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听着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睡着了。一觉醒来,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心情莫名其妙的愉快。从此,告别了重症失眠,吹走了离异的阴霾,日子过得忙碌而实在。正法修炼十四年来,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做过错事(被迫交出大法书),走过弯路(放弃修炼一年多),由徘徊到坚定,由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由不成熟到成熟,相对平稳的走在修炼路上。
迫害发生后,我放弃了修炼。抱着对常人生活的美好向往,我开始了第二次婚姻。再婚后,我总想:“我把心交给对方,他也肯定会真诚对我的。”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无论我怎么对他好,他的心始终没在这个家里,一直和他的前妻混在一起,无论生活上还是感情上总是理不清、扯不断。我又重蹈覆辙,痛苦万分,简直象要活不下去一样。这时突然想起师父说的:“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1]也回想起刚得法时的轻松、快乐、充实,感到做人太苦了,产生了从新修炼大法的渴望。
修炼就得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
二零零一年,我又回到了大法中,开始学法炼功。当时走出来的同修很少,也没有资料,得不到师父的新经文,跟不上正法進程。
二零零一年从新回到大法中后,听到同修说到“救人”,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救人?怎么救人?有一次梦中学法,眼前出现了四个字:“挽救生命”,金光闪闪。这才有所悟,原来是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从此开始走出去讲真相。
一次,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讲真相。讲完之后,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管你们的!”我心里有些不稳了,但没表现出来,只是默默的看着他(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他突然笑笑说:“你胜利了!把你的资料给我,拿回去看看。”我一边递给他资料一边说:“你也胜利了!从今以后你得福了!”
二零零四年,我离开了那个名存实亡的家,带着女儿出来租房住。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宽松的环境做三件事。这时资料点越来越多,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都能及时看到,我全身心的溶入法中。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汇入了反迫害、讲真相、劝三退的洪流之中。
二零零五年,我到一个亲戚的企业做管库员,一做就是五年。这里,送货的、出货的、装卸工、司机等人流量很大,我不放过每一个有缘人,一个个劝退。很多人退完之后,还接受了大法资料,我告诉他们让家人也了解真相。
一次,给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客户讲真相。他对我讲的真相不理解,我就从共产党历次运动对无辜民众的残害谈起,谈到中共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无神论使社会道德的下滑,当前社会的腐败,无官不贪、世风日下以及古今中外预言等等,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终于明白了,郑重其事的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化名,一笔一画写在纸上,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还有一次,无意中得知一个装卸工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自己带着两个上学的孩子,还有八十多岁的父母,过的很艰难。我和另一个同修商量,不能让众生受邪党媒体的谎言毒害误解法轮功、歧视大法弟子家属,想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无私和大法的美好,过年前,我俩凑了二千元钱,买了一些年货,托这位装卸工的同伴转交给他,想帮他渡过难关。东西收下了,钱却退了回来。大年初一的清早我接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恩人啊,我们全家谢谢你们!祝你们过年愉快!”我流泪了,表面看这是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感恩,实际上这是世人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啊!
