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的经历
一、遭绑架
我是在2007年4月13日午夜零点10分被本溪市彩屯派出所联合溪湖分局及联防三路人绑架到溪湖分局的。当时家门被撬开一个大洞，领头的警察叫武玉成（曾经在歪头山派出所时迫害我母亲）共有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两女警，像土匪一样闯入，把家里打劫一空，能拿的都拿走了，甚至连小孩储蓄罐的钱也不放过。
当时我损失了三本《转法轮》（有一本手抄本），师父的经文若干，20本《九评》，光碟有《九评》，《风雨天地行》《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等十几盘，一台笔记本电脑、三台佳能打印机、大订书器、切纸刀、MP3音箱两个、一箱A4打印纸和人民币1600元左右（有300元是资料钱）、4000元存折和工资本、身份证等。
恶警直接把我绑架到溪湖分局，我一路讲着真相到了分局。恶人把我两手绑在凳子上，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的教导员一边用饮料瓶砸我的头，一边嘴里不停地发出污秽的语言。还有一个彩屯派出所又矮又黑小眼睛30岁左右的恶警用水泼我的脸，他们又把我女儿，也带到了分局，其中当时一个矮个白脸的副局对下属说：别让那孩子走（我女儿）。女儿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走出黑窝。
第二天他们强迫按手印，我不配合，一年轻恶警一下把我踢倒，我还是不配合，几次之后，只好作罢。又让我填表，我还是不配合，也不报姓名，紧接着恶人又把我们拉到南地红十字会医院体检，我才知道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迫害行动。
我们（其他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在红十字会医院讲真相，体检后我们被强行送往彩北大白楼看守所。刚到看守所大门口，右脚踝骨就突然鼓起一个大包，而且越长越大，有点疼，看守所医生不收，结果办案人怕麻烦，找了她们的头，硬是把我留了下来。就这样我被强行送进了看守所。
二、看守所
一进看守所楼门，他们就强行我们靠墙罚蹲，我不配合，当时恶狱警张国云就命令一群女犯把我按在地上抬到号里大铺上，双脚铐在墙上叫定位。强行我们穿上号服、背监规，我不配合，一直定位了两个星期。当时都是法轮功学员照顾我，后来见到所长我就喊。没办法，恶人就给我打开了。
那时我在的号里有五位法轮功学员，我们就教其他人唱大法歌、背《洪吟》，一批接一批，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都“三退”了，有一个大石桥姓沈的刚学会两套功法，十多天结肠炎就好了。
办案单位每次来我都对他们讲真相，不配合他们所要的，我们整体不接起诉、批捕，甚至不接账单，也有个接的，要求无条件释放，更不承认判刑，集体上诉。
2007年12月25日，本溪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于12月28日强行把我们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
三、惨无人道的“辽宁女监”
到了辽宁女监，我们被分到好几个监区，同修间失去了联系。我当时被分到九监区，第一天就把我关到监舍12号屋，后来才知道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地方。每个监区监舍每层楼都有。
当晚那个邪党的监狱政委（姓房），就来到了12号，问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告诉她是按“真善忍”做人，自古先哲都教人要学仁义礼智信。她伪善地说了一些政府人性化教育，要争取早点回家等等，我严正告诉她：我是被绑架来的，这里根本就不是我该呆的地方。
