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4年2月13日发表）
甘肃省金昌市农村妇女自述被迫害经历
黄志秀，女，汉族，五十二岁、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南坝乡祁庄村六队务农，以下是她自述被遭受迫害的经历。
从小父亲脾气暴虐，我一直生活在暴力恐怖之中，婚后家庭生活也是不如意，能与人言只二三，人生经历坎坷。一次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借钱，结果看到了宝书《转法轮》，当我第一次看完宝书后，我就觉得师父真是伟大，于是就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开始迫害后，我一直清楚这就是一场迫害，七月二十三日派出所几个警察对我念一些诬蔑大法的话，我一概不听，告诉他们：我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一个比常人更好的人。九九年八月份，我一直坚持学法炼功，就在我回到甘肃临洮我的娘家时，永昌县南坝乡邪党书记杨某潜到我娘家，把我绑架回永昌，一回到南坝乡，南坝派出所所长胡军就直接把我关到永昌看守所，半个月后，看守所所长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我会一直炼下去”。当时因家中被抄出法轮功书籍而被非法关押的还有永昌县法轮功学员赵桂香、范会英、葸金兰、葸桂兰、张淑梅等，最后我被恶警讹诈了两千元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元月二号，我和同修闫秀英一起到北京证实法，晚上十点到北京后，我们摸索着才到了天安门广场后的一条小巷，我们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准备坐车去天安门，不料被一伙便衣警察发现，硬从车里把我们拽下来，拉到离天安门最近的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我看到、听到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坚定的声音，有背诵《洪吟》的，有喊口号的，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对小姑娘，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六岁，恶警强压小姑娘跪在地上，身子弯曲，但只要恶警有一丝放松，小姑娘就会昂起头高喊：“法轮大法好！”声音一直持续。还有一个男性法轮功学员双脚已被迫害得无法行走，恶警仍然把他的双脚铐在暖气片上。一天后我被编了号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关押的都是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都有，还有手拿奶瓶怀抱婴儿的，人多得只能坐在地上。
三天后，我被南坝派出所所长胡军和南坝乡邪党书记杨某带到金昌市驻京办，七天后我和闫秀英被关到永昌戒毒所，半个月后又转到永昌看守所，看守所里警察逼迫我们每天做操、跑步。一天家里人来看我，结果一见面丈夫和小叔子轮番打我，姑娘和儿子也挡不住，原来我不在家期间，南坝派出所土匪警察跑到我家中强抢粮食，家里人对恶警的恶行不敢吭声，只好把怨气发泄到我的身上。又被关押了半个月，永昌公安局在勒索了家中五千元后，非法劳教我。
三月七号，我们一行七人，孙玉泉、李玉强、葸金兰、闫秀英、许桂香、赵永秀由永昌看守所所长程掖生送往甘肃劳教二所，二所拒收后，又被送到一所（甘肃平安台劳教所），结果一所也拒收，程掖生就搜刮我们身上的钱财作为住宿费，当晚我们在兰州住了一宿，第二天，程掖生给他的上级彭维平打电话，只听电话里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必须送进去。
三月八号我们终于被强行送进了甘肃劳教二所，一天后，劳教所强制我们背监规，不到十二点不让睡觉，监督岗说：“白天干活，晚上背监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你们的体力，逼迫你们放弃信仰”。我因为不背监规被组长黎红艳暴打，警察曲玲从早到晚逼迫我写“三书”，我一直拒绝，曲玲拿出手铐对我说：“我要让你为今天说出的话付出代价”，于是曲玲叫来了劳教人员刘桂梅、李丽珠、马淑玲、黎红艳把我铐住想吊在床架上，因为我个子矮，无法吊上去，才把我放下来，到外面站了一夜。第二天组长王萍、值班员马淑玲、刘桂梅专门把我关在一个空房间毒打我，打得我浑身没有一处是好的，每移动一步身上都是钻心的疼，连上台阶都是爬着上去的，那时候每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这样毒打的。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毛彩珍被吊打的晕过去后，放下来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毒打。
