。蒙鹤鸣让杨庆玉也上车，他们一同乘车来到我家。说省里六一零回访，要我配合。我声明自己是承受不住酷刑而违心“转化”的，不可能再去配合回访，并给他们讲真相。蒙鹤明接了电话先出去了，其实是去报信。不久，就有人敲门。打开门，涌进来一伙人，其中有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公安局副局长阮东、街道办主任李智等十多人，他们拿着两台摄像机进屋就录这录那。阮东检查了丈夫的电脑，又跑厨房和阳台乱翻一气。警察徐大彬叫嚣着：“还能成佛祖怎么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三、四个警察闯到两个卧室搜查，把正在卧室睡觉的女儿叫醒并控制起来。
张国平和阮东轮番逼迫，让我认可自己已经被“转化”，我不配合。最后张国平说：“在这里说不通，那就找个地方说，到青龙山去说吧。”阮东第一个动手，拽起我的右胳膊，见其他人都没动手，阮东气得大叫：“还等什么？怎么都不上呢？”接着徐大斌、石平等五、六个人把我抬起来拖下楼，塞进车里。在车里，左右一面一个协警紧紧钳制我，前面坐在桌子上的小协警压着我的头，那辆车正是去女监劫持我的车，叫巡回审判车，很大，车里有桌椅。我再一次被送到洗脑班迫害。
我的丈夫、女儿亲眼目睹了我被绑架时的惨状，非常担心。他们知道洗脑班多么残酷，不知道我这次去还是否能活着回来。就几次去洗脑班要求见我，都被拒绝，他们就更加担心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请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接见，以确认我的存在。然而没想到的是律师竟被绑架，并被打折肋骨，正义人士亦被关押，甚至预谋判刑。而我丈夫自己也被警察传唤，逼迫做违心的事。更甚至在接我的时候，在青龙山洗脑班被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写“三书”。当时我丈夫质问：我也没练过，怎么谈得上“转化”、悔过，这不是笑话吗？但是房跃春骂骂咧咧的，看似不写就不能走出那个大门了，迫于淫威，丈夫就范了。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为这些人担心，说心里话，我没有恨，虽然他们让我背信弃义，让我几乎成了行尸走肉，痛不欲生，我还是替他们担心，因为他们被蒙蔽的很深。洗脑班不仅是迫害大法弟子，它也在毒害着在那里的所谓“工作”的那些生命，如果洗脑班解体了，他们或许会反思，最起码不会再给自己加更重的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努力，结束这场迫害，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天道昌明，万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