当时跟我的两个包夹叫杨冬梅（鞍山人，贩毒，无期），当时是九监区大盘，另一个是犯人勤杂，叫沈静超（锦州人，诈骗犯，八年），头两天让我熟悉情况，看监规，我不配合，第三天就开始体罚，不让坐凳子，站着，晚上就蹲着，不让睡觉，上午沈用拖鞋抽我头，下午杨用拳打我脸，后来杨手腕就受伤了。我开始绝食，不让恶人发现，八天滴水未进，后来被一个站岗的犯人发现我倒饭，我当时已全身变紫红色，发热，他们害怕了，又不敢张扬，杨找几个人来强行灌食，随后他们又告警察，强行把我拖到医院，我拒绝吃药，打吊瓶，狱医一看不行让监区换人护理，杨被换走了，但沈还在，她不停地骂，五天之后，我刚刚恢复一点，医院就让监区把我接回了12号，沈又逼我学那些假材料、监规。我对她讲真相，她说她就信邪党，是邪党把她养大的，还是强迫我天天写四书（认罪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我不配合，就天天强迫我坐小板凳，蹲在地上，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开始换人，换了一个一米七多膀大腰粗的姜平，把沈换走了，我不动声色，她安顿好之后，问我：你六年屁点刑期，还不赶紧回家，在这靠什么？明天我替你写份材料报上去，跟我去车间一块干活多好。第二天姜拿来纸和笔，让我认罪伏法，我不配合，她恶狠狠地说：你识相点，政府多重视你，一来就用大盘带你，现在又用我带你（姜当时是车间管生产的犯人头，杀人犯，大连人，黑道杀手，外号黑寡妇。由于她心黑手狠，邪党就用她来迫害大法弟子和管制犯人）。我还不说话。第二天她被找出去，回来时她阴着脸。第三天她就开始强行写“转化书”，我就写真相，她恼羞成怒，开始把我全身浇上凉水，头朝地，手向后背，叫练飞机，衣服干了就接着浇。而且开着窗户冻，当时正是年前三九天，从那天起我再没上过床。
她又拿来一堆材料让我学，我不配合，她就逼一个包夹给我读，她看我不动心，一下从床上跳下来，抓起头发就往墙上撞，打累了就把我摔在地上用脚踢。我警告她这样对待大法弟子会造业的，欠下业债要自己还，你会出不去监狱的。她一听就更怒了，对我又是一顿毒打。一边打一边喊：你不是骨头硬、牙硬吗？比你硬的有的是，你以为你是谁，上边有令，打死你这样的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就像一个工具一样，被邪党摆布，于是我就对她说：其实你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江串通邪党迫害法轮功，却让你们当杀手，把你们当枪使，将来有一天一旦天灭中共，你们不也一样跟着倒霉吗？！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而且迫害元凶江、罗、周、曾、刘等已被告上国际法庭，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师父慈悲，只要你停止做帮凶，相信大法好，师父一定会救度你的，难道你不想早点和家人团聚吗？她凄惨地笑了一下：别在那说好听的，谁能保证我活着回家，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写还是不写！我正言告诉她：我没有罪。她又发疯地抽出皮带（是警察钱蕾从外面带进来的）拼命的抽我，一边打一边骂：你们师父怎么不来救你呀？他都跑到国外去了……
就这样每天最少打两三次，每次都直到打累了为止，我晕过去了就用凉水浇，然后逼我签字，又抓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叫游泳），又把我的手脚用透明胶带缠在一起，嘴封上，怕我喊，然后把我扔在冰里（冰是号子头文连英给冻的，自己躲到隔壁屋里睡觉）。每天逼我签字，我不签就用皮鞋跟踩我的手指脚趾，我的脚被踩烂了流黄水，手肿得不能拿东西，两个小腿和踝骨被她踢的新伤加旧伤，还有一个恶人叫刘春珍，帮她的忙，当时我的脚趾几乎没有知觉。不到一年发现我左腿小腿萎缩，我时常昏迷。
有一天早上监舍的人都出工了，姜平又开始用皮带抽，我求师父：弟子不能再承受了，不管弟子有什么错，也是师父来管我，邪恶不配来管我。只听皮带“咔”一声断了，姜平吓坏了，捡起皮带自言自语：怎么断了呢？我知道那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禁不住哭了，对不起师父，不争气的弟子让你操心了！那时我身体已极度虚弱，我说：你看皮带都断了，我师父在看呢，人在做天在看，你继续不知悔改就要遭报应的。她一听马上指着我喊：“我不怕报，有能耐让你师父来找我呀！”接着又骂了一堆流氓话。我正色道：不许侮辱师父和大法，她又吓了一跳，没想到我还能喊出来，接着她又拿出来四书逼我签字，又强行把我拖到水房，用凉水泼我。当晚姜平就连拉带吐，连喝口饮料都喷出来，整整三天。