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奴役，尤其是做卫生筷，人随意在上面踩，然后黑糊糊的筷子被放到一种化学药水中浸泡，筷子马上就被漂白，但是我们穿的衣服被熏黄，眼睛睁不开，连眉毛也被熏黄。还有被逼迫剥大豆，自己用的脸盆全被拿来泡大豆，泡过的大豆再一个个剥出来，经过油炸之后就拿到市面上出售。还有剥百合的活也是又苦又累，高强度的劳动日复一日，剥好的百合被出口到台湾、新加坡等地。
在兰州市政整修滨河路时，逼迫我们一袋袋把不用的石头背到一处，回来时再把好土背上，吃力的一步步往前挪，就这样还要被兰州的市民品头论足，因为在常人的眼中，一般被劳教的都是吸毒、卖淫的人，听着一句句羞辱的话，心中的苦痛真是难以言表。
劳教所不干活的时候，就是没完没了的队列训练，“左转、右转、后转”转的人晕头转向，老年法轮功学员转的不对时，就被恶人一阵拳打脚踢。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我终于走出了那所人间地狱，第二天恶警胡军就又赶到我家问我还炼不炼，当听到我说还要炼时，气急败坏的说：“继续让关回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恶警唐泽庆领三个人到我家抄家，抢走大法书籍，随后把我和张淑梅、张菊芬关到永昌看守所，几天后被转到金昌看守所，直到二零零七年的五月份被勒索两千元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一零年二月，我再一次被绑架，被勒索一千元后，过了二十天才回家。
这就是我十几年来因为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的经历。
王伟东自述：只因做好人 被公安开除
我叫王伟东，是山东省莱州市人，七二零以前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前，我在莱州市公安局三元派出所工作，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公安非法刑事拘留和洗脑迫害后，又被强行开除公职，至今无职业。以下是我被非法开除公职和被迫害的经过。
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市局政工科通知我到政工科去，去了后政工科科长郭英杰让我到一个办公室里，原公安局长孙松君也去了，郭英杰对我说“公安警察不准炼法轮功。”孙松君也说了一些诋毁大法的话。他们让我写保证书（不炼功）。我说：“炼法轮功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什么不好？”他们不但不听，非得让写保证书，和我磨了一上午。
二零零一年春天（大约四月份）一个下午，又通知我到市局纪委办公室，姓周的副书记指着桌子上放的一份笔录材料问我：“谁给你过材料？”我说：“没有。”他大声骂了我一句。 以后再问我什么，我就再不回答他了。下午快下班了，“610”洗脑班主任王増文去了，他对我说：“你认识炼法轮功的谁谁，她都“转化”了。”我说：“我不认识。”接着市局副局长徐海生把我办公桌钥匙要去，非法搜查我的办公桌。他们没让我回家，让我看洗脑班“转化”录像，折腾了一宿，第二天，他们还是不让我上班，又弄来二本诽谤大法、编造各谎言的书强行让我看，又让我写保证书，他们犯了非法软禁罪。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派出所所长苏长江把我送到了市局政工科，科长郭英杰对我说：“我想给你调动调动工作离家近点，但是我得听听你对法轮功的认识。”我说：“我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有一个好身体，我工作积极主动，执行任务遇到困难、危险我冲在前，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他说：“你不用说这些，公安警察相信共产党。”他见说不服我，又把我带到了政保科，原政保科科长孙亚波（现已退休）还有恶警张连瑞（女），还有一个岁数大的秃头警察。看到这些被谎言迷惑参与犯罪的警察，我没多想什么，就给他们讲起真相来：“我炼法轮功，不管在哪些方面都做的非常好，没修炼之前我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打人，只从炼法轮功后，从来不打人也不骂人。”恶警孙亚波逼问我，让我出卖同修，我不配合他们，然后又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摆起了阵势，原公安副局长顾立平、还有恶警刘万军、张旭东也都上了阵，他们一齐逼问我材料从哪里来的，张连瑞在一旁做记录编写材料，我还是不配合。顾立平就气急败坏的用手点着我的头恶狠狠的说：“刑事拘留你，让看守所里犯人砸死你。”恶警孙亚波也暴跳如雷的骂我，张连瑞不知编了一些什么材料，还逼着让我在上边签字，并安排人看着我，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第二天早上，郭英杰又把我送到了臭名昭著的店子洗脑班，恶警王增文让我填诽谤大法的表我不填，让我写认识，我就写证实大法的好处。到傍晚六点左右，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非法送到了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在看守所里从早晨一直干活到晚上十点钟，每顿饭给一个又酸又黑的小馒头，喝着烂菜汤，根本就吃不饱，身体一天比一天的消瘦。
