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劳教所的残忍迫害
我儿子也因我被迫害，没人看管、爱护，染上了借酒浇愁的坏习惯；丈夫上有老下有小，又担心我，整天处在提心吊胆中，还找算命先生给我看。
今天讲出来的我被迫害的事实，也只是我所经历的迫害的一部份，有些我都记不清了，而且中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精神上的迫害远比肉体上的迫害更严重、更恶毒，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一、讲真相遭绑架
我从小体弱多病，有人说我，那个病芽芽，将来谁还敢娶她。确实我抵抗力很差，经常感冒，胸部还做过良性瘤手术，吃药打针象家常便饭。九八年开始炼法轮功，当时正吃药。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后来我懂得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是佛法。
九九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后，我因跟人讲真相被恶告，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派出所所长祝建国和张春广伙同当地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把我强行带走。祝建国因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值壮年的他，后来突发疾病猝死，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我被非法关入看守所。我没有犯法，讲真相是公民的权利，我绝食抗议。他们搞株连也不让犯人吃饭，挑动仇恨，唆使犯人打我，还给我野蛮灌食。他们要给我照像，我不照，警察就打我耳光。我喊法轮大法好（在被迫害这两年里一直喊），告诉他们法轮大法也是在挽救他们，恶人们就使用各种酷刑治我、捂我的嘴，在调遣处、劳教所都有。
二、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邪恶
非法在拘留所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更是邪恶。中共恶警首先扒光衣服进行所谓的体检，实质是人身侮辱。
到九大队后，恶警不让我穿自己的衣服，强迫穿很脏的劳教服，我不穿，她们就把我的衣服拿走，当时已经是十一月份，让我一丝不挂的冻了一整天加半宿，副大队长杨敏和两个小队长还给我照像，说要发出去给人看。我说发吧，你发到明慧网上让人看看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到半夜了，他们才往我身上扔了一个薄布床单，那天的值班队长是大队长杨亚楠。
中共不法警察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他们就不让我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合眼，一合眼就往我脸上喷凉水，拳打脚踢，他们使出最阴毒、最邪恶的手段迫使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法轮大法教人做到真、善、忍。中共人员企图把我转化成无恶不做的坏人，我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不给我水喝，一天只给很少的饭，也不让上厕所。我憋的厉害，副大队长袁媛就让普教用纸写上我师父的名字放在盆里让我往盆里尿，我不尿，她们就往盆里尿，我劝善她们也不听。后来把我憋的都不会尿了，他们就打着口哨让我往地上尿。尿在地上了，他们就叫我用毛巾擦，然后又把擦尿的毛巾都塞到我嘴里，再用胶带勒好几圈儿，把我的脸都勒变形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
还用胶带把我五花大绑，我站不起来也动不了，他们不让我睡床上也不给我被子，每天都躺在水磨石地上。四五个人把我摁在地上拳打脚踢是常有的事，杨敏还把骂师父的话写在纸条上贴在我的脸上、身上、墙上，我绝食抗议，他们就对我强行灌食，把我鼻子都插出血了也不手软，每次都灌四五饭盆面糊糊，肚子胀的特别大，肚子灌不下都喷出来了，她们就把一个黑塑料袋套在我脖子上，把喷进塑料袋的再灌进去，反复往里灌，到二十多天时就出现了胃疼、手脚冰凉、出冷汗的症状，半夜实在疼的厉害，被送到公安医院，检查说是胆囊炎、胆结石，我不信、也不承认，我刚去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灌食迫害二十多天那石头不可能长的那么快（到现在我的胃还有后遗症呢，不能饿，晚吃一会儿就胃疼、手脚冰凉、出虚汗；小便也留下了后遗症，尿频，要出门办事特别麻烦）。
我是炼功人，到哪儿也得炼功。他们不让我炼，把我按在冰冷的水磨石地上，有一个叫热西的副大队长穿着皮鞋往我脸上踹。有一次她们把我按到一个破木床板上，我一蹬脚扎进脚心一根大刺，有一个叫刘桂丽的普教就踢我脚心，那真是钻心的疼，当时参与迫害我的包夹还有陆静、李青、张敏、王辉。后来到劳教所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根刺自己出来了，包夹我的人还拿着这根刺让他们的队长看。
有一次我发正念，王辉正在吃饭，把一盆热汤泼在我的脸上，奇怪的是我一点儿都没觉的热，还觉的有点凉飕飕的，第二天王辉的脸上倒象烫过了似的！
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还有一个包夹我的吸毒犯把手伸到我嘴里让我咬她的手，说：你咬了我，我就能减刑。在那里就是这样，队长利用普教迫害我们，治的越狠他们越能减刑，我不咬，她就往里塞，我都快吐了也没咬，因为我师父教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守德、不能伤害别人。
有一天一个警察大队长说：这回别再让她受伤了，过几天要往外送走她。后来就把我关进一个软禁人的小黑屋子里，四周和地上都是用海绵包着的，他们把我绑在死人床上一天零半夜，我要上厕所，他们让我往床上尿，我不尿，她们才把我放开。在黑屋里，我炼功、背法、喊法轮大法好，包夹就把我按在地上、床上。到第五天他们都撤走了。