我时常昏迷，出现半失忆状态。年底警察把姜平叫出去很久，回来时赶紧叫人给我穿衣服，说要年检了，手铐也打开了，也停止了毒打。二月中旬，我被带到车间强制劳动。
四、变相迫害 超负荷劳动
下到车间的头一天早上直接把我带到警察办公室，当时九监区行政科长李鹤翘和当时管五小队的警察孙X英，坐在那里，李告诉我：这是孙队长、孙干事。我没说话，孙见我不回答，回头指着墙角一排充电的电棍说：你知道这些是干什么的吗？这就是为你们准备的！说着两个人红脸白脸的说了一大堆所谓他们原则的话。
当时一進车间大门，忽然间眼前出现黑乎乎的一片，就像傍晚夜幕降临的感觉，里面的人很小很小，一个个像幽灵一样人影晃动，我当时大脑反应迟钝，呆呆地跟着一个犯人去干活，心里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邪恶在迫害我。”但想不起家人的模样，结果总干错活，恶人刘春珍（车间生产总管犯人）就把凳子踹倒，不让我坐，站着干活。
刘整天骂人，看谁不顺眼就打。当时车间里经常打架，不定哪个小队突然间跳起来就打，当时六分队纸活小队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被恶人安静无缘无故按在地上打（现安静已遭报，放出去二年又被抓去）。我整天拖着虚弱身体麻木的干活，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月。法轮功学员看着我都非常着急，帮我振作起来，身体也随之恢复了很多，很快记起很多事。
这时刘又逼我写所谓的思想汇报，我想起了神志不清时写的东西，于是我写了严正声明：在我被迫害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所有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从此坚信师父坚修大法，加倍弥补对大法造成的损失。刘春珍让我重写。我还写严正声明，她没办法，就交给了孙干事，孙一看气急败坏地撕得粉碎，歇斯底里的喊：“你们有能耐就别进来！”
那时晚上每个人都得干纸活，干到后半夜，当时我被打得便血、肾功能减弱，总去厕所，我一起夜姜就不让我睡觉。有一天晚上姜平又逼我写“思想汇报”，我不配合，她就抓起我的头发撞墙，当晚正好是孙干事值班，她在门外目睹这一切，并未制止。第二天见我头发上是血，才把我们调开。调开之后安稳了些，有时姜平和刘就用活刁难我，有一次叠外贸兜子漏胶了，刘从后面一拳打在我左脸上，当时牙和腮里都出血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抢纸活，中午不让吃饭，我和法轮功学员挨近了一些，刘从后面一脚把我踹倒，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记忆，这样又过了三个月，我连买手纸的钱都没有了，我强烈要求要见家人，当时里面的物价是外面的三倍，直到五月份我见到了女儿和妹妹，我当时已经忘记了她们的模样。我女儿厉声喝问：你们怎么把我妈害成这样？！又拿出手机给我拍照，被李鹤翘强行制止，威胁要没收手机，第一次接见就这样草草结束。
从那月起，家人每月都去见我。到了六月份，有一天我正在干活，有人传消息说八监区打死一名法轮功学员，四十岁左右，他们对家人说自杀。第二天正好下楼卸车，我看到法院检察院的车来了三、四个，听说要解剖尸体，过后还是上报自杀不了了之。
也就在七月，狱政下来所谓的巡回慰问，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记忆恢复，来人点名要见我，她问我：你知道上边很关心你们，派我下来看看，你们一起来的那几个我都见过了，他们都很好，你怎么样，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停了一下，看了李鹤翘一眼，心想：我一定要曝光邪恶。然后我问：“你想听假话还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