在这期间他们让我妻子交了二千元押金，在看守所里被迫害将近一个月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店子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六一零恶徒王増文、原路（女）、赵淑红（女）、刘志军等对法轮功学员打骂、不让睡觉、坐小板凳、大量灌输诽谤大法的信息等各种卑鄙手段，强迫让法轮功学员“转化”。在洗脑班被迫害两、三个月后，他们又非法收了我一千二百元的押金，才让我回家。
在大法中修炼，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德高尚的人，而且炼功人都能洁身自好，自觉戒掉抽烟、喝酒等一些不良习性，而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标准是：能喝酒、抽烟、还能骂人了，这就够标准了。真正突现了中共在这个地球上少有的邪性。
从洗脑班回家后，我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被无理开除了公职，他们还不放过我，莱州市永安派出所原北关警管区恶警毛旭波二次让我到警管区填诽谤大法的表，我不配合，后来六一零恶徒原书森协同村干部和片警又要挟持我到洗脑班，我义正词严的告诉他们：“我在社会上做一个最好的人，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我没有错，那里我不去！”我不去他们也没招儿了。
一年后我到六一零堂堂正正的要回了我的押金。
内蒙古锡盟毛登牧场石玉洁被迫害情况补充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27岁的石玉洁女士，家住锡盟毛登牧场，2001年正月初七和她舅母去北京上访被公安局带到河北省 万全县洗马林镇镇政府（她舅母家 的所在地）要求家人拿6000元钱放人，石玉洁父亲从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毛登牧场）拿了6000元钱去 赎回了石玉洁。
2002年2月份，石玉洁和哥哥石岩魏去老家河北省万全县洗马林镇开面粉厂，母亲郝桂花在家照顾 瘫痪的丈夫。因资金短缺，8月份母亲去洗马林送钱，在洗马林被跟踪的毛登派出所阿古拉和洗马林派出所人员绑架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非法劳教3年后送到呼市女子劳教所。随后石玉洁回家照顾瘫痪的父亲，9月份哥哥石岩魏在洗马林 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后送往巴 盟五原劳教所。石岩巍被劫持在五原劳教所，刚一走进监室，队长指使犯人 问其是否“转化”，石说不转，便遭致殴打。石岩巍的眼角被打开3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以后被恶警要求反复写思想认识，灌输洗脑教材和录象，受尽恐吓凌辱。
石玉洁女士因坚修大法，在2003年下半年被迫流离失所。锡盟610经常去她们家中骚扰迫害，非法抄家，家中仅有的1800元钱也让恶警搜走。因为哥哥、母亲和她都被抓走了，她老父亲卧病在床不能自理，家中几百只羊因没人管理走失很多。
锡林浩特市国保大队和610办的恶警，为了绑架石玉洁，将她母亲从呼市女子劳教所提前假释回家，以此为诱饵。2003年10月 24日石玉洁回家看望久别的母亲时被恶徒绑架，母女俩随即被送往锡盟洗脑班迫害。石玉洁坚定信仰，拒绝向邪恶妥协“转化”，不写保证，绝食抗议迫害。当时主管迫害石玉洁的是常敏、杨玉容。
石玉洁在看守所绝食抗议十多天被放回。当时家中父亲因无人照顾 ，病情已经恶化 ，医治无效于正月初七离世。石玉洁去呼市女子劳教所要求母亲回到家中见父亲最后一面被拒绝。安葬父亲后，石玉洁为避免迫害便流离失所，后来听说洗马林派出所还半夜到其舅母 家找过她。
2004年石玉洁被跟踪绑架至洗脑班，随后，非法劳教2年，送往呼市女子劳教所加重迫害，于2006年7月份回到家。
主要迫害责任人锡盟盟委610办公室主任：曙光（女）
恶徒：常敏、杨玉容
保定六十多岁老太太自述在红色恐怖中的亲身经历
我叫山英芹，女，保定人。今年68岁，原在保定市望都县十五里铺村当妇联主任、后当副村长，在村里人缘特别好，组织能力强，但不识几个大字。原来我脾气不好，浑身是病，肝大、脾大、早期肝硬化、腹膜结核、胸膜结核等疾病折磨的我吃不好，睡不好，老头有点钱都给我买了药，家里就像个药店，可身体还时不时这疼那痛的。
