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回顾亲历“四·二五”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是“四•二五上访”十五周年纪念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王子桥上筑起一道“勇气长城”，并在城市广场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清迫害真相。学员中不乏当年四•二五事件的亲历者，虽然已过去十五年，但当年那一幕仍历历在目。
周女士一九九九年参加“四·二五”上访，是抱着非常简单的想法，“我们觉得法轮功这么好，我们炼功炼得这么好，不应该限制，作为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炼功环境，就是这样的简单想法。认为政府不了解真相，要去讲真相，觉得讲清楚就行了。”
周女士说，所有上访的学员都是自愿去的。“我们当时有学法小组，有人说，天津出现大法弟子被打了，被关押了，咱们应该跟政府讲清真相。我们就觉得，那就去吧。大家都给说说，就是这样很朴素的想法，大家都是自愿去的，不是要求必须去。”
另一位“四·二五”上访的亲历者，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王炼表示，中共的媒体为了抹黑法轮功，称“四·二五”是“围攻中南海”，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警察把学员们领到中南海附近去。
他回忆说，“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五点半，我跟我们当地的辅导员和几个学员一起，在中南海附近，发现已经有一些学员在那儿了，三五成群的，警察好象也很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在早上六点的时候，就已经有警察拿着摄像机在对着我们摄像，然后学员越来越多，在八点钟的时候，就有很多学员从各个地方过来了，在警察的带领下，从不同方向汇到一起。”
“当时警察带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所有的学员都是自愿的，如果有组织的话，也不会那么少人，光北京就不止十万了。”
周女士也说，“早上我一早起来就直接奔那去了，我和几个学员结伴去的，走到那儿就看到已经有很多警察在路边上了。”
“四•二五上访”被国际社会赞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活动”，法轮功学员向全世界展示了修炼者平和、善良、理性、坚忍的道德风貌。
周女士说，“我们去的时候路边已经坐满了人，但是秩序非常整齐，气氛平静祥和，大家也没有高声评论，互相之间有认识的，就点点头打声招呼，没有大声喧哗的，大家都很理智地在旁边坐着等着，静静地等消息。后来一听说问题解决了，就带着自己的东西，有的把警察的烟头都捡干净了，安安静静地走了。”
王炼先生也说，“当时整个过程相当平和，我们没有站在中南海那一侧，而是站在中南海对面的马路上。大家都自觉地把胡同口留出来，把人行道让出来，就站在马路牙子上，静静地等着。后来有消息说，朱镕基派了代表过来，要学员派几个代表进去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后来就听说有几个代表被选进去，整个过程很平和。到了晚上八点左右，那时天已经黑了，听到人说，‘问题已经解决，大家可以离开了。’”
当年的“四•二五上访”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自从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弘传于世以来，不断遭到中共宣传和政法系统诽谤、打压，同时法轮功学员也在不断善意地向政府讲真相，“四•二五”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延续。目前旅居墨尔本的王女士，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四•二五”之前的天津抓人打人事件，她回忆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一九九九年四月，原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这篇文章有悖事实。我们修炼大法以来，身体出现很大变化，道德水准也提高了，修炼法轮功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考虑到文章一发表，影响特别不好，大家觉得这么好的功法都应该炼。所以在四月二十二日，我们几个熟悉的学员之间一沟通，就决定去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出版社能出个更正，只是觉得他们没了解清楚实际情况。当时谁也没觉得这事跟政府有什么关系，没想着是什么大事。
四月二十三日一早，当我们到了天津教育学院大院，已经有了一些人在那里了，但大家自觉地把车道都让出来，便于别人出行，没有向谁示威的感觉。后来人越来越多，坐了一大院子，但依然是井然有序的，大家很安静，讲话都悄悄的，害怕人声嘈杂，影响了别人，有的大法弟子把地上的杂物捡起来。
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代表进去跟出版社谈判了，希望他们能够更正不实的报导。但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代表出来。
后来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头，先是便衣警察走来走去观望，后来穿着警服的警察把人往外轰，就是清场了。如果有人理论就拳打脚踢地把他往警车上扔。警察撂给我们一句话说，要解决问题上北京去。后来北京的学员了解了这一情况，就自愿去信访办上访了，向政府讲清真相，于是发生了“四•二五”万人聚集在中南海的国务院信访办前请愿事件。”
“四•二五”是正邪全面较量的起点，此后发生的迫害和反迫害迄今已持续了十五年，也给世界上每个人做出良心选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