我的老板亲戚明真相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还在关键时候站出来保护大法弟子。一天,一行人来到单位,找到老板询问我的情况。老板说:“八小时以内人家踏踏实实的工作,八小时以外人家做什么是人家的自由,谁都无权干涉!”一行人灰溜溜的走了。当然,老板得到了福报,生意越做越顺。
师父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我不但在工作岗位上不失时机的讲真相、救众生,在任何场合都是我不放弃救度众生的机会。
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我回到家,母亲给我二百元钱。我问:“这是什么钱?”母亲说:“村长给的选举钱。”我想:救人的机会来了。我拿上钱去了村长家。当时人很多,环境很乱。我上前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谁的钱来的也不容易,这个钱我不能要。只要你支持法轮功,我照样选你!”他说:“好,那我欠你个人情!”我给了他大法的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
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听到师父的声音
二零零八年,恶党以“奥运会”为借口,在全国范围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我地大批大法弟子也被非法关進劳教所。为了鼓舞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震慑邪恶,我与A、B两个同修想通过在劳教所外用扩音器播放的方式,让同修们听到师父的讲法。我们策划了具体的做法,觉的这是可行的。
正在我们埋头于这个项目时,七月份的一天,B找到我说,A被绑架了,她自己刚好走脱。接着又听到风声说,A同修被跟踪很长时间了。我心态有点不稳,因为我家是资料点,有打印机、耗材等,我把这些看成了邪恶迫害的“证据”。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讲的一句话:“一个不动就制万动”[3],心就稳定下来了。
播放师父讲法的事不能停。后有一男同修参与進来。从五月开始,我们在家里用被子将扩音器包起来,一次次实验。终于成功了。九月,我们去女子劳教所外查看地形。本来看好了的地方,当去安放设备的时候,高压线却高了许多。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所以互相提醒,时刻保持正念。于是返回来从新改装。当我们再一次去时,还是干扰很大。我们设置让机器在我们离开二十分钟后即播放。可是不成功,到时候机器不响。这样反复六、七次。安置机器的地方离黑窝只有四、五米远,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我们三个都沉默无语,借着劳教所的灯光,用眼神互相鼓励,默默的配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播放不出来。这时到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我们刚发完正念,师父洪亮的声音即响彻在午夜的空中。我们一边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一边迅速撤离。
回去后才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被蚊子叮的全是红包。当时完全没感觉,这时才感觉痒的钻心。
过后听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说,同修们突然听到师父的讲法,欢呼雀跃,大大震慑了邪恶。后来劳教所的警察还到处追查是谁干的,但无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每一次参与证实法的事,都是我们去人心、修自己的好机会。这次行动,让我彻底去除了怕心、急躁心,使我们在神的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营救同修
二零零四年学习了师父“七·二零”之后的讲法,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牢记师父教诲,尽量多参与营救同修、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项目。无论是帮助处于病业魔难当中的同修,还是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知道后,都尽量配合。
二零零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说邻县的一位同修因严重的病业干扰住進了我市医院,需要大家帮助。我就叫上我们当地的两个同修去了医院。发现住院的同修状况很不好:右腿膝盖以下骨肉脱离,脓水不住往外流,满屋子臭味。医生说要截肢。
我们马上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她的迫害。一个钟头后,同修精神有所好转。我们又从法理上跟她切磋,她决定不做手术。第二天,我市一老年同修决定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我叫了车把她送到了老年同修家楼下,我和她的女儿用椅子抬着一百三十多斤的她,一阶一阶的挪到四楼。这样,白天,老年同修同她一起学法,我和另一同修下班后也去帮助她。半个月后,这位处于病业魔难中的同修心性有了巨大变化,对自己闯过病业充满信心。
正在这时,老年同修的儿子从部队回来,对母亲的做法不理解,邻居也说三道四。老年同修迫于压力,不得已只好让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回到了自己家里。我们不放心,一天下午五点多,时至初秋,我安顿好正在发烧的女儿,与另一同修骑上电动车去一百多里外的病业同修家探望。天越来越黑,我们忽然发现有两个亮光引导我们前行。同修说:“是萤火虫!”我俩会意的笑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
近期,与我市相邻的两个县的邪党法庭要非法庭审大法弟子,同修们一直在对检察院、法院的主管人员讲真相,有的已明白真相,拖着不办;有的受邪党毒害很深,非常邪恶,甚至还构陷给他讲真相的同修,并将同修绑架。同修得营救,众生得救度。我和另一个同修继续做。检察院去了四次,主管人员明白了真相,退出邪党党团队;法院的主审法官(构陷同修的人)不象原来那么邪了,但还得進一步讲真相。这里叙述起来很轻松,其实一次次正与邪的较量,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找回昔日同修