“那么我们这样的修炼人在这里有没有活路？”
“当然有，为什么这么说？”
于是我把自己的经历全部揭露出来，那警察记着笔记，李试图阻止我无效，急忙出去打电话找关系。回到车间，孙干事又恶狠狠的连摔带骂对我发了一顿脾气。没过一个星期，孙干事被调到老残监区，换了一个叫邢东来的警察带队，由于曝光了迫害，我相对自由多了，也安排了比较柔和的人在一起。
到了八月，刘因勒索犯人财物被告，调到了三监区，2008年奥运之前，邪恶为了创收从5月到7月，每天晚收工从9点加到下半夜。奥运之后，改到早7点到晚7点，有时候还偷偷的带纸活回监舍，有时星期天偷偷加班，休息时晚上连续叠被型到十点，完不成产值星期天坐板。
到了2009年10月也就是日全食那天，我干错点活，姜平就坐在我桌子上骂了半个小时，我制止无效，拿起打号器（干活的工具）扔出了窗外，说：你听着，劳改队的活不是我应该干的，留着你自己干吧，我不再做劳改队赚钱的机器。于是我开始静坐。第二天监区长武力来找我，谈了两个小时，叫我不要做“另类”我告诉她：强制劳动不是我应该干的。我申请调队，不能和姜平在一起。武力说调队不归她管，归李。于是我天天到李的办公室，只要她一开门我就進去，谁也阻拦不了我。最后没办法把我调到了老残七小队。
带队的小警察叫孙懿晶，一见面就大叫：“你到七小队养老来了，劳改队给你养老的地方了。”我不接话。
这小队有两位法轮功学员，管事犯人叫朱海燕（浙江人，五年，已出监），还有一个地痞无赖叫聂芳，只要给口吃的，什么都能干。于是朱海燕就利用聂想办法找茬，她时常骂或去警察那撒谎、告状，有时无缘无故的打人，有一次因为我不让她往我盆里倒洗脚水，她抓起衣挂就打，正好打在我的左眼下，差点打到眼球，整个眼睛青紫色，十多天才渐渐恢复。有一回骂骂咧咧的不让我们盘腿坐着，举起拳头向法轮功学员打去，腿却因撞在了床角出血，当时就遭了报应，这类事情时常发生。
我在这小队呆到2011年春，纸活下马，小队解体，把我们分到各个小队流水线做服装，我当时分到四小队（后变成六小队）带队警察叫刘秀娟，今年50岁，是个老带队的，第三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油桃和李子，说：你知道这是谁给的吗？这是你们人给的，她在营口，现在生活的很好，在我队呆过三年，刚来时不认罪，不吃这里的饭，后来有病了，想吃什么我就从家里给带，后来她感动了，减刑回家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来给我送来两箱，这是她家自产的，代表她一份感恩的心，今年正好你赶上了，这是留给你的。
我首先谢谢她的心意，然后我告诉她我不能接受，我不是很随便接受任何人礼物的人，何况在这里，而且这个人不再是修炼人，也不代表我们。
她很尴尬，觉得没面子，于是说：“我找你还有一件事，你还有一个减刑的机会，能减一年，你好好想想，有没有这个打算。”
我坦言地笑了笑说：“谢谢你，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不管怎样我会堂堂正正的走出这个大门，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我们，也应该好好想想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我们，还有这么多人不放弃，因为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宇宙大法，我们是捍卫宇宙真理。”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
她愣了片刻，说：“你回不去说什么都没用，我挣共产党的钱，吃共产党的饭，就得为它办事。我对不起谁都得对得起共产党。”说完一改之前的态度，冷着脸说：“你好好想想吧。”
接着她安排了这个小队最靠近政府的张勇玲和我在一起，当时是四小队执行员，为了讨好政府，她甚至每天晚上不睡觉看着我，到政府面前撒谎、告状、造谣，说我不服从管理，刘最喜欢这种人，我每天生活在这个谎言的环境里，在七小队还多少干点活，为的是能随便走动，到了四小队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平时一天只许去两次厕所，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我身体根本就不行，而且跟着我的两个人都抢活，都有定额，没时间陪我去，于是他们更想尽办法刁难我，我强烈申请换人，而且我自己走，不再迁就恶人，刘开始害怕了，就调了褚秀英和岳秀君，给她们施压。
