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五常市李秀英自述遭冤狱迫害经历
我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和所有炼功人一样，很偶然的机会走入了修炼。人活在世上都会生病，有烦恼，通过修炼，我的身体好了，心灵发生了改变。
修炼是在生活中，一切环境中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实修自己，要善心对待任何人和事，做事为别人着想，发生矛盾都要找自己的过错，矛盾瞬间平复了。法轮功是一个和平、与世无争，提升人的道德的修炼大法，只要按书中说的归正人心，做个更好的人就会得到精神和身体彻底的净化。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我去北京上访，证实法轮大法好。在天安门广场被两名女警拽到警车上，送到北京办事处，在那里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男女都有，非常的祥和。后来被劫持到五常驻京办，我非常坦然的给驻京办的人讲真相，绝食了九天，被遣送回五常，关进五常第二看守所，警察问我炼不炼，我说“自修”，被罚款三千元钱后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我和阿城法轮功学员范国晨、刘卫等人从阿城到尚志发真相资料，被尚志公安局姓梁的大队长，姓马的警察，绑架到尚志第一看守所，在里面吃的是窝窝头，冻白菜，菜里面还有砂子，有一天我身体像着火一样，一边哭一边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把警察都喊了过来，他们还嘲笑我。第二天晚四点多钟，警察叫名字说李秀英出来，我非常惊喜的回了家。
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尚志姓梁的和姓马的警察说上次我的案子不清楚，诱骗了我，又被骗回第一看守所，之后转到尚志第二看守所，二零零三年被法院诬判七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过着非人的生活，一进监狱阴森森的不见天日，因有怕心，顾虑心，第一天就在三书上签了字，表面是签了，是怕被迫害，结果被加重迫害，姓徐的、姓姚的大队长动不动就找我，罚蹲，拿大本子拍脑袋。有一次正罚蹲，一名王大队长说把人交给我吧，我来处理，她跟我说，第一天你就签名了，你有怕心我没往上交，锁在我办公桌里，把三书交给了我，说你把它扯了吧，扔到垃圾桶里。我含着眼泪说：谢谢。没被打一下就返回了宿舍。
一次有个叫小英的犯人拿着诽谤大法的书给大家念，我说不要诽谤我师父，小英就打我嘴巴，把牙打出了血，脸都肿了。后来家里人来接见，徐井华还说谎说我不见，跟我家里人说了谎话。后来我被送到老八监区，看到在走廊坐着法轮功学员满身都是伤，我想我是修炼人，迫害她就等于迫害我，先声明我们不是犯人，不穿囚服，不出工，犯人薛莹就拖我强制出工，把我的后背拖得血肉模糊。衣服和裤子都拽坏了，我就跟她讲真相：要是你妈妈修大法，你也这么迫害她吗？后来她就不迫害我了，收敛了很多。因为善待她，后来一见我就不好意思的笑，说“老李太太你真好。”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与610特务组织狼狈为奸，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在严寒的冬天，恶警指使犯人强行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棉衣扒光，只让穿内衣，把窗户打开，上绑绳把我和另两个法轮功学员绑在一起，坐在水泥地上，就这样残酷的迫害了一个多月。迫害最厉害的是，用牛皮带把我和一名叫杨晓琳的法轮功学员的腰和手固定后绑在铁床上，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恶警杨华指使犯人念诽谤大法师父、诽谤大法的邪书，我大声背诵师父的《论语》，杨华就指使犯人用胶带封我的嘴；我继续背，七、八个犯人连拉带拽，犯人冯微用一寸多宽的胶带从后脑勺到嘴巴缠了好几道，致使我的牙齿松动，胶带拿下时，当时就掉了两颗牙，满嘴是血。站了一天，腿脚都浮肿，恶警用这种残酷的手段连续迫害了半个月，在那惨无人道的环境里，我不知昏死了多少回（被折磨的子宫流血，说昏过去就昏过去），家住哈尔滨市的杜景兰（不到60岁） 、海伦的王芳才三十多岁，灌食灌到咳嗽不止，恶党人员将她送到家不到三天就死了。
 酷刑演示：用胶带封嘴 |
因为我坚决不“转化”，狱警指使七、八个犯人把我拖到办公室毒打，再一次用胶带封嘴，几个犯人把我拖倒在地，赵丽梅骑在我身上封嘴，致使我的脸受伤。她们把我抬上推车，绑上后推到十一监区，抬上四楼把封嘴的胶带拿掉后，我口中鲜血直流，牙又掉了两颗。十一监区的两个队长姓王和姓陶。到十一监区，每天七八个人围成一圈，盗用佛教、基督教的教义来乱人的思维，用已“转化”的人谈他们的体会，逼迫我“转化”；用情往下拖我，白天黑夜的不让睡觉，折磨的精疲力竭、头脑发昏发胀，并监控着我的行动。
二零零六年杨华大队长指使犯人叫冯微和姓刘的犯人，这两个犯人又高又大，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用皮带把我捆在床头上，用胶带缠我的嘴，我不服从，他们就用拳头打我的脸，等胶带撕下来，牙掉下来两颗。就这样迫害我好几次。我现在的牙就剩下了三个。
二零零七年我又被强制送到十一监区，他们用邪悟人员迫害大法学员，强制转化，修大法做好人往哪转呢？她们就用佛教、基督教的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七八个人他们轮班看管。他们认为转化的人，把我又送到四监区，让我跳舞唱歌。反正不让学法，后来又被返回十一监区。因长期在监狱里迫害，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们就强制我检查身体，让我的家属拿两千元钱，他们说我有这个病那个病的，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日我被释放回家。
因长期在监狱遭受非法迫害，家里的亲人没人照顾，我的丈夫得了精神病，看到我就是傻笑。大儿子因精神压力大得了忧郁症，跑了三年，啥也不能干，因没有钱给他治病，就借钱治病，两次去哈尔滨精神病院花了六万多元钱，现在三十九岁了还没有成家。我陪丈夫一年多，因他精神病复发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离家出走，死在了路上，让路警看见了把他尸体送到了火葬场收留。家里的亲人不知下落，找了八天才知道噩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