二零零七年,母亲老叨叨,不愿让我在外面租房住。于是妹妹为我买了新房,让我回老家住。我顾虑我做三件事他们会为我担心,就会影响我,就不想回去住。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着三轮车在邻村街上行走,把一卷卷胶带放在我心目中认为应该放胶带的人家门口。“胶带”谐音是“教带”。我悟到这里可能有需要我帮助的同修。于是我回了老家。
回来之后,首先对附近七、八个村庄大法弟子们的修炼情况作了一个了解,大概有五十多同修,老年同修居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弟子。但能跟上正法進程的很少,基本上都走不出来。掰着手指算算,还数我年轻,我只好就担当起了这一片的协调人。
要带同修走出来,我首先得实修自己、提高自己。开始大家都不认可我,特别是一些老年男同修,冷嘲热讽,对我非常排斥。看到这种情况,人心上来了:我辛辛苦苦为谁呀?我自己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容易多了,何苦呢?放弃吧,不管他们了。
后来听到一个同修说我:“你的人心真多呀,挡着你应该做的事。”我觉的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开始向内找,反思自己。找到了指责、抱怨同修的心、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理,想改变别人,总的来说是执着自我。同时我认识到,邪恶想利用我的人心制造同修之间的间隔,使大家不能形成整体。认识到这些,我就毫不犹豫的主动找一些同修交流。同修们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接纳我,配合我。
C和D是两个老年同修,受邪悟者蛊惑,签了什么所谓的“保证书”。当知道那天邪悟者要去C同修那里给她灌输歪理邪说,我决定前去阻止并给邪悟者讲真相。到了C家,邪悟者已经先到。我快步走到C同修面前(其实我俩只是在十年前见过一面),用手势和眼神暗示不要跟她接触。邪悟者看到不能得逞,就向外走,去找另一个同修D。同修C紧跟着阻止她,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发正念。到同修D家,C先连门没让邪悟者進。邪悟者不死心,又跟着C返回。结果被C的丈夫骂了出去。随后C、D两位同修从邪悟者那里要回了所谓的保证书就地撕毁。邪恶在大法的威力下解体了。
还有一对夫妻同修,男同修由于经常看上邪恶网站,受所谓“先知”、“空空”等邪悟者的迷惑,否定和排斥明慧网。他的妻子和周围同修非常着急。我几次跟他交流,效果不大。后来自己很多人心都出来了,指责他,埋怨他,最后导致男同修不允许我去他家。他的妻子内疚的说:“他不听我的,你可不能不管他呀!”
我当时觉的自己很委屈,很有理,都是为了他好,他却不理解。但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却又不知误在那里,干着急。夜晚梦到师父给了参与此事的同修每人一张纸,别人都是白纸,只有我的上面竖着写着十个字“不真诚待人,不礼仪待人”。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开始放下自我,用真诚与慈悲感化他。我特意约出他的妻子对她说:“我修的不好,没有考虑到你丈夫的接受能力,不讲方式、方法,指责多,包容少,只想改变别人,请他原谅我。”同修感到了我的真诚,顿时热泪盈眶。
在我不断的提高中,同修们也在不断提高。现在,各村都有了学法小组,建立了几个资料点。同修们发资料、打语音电话、面对面劝退,越来越成熟。我也不定期的去各个学法小组学法,与同修们切磋。大家都稳步的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
师父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4]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只有在实践中实修自己,才能带好整体。
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只有虔诚听从师尊教诲、不折不扣做好自己该做的。尽量让自己时刻溶于法中,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当资料点很少、资料普遍匮乏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台激光复印机,开始制作真相资料供同修们讲真相用。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同修们走出来的越来越多,我们又购置了电脑和激光打印机,制作出的资料越来越精美。接着学会制作《九评共产党》、《明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各种小册子等等。
当同修遭绑架需要面对面给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营救同修时,我没有任何犹豫,配合协调同修做自己能做的事。
当看到有的地方同修形不成整体、跟不上正法形势时,我也主动站出来,带着大家学《转法轮》、师父各地讲法,特别是“七·二零”以后的讲法,与同修切磋交流,让同修真正明白师父讲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走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行列。
当同修需要包装袋、点播机、MP3、定时钟等物品时,我列出个单子,利用给资料点买耗材的机会给大家一一买回来……,一切一切事无巨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能毫无怨言、乐呵呵的办到,这也是我的本份,是我修炼的一部份。
当然,对于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说,学好法是基础,是根本;修去人心救度众生是使命,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学好法、修自己、救众生。
救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会听师父的话,越到最后越精進,跟紧师父,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者忌〉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