我开始不戴牌、不做操、不参加强制劳动、星期天加班不出工。
有一天，岳褚两个人偷偷的说：12号屋里藏了两个人。我才知道60多岁的老学员孙中琴在里面，她刚来时曾被孟宪秋（大连人诈骗犯十三年）强行转化，身体多处带伤，这次又被管事犯人张丽拉到厕所里打，然后送到12号屋，还是让孟打，于是暗求师父加持，第二天早上出工，师父把最前面靠门卫的位置留给了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等到监舍门口点数时，我立刻站到窗前喊：“请值班队长明察，监舍里藏人、打人、免得你们日后受牵连！”话音刚落，一下就上来两个犯人强行把我拉回到队里，当时正好是监区长武力班，第二天就把学员和另一个犯人放了回来。
2012年过完新年2月8日，晚上收工，褚从我背后举手便打，砸在我头上，当时正好对着摄像头，我回头高喊：“褚打人了!”她又冲了过来，我也迎了上去，很多人过来拉，一个小警察过来说：“明天找自己队长解决去。”第二天我找到了姓史的带队警察，她口口声声就说我撒谎，我又找到刘秀娟，告诉她就在摄像头下，可以调监控，她冷着脸说：你不干活，怎么就你事多。我问：那么随便打人是谁给的权利，难道是你允许的吗？她不说话，我继续要求调行动组（监狱里必须三个人一起走），刘不许，还停了我的帐，不许买东西，褚岳两人更变本加厉，于是我开始绝食，刘害怕了，从家里做饭给我，假惺惺地说：都要回家了有什么想不开的，但行动组不能换。
就这样我滴水未進第六天，他们把我拖到医院强行打吊瓶，双手铐在床边，褚借机在医院里煽动造谣，五天之后又回到了监区，我依然不干活，那时伙房锅炉总坏，外面又涨水，阴雨连绵，不通车，经常出现吃不饱的现象，褚岳就开始偷，开始偷饭菜，后来偷个人东西。
又开始绝食（这次是偷偷的绝食），第五天被她们发现了，第九天我倒在车间里时，又被她们送進医院，强行把我手铐在床边，挂吊瓶，每天大小九瓶，我依然拒绝吃饭，监区派两个人倒班看我，第四天时我发现药打進去，小便失禁，到了晚上，我听医务犯吴冬红和一个站岗的犯人说：“她不想死吗，我成全她，我让她不出一个礼拜就抬出去，每天给她加500~1000ml水，让她身体涉水过量，一个星期之后内脏全部衰竭。”于是她讲了很多医学知识。
第二天，我要见监区长，监区长没来，刘秀娟来了，我告诉她真相，她恶狠狠的指着我说：“你撒谎!医务犯的药都是医生下的，哪来多余的！”我告诉她是从别人那挪过来的。我不再说话。第三天打针时，我全力拒绝，吴扎了二十多针也没找到血管（吴和另一个医务犯倒班）。
两个星期之后，恶人开始强制灌食迫害。我的家人全力要见面，妹妹警告刘“你听着，姐姐在家一点病没有，如果有三长两短，我让你们脱了这身警皮！”当时刘吓得直哆嗦，回到医院脸色还发青。
第二天刘极力申请给我外诊，我不配合，武力骗我说：你就去走走形式，我和你妹妹商量好了，我们全力把你办出去。我当时要求见家人，当时已是2012年10月，我起了着急回家的心，决定和他们出去。当时我以为外诊就能见到家人，结果只有五个警察陪我，女监外诊都在四九医院（交通医院） ，身体做了全面检查，血不到4g，低价低糖到了极限，所有的微量元素全部不合格，抽血化验找不到血管，是从动脉抽的，(当时我求师父把血管扎上）强行挂吊瓶，到了第四天还没动静，我质问副监区长张凯：为什么还不放我回家，不说三两天就完事了吗？张说正在办。我说我必须回去。于是她们又把我带回，回去之后他们马上通知家属送钱，女儿和妹妹来了，强行交了3600元，我强烈要见武力，没来，他们推说正在开十八大，暂时办不了，我知道一切都是骗局，最后九监区一个警察都不露面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刘来了，我说我要见武力，我要回家，希望作为一个监区长她不要忘了她的承诺。结果又杳无音讯，就这样拖到年底，在医院里几天一检查，整天人心惶惶，我开始稍微吃点馒头，一直维持到回家。
后记：
姜平已在2012年被告調到三监区，而且头上有三个瘤经常头疼、腰间盘突出、心脏病、高血压。杨冬梅双腿犯病时走路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