1997年在张家口一个食堂看到放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带，我就想学，但由于其它原因，我回了老家，可心里就想着学这个法轮功，1998年2月偶然在饭馆看到老板捧着一本《转法轮》在看，我忙上前询问，老板帮着我找到当时的站长，请了《转法轮》。当时正好邻居和我做伴，不认识的字我正好问她，一有时间我就想学这个大法。修炼大法不到2个月，不知不觉中一身疾病全无，身体轻飘飘的，人也年轻了。
可好景不长，99年7.20，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7月22日十五里铺村干部、还有包村干部让我交出大法书籍，我不配合，他们向上反映，说我顽固不化，之后乡干部、派出所派人到家骚扰，并将我与许多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保定固店乡政府会议室，男的女的都被关在一个屋里，逼迫看央视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电视，逼迫交出大法书籍，放弃修炼。非法关押2天后，才放回。
我接着学大法，悟到是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走出来维护大法。2000年11月，我与同修一块走到天安门，警察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没吭声，警察污蔑大法，污蔑师父，我们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 ，”警察用脚踹我们，并将我与同修关天安门派出所，后又转押北京看守所，逼迫报姓名，报是哪个地方的人。当地接回后，将我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在这期间，县里召开将两名法轮功学员判刑的宣判大会，他们除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劫持到场，还将我们十六个法轮功学员戴着手铐去做陪绑。中共不法人员敲诈1500元后，才将我放回。回家后，我还在村里任干部，我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村里人都信任我，选举中我的票也多，没想到，却遭我村书记的嫉妒，经常无中生有，给我栽赃，加重对我的迫害。
刚过一个月，乡干部、派出所警察又非法将我从家中绑架到保定望都县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被非法关押一个房间。县六一零、公安局局长多次找我谈话，妄图让我做反面教员。我说，我绝不能违背良心说假话。随后，我的身体出现病业状态，他们赶紧将我送回。放回不到一个星期，又将我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再次逼迫我放弃修炼，这次又没把握好，违心的照抄了别人的保证书。回家后，知道自己又做错了，觉得对不起师父，内心深处痛悔万分。我想：为什么老受迫害？在迫害中却总是做不好，关键是自己人心太重。自己虽然知道大法好，心里也想着要多学法，但由于文化低，手里拿着法轮功的书，但心里却没有装进去多少法，不知法轮功是什么。遭迫害后心里更是不平衡，特别是当村干部陷害我，诬告我，心里更是不舒服，那时想起来心里就愤愤不平。这回我一定要好好学法，这一学不要紧，一下明白了法轮功的好多法理，知道了要做一个大法修炼者，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超常的人，越学我越知道了大法的珍贵……我心里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做好，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不能给师父和大法再抹黑了。
2001年国殇节前， 9月20日晚上10点多，我全家人正在睡梦中，村干部带着县刑警队等8个人带着最少四个车，非法翻墙入室，将我从床上抬走，当时我只穿着秋衣、秋裤、他们将我绑架县看守所，我喊“警察抓好人了，做好人还有罪？”在看守所我这次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与指使，一直绝食抗议这非法的关押，他们给我输液，我连针头拔下，他们带着邪悟的人，逼迫我看“转化”的资料，我说我不识字，并告诉他们不能让这书害人，后来把这转化的书弄湿，扔到厕所，将它彻底销毁掉了。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2天后，县政保股敲诈我家1000元后才将我放回，放回后我就离开家乡，来到张家口。