那时正是十一月底，我只穿一件单衣服，他们不停地往里灌冷风，冻的厉害我就靠墙角，有时给我扔进一个包子、有时送一点儿饭，也不给水喝，反正饿不死就行。一天早上大队长袁媛摸摸我的头说：嗨？！真奇怪啊！她奇怪的是我既没有发烧也没有冻的冰凉，而且连一个喷嚏也没打过，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
三、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残忍
大约过了十多天，她们就把我送到劳教所一大队。在一大队队部，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把我绑在椅子上二十三个昼夜，除上厕所外。他们怕我喊法轮大法好，也怕在他们迫害我时，我喊叫声被别人听到，一直用毛巾或臭袜子塞着我的嘴，再用布和胶带一层层的缠紧，脚也是在椅子腿上绑着，长时间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到元月一日晚上外边没人的时候，恶警又把我关进了集训队的禁闭室，长期封闭式关押迫害。在这里也就是从被非法关押开始四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家人，当时我的体重已由原来的一百三十五斤被迫害瘦到了七、八十斤，家里人已经认不出我了。
在禁闭室被关七个半月，从早晨五点起床只让坐一个塑料的儿童椅，晚上不过十点不让睡觉，听包夹我的人说，他们对我还算可以了，有时还让起来活动活动，他们对在这里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让起来，坐的不正都要被打，有的因长期不让活动，血液循环不好腿肿的老粗，有的屁股都坐烂了。我在这里又出现过好几次胃疼、手脚冰凉、出冷汗（以前被灌食出现）的症状，他们就把我送到公安医院迫害。
我本来没有病，他们用各种酷刑把我的身体伤了，再强迫我打针 、吃药、输液，用这种手段来进一步折磨我，破坏我对大法的正信，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往饭里放药，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输液、打针。有一次，他们在折磨法轮功学员时， 一警察恶狠狠地说：给我打，朝死里打，不转化就火化。他们确实干的出来。被卖给内蒙图牧吉劳教所做奴工最后一次从公安医院回到禁闭室两天，北京女子劳教所就把我们二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和普教装了两大车，卖给了内蒙的图牧吉劳教所做奴工。我们这些上岁数的、被迫害的身体弱的，每人卖五百元；年轻的、身体好的每人卖八百元。到了图牧吉劳教所，警察让我们报数、抱头蹲下。法轮功学员没做坏事、没犯法，我们不配合，警察就对我们大打出手，拳打脚踢，当时把刘燕和崔秀玲暴打后架到四楼，一伙恶警在打我的时候，桑霁迎同修抱着我，对恶警说：不许打人！他们就打桑霁迎；把我拽到大厅，一个姓刘的男警察是个科长，用手掐我的脖子，我上不来气一会就晕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们连拽带踢我，说：起来、起来，装什么装！后来就把我带到四楼，看到同修刘燕她们已经被打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脸上还盖着一块破布，我坐在地上把她们脸上的布揭开，看见她们浑身在发抖，还有呼吸，这时，一个姓李的恶警见她们醒了，手拿警棍又冲过来要打她们，我抱着恶警的腿说：别打了、别打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二楼，我看到和我一起被打的桑霁迎也在二楼。
有一次警察让我们集体按手印，我们不按，他们就连打带骂抓住我们的手强行按，那一次我们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不同成度的折磨。我被打后回到二楼大宿舍，看到桑霁迎站在我们对面正在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其她法轮功学员含着眼泪也都跟着唱了起来。后来一位法轮功学员哭着对我说：一个叫尹桂娟的女警察用皮鞋抽她耳光，还有两个警察拿电棍电她的前胸、后背，电了很长时间。她无怨无恨，也平静的唱起了大法弟子歌曲。
劳教所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让我们做奴工，我们反迫害不做奴工，冬天他们让我们站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夏天在太阳底下晒我们，从早晨五点罚站到晚上十点，被罚过站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罚蹲、罚站，还对我们使用吊刑，就是用手铐把两只手吊起来，脚离地，或不离地，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这种酷刑，手铐卡到肉里头，吊晕了再放下来。法轮功学员朱进中和桑霁迎两人长期遭这种酷刑折磨，朱进中被吊了四十分钟晕过去了，恶警还说：你还真耐吊，有的吊几分钟就晕过去了。他们还把朱进中的手背到后边用手铐吊起来，上边还要坐上人……。
在这非法关押的两年里，我是熬过来的，也是一关一关地闯过来的。有一次我跟包夹我的人说，让他们（警察）把我活埋了吧！我知道，说出这句话，对修炼人来说那是正念不足的表现，但也恰恰说明在黑窝里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邪恶到已经超越了人能承受的极限。
走出黑窝的那天，警察还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说不签就不让你走。
揭露邪恶黑窝及恶警对我的迫害，不是发泄不满。虽然有时想起这些经历也会落泪，但我确信，那是无恨的泪。因为这些参与迫害的人，他们是被中共邪党利用、在无知中干着坏事，如不及时悬崖勒马，他们的结局将是最悲惨的，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我盼望他们早一天清醒，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写出这些，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邪党表面多么冠冕堂皇，背地里又是多么邪恶阴毒，中共的监狱、劳教所那是人间地狱，迫害好人的地狱，从而使世人明白真相，分清善恶，不和邪党同流合污，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