2002年10月份，晚上九点多，保定派出所四人，张家口派出所2人，敲门谎称说是找我闺女，当我老头把门打开，他们指着我：就抓她！我说，我不是坏人，凭什么抓我？当时我只穿了秋衣、秋裤，连鞋都没穿，他们不容分说，保定派出所四人将我从五楼家中绑架到车上。在车上，我问他们：“我跟你们没仇没冤，你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找你们村里，是你们村掏2000元钱让抓你的。”
当晚住在张家口宣化县一招待所，我求师父把手铐打开，一下手铐就开了，我又发正念让看我的两个警察睡觉，不一会儿两个警察就睡着了，我就跑，他们发现后，将我拽回。我喊“法轮大法好”， 派出所警察又用鞋底扇我，这回我见人就喊“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是好人，警察迫害好人了”。他们给我双手戴铐，中间又加一个铐将我铐在车棚顶上，手铐铐进肉里，钻心的疼，两个胳膊与大臂一直架着，从早上8点一直吊到下午2点，到保定望都县看守所才将铐打开。当时两个手背肿的象馒头一样，胳膊与大臂肿痛好几个月都伸不直。
保定望都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的有一个叫秀池的五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从被绑架到看守所就被戴脚镣、手铐，一直戴了13天。在这期间还被拉出去毒打，打得鼻青脸肿。还有一个六十多岁名叫兰珍的法轮功学员被烟头烫舌头、烫手心、被竹签扎手心、扎手指肚，疼的吃不了饭，睡不了觉，警察还经常的谩骂。当时在看守所，还有一将近七十多岁的男法轮功学员，被逼迫干摘辣椒瓣儿的活，到时没摘完，就让你吃辣椒，吃不了就被打，这位男学员经常被毒打，后被转到涿州洗脑班，最后迫害的精神失常。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叫小娟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看守所逼迫唱邪党的歌曲时因站队站的不直，被看守所副所长拉出去毒打。
我被非法关押在望都县看守所130多天后，被非法劳教三年。2003年1月份望都县公安局局长、望都县看守所所长等4人强行将我送保定市柳庄劳教所，因我血压高达200多汞柱以上，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他们将我拉回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我。为抗议这非法关押，我开始了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中，四、五个武警摁住我，强行给我输液，半个多月后，又敲诈1700元才将我放回。
法轮功学员是不应该被迫害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是有罪的、最终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因此我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后来无论干什么我都没有怕心了，我就堂堂正正的做好一个法轮功学员应该做的。环境一下宽松了许多。
黑龙江双城市六旬赵志秋老人遭受的迫害
66岁的赵志秋女士，住双城市双城镇，双城印刷厂退休职工。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匪浅。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证实法轮大法好，多次被迫害。2000年12月在双城市看守所护法被恶警毒打；2001年在万家劳教所因炼功被邪恶管教捆在椅子上一夜，因整天坐小凳，屁股下的肉和皮都离骨，被迫害得全身都是脓包。
下面是她自述其经历：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因受到地方政府干扰，来到省政府和平上访。早晨四点到八点，当地法轮功学员自发的不声不响的在大门外延续的排着队伍。到了早晨八点钟，全省各地来了上万人，“接待”法轮功学员们的却是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部队，又来了很多汽车，把法轮功学员拖带打拉上了汽车，分别送到了哈尔滨市体育场和八区体育馆，一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在阳光下暴晒一天，由各地公安局接回当地。很多辅导员被抓，炼功点被破坏。
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我炼功后十几样病全好。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么好的功法，说不让炼就不让炼了。这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二零零零年四月初我就与同修去北京上访，北京信访办成了抓人办，刚到门口一群便衣呼啦一下就把我们围起来，问是不是法轮功，我们拒绝回答，他们就使用下三滥的流氓手段，逼迫我们骂师父、骂大法，我们不骂，就把我们强行劫持到胡同口左侧的一个小吃部里。一个自称是阿城警察的人，骗大家说出是哪里的，然后以500元一位卖给了双城驻京办姜世辉，姜破口大骂。
一到双城驻京办，姜世辉（现任永胜乡党委书记）、夏尊军（双城市公安局党组成员）、王胜利（此恶徒现任我市交通局长）就强迫大家把外衣和鞋子都脱在走廊里，把身上的钱洗劫一空，并假惺惺地说他们暂时代管，等要走时再还给本人。结果没有还给任何人，都被他们侵吞了。然后强迫我们坐在水泥地上，当时就把俩女一男三个同修连铐在一起。晚上也不给铺盖，强迫大家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他们三人一人领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子，说是各自的“同学”来北京玩。夏尊军的“同学”是沈阳的、王胜利的“同学”是锦州的、姜世辉的“同学”是抚顺的，他们三个出去就叫这三个女人看着我们。他们几人在一起就嬉笑打闹，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怎么回事。王胜利与他媳妇通话时竟得意忘形地说：他暂时不能回去，过几天（张）国富局长要来，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好转正等。
我身上的钱（一百几十元钱）、身份证都被他们搜去。我们又由地方负责人劫持回送到当地看守所，从北京接我们的人的一切费用都算在大法弟子身上。十五天后单位把我接回但不许回家，白天在厂房呆着，由家人送饭，晚上在门卫室，一张床坐四个领导，看我是女的就叫我丈夫陪着。他们逼我写保证书，因我不写他们就软硬兼施想办法逼厂长替写，然后逼我签名。他们罚款我不配合，强行从工资扣除一千元，才让我回家了，可是他们告诉我丈夫看着我。直接参与人：图景祥、贾场长、施庆太、王国志。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再次進京上访，目地反映给政府，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可以强身健体，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到了北京上访局，一看那里布满了警察，我就来到天安门，那里一步一个警察，看到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我和同修默契配合拉起“法轮大法好”条幅，恶警象疯了一样向我们扑来，把条幅抢走，把我们拉上汽车带到天安门派出所，不报名的都送到后院临时监狱，楼上楼下已经装满人，我们只好在院里站着。
到了下午三点钟，院里站了已有二三百人，男女老少抱孩子的全国各地什么样的口音都有。但是都不断的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声音此起彼伏冲破天空震撼着北京。听到民众从大门外投進了矿泉水。因为警力不够，北京当局就调来了部队，同修对当兵的说，我们都是做好人的，你们是人民的军队。有的士兵落下了眼泪。我们在院里门上杆子上都挂上了“法轮大法好”条幅。当兵的像没看见一样不管，恶警吓的把我们用汽车送往朝阳区监狱。我们6人半夜被释放，腰带被抽掉，提着裤子走，鞋带也被拿走，不给只好拖着鞋走。北京的冬天也很冷，对这里本来就陌生，出了大门周围是一片荒凉的旷野，偏僻的见不到一个人。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远处有灯光。到了那里住着一户人家，他们告诉了去往北京车站的路程。
第三次上访，在沈阳车站被劫持返回双城看守所，在看守所吃的是一箩到底的苞米面，没有油的菜，白菜多。洗脸水十几个人一盆。日用品不许家送只许买他们的，比外面价高几倍。最难熬的是夜里侧躺着一个挤一个，起来再也進不去。一次反迫害中来了很多管教，想把我们拉出去打。可是大家一个抱一个，像大山一样，我在前面恶警黄彦春穿着大皮鞋踩在我胸上，扯着头发也没动了我们。那天的阵势把他们吓坏了。所有的监号全都喊起了“不许打人”，他们制止不了。最后610头子张国富调来哈尔滨的武警，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把我们80多人全部劳教。
我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七大队，期间，被迫做一次性拖鞋（给日本的）穿珠子，做牙签，晚上看电视洗脑。起早要起来训练，没有活时坐小板凳。一次我因炼功被捆在吊铺上一天，又捆在大板凳上一夜。指使刑事犯捆我的管教叫刘影。小号的酷刑天天发生。因吃的住的条件差，环境阴暗潮湿长期不能洗浴，大家都长一身疥疮，脓包，折磨得大家整夜不能入睡，钻心痒痒。
我被迫害得不能起床，不能上食堂吃饭。劳教所那里是人间地狱，度日如年。就是这样单位领导图景祥派他儿子图英杰和片警王勇在往看守所送时动了手脚给我延期10天。劳教期间，老父亲病危天天喊着我的名字，到死也不瞑目。我被邪党非法关押迫害，老父临终，也未能见上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