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玉和丈夫刘亚林以及三个女儿(大女儿刘春燕,二女儿刘春梅,三女儿刘佳利)都修炼法轮功。在过去16年来,一家人屡遭迫害。刘亚林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后来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重庆市永川监狱遭受折磨。
以下是王召玉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
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患有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整天耳朵嗡嗡声不断,闹得整晚都睡不着觉。手脚麻木,僵硬,经常头昏。修炼后,短短几个月,不知不觉我的病全好了,我终于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2001年10月3日,我的三个女儿(大女儿刘春燕,二女儿刘春梅,三女儿刘佳利)在九龙坡区杨家坪动物园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遭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绑架,我和我的小外孙也一同被绑架到杨家坪派出所,当时小外孙才6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绑架,小孩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仅是他,连我也被吓坏了,而此时,我的老伴刘亚林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正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我既揪心三个女儿的安危,也不知怎样去安抚受惊吓的外孙,又同时牵挂被关押在西山坪的老伴,当时觉得整个天都快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外孙在当天12点回到了家。紧接着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到我家进行非法野蛮的抄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和钱财。从此我和小外孙整日担惊害怕,孩子想念妈妈,夜里常常无故惊醒,可却从不在我面前流泪,我的心倍感心酸,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因为三个女儿都被非法关押,全家赖以生存的通信店被迫关闭,老伴的工资被停发,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这期间也见不到老伴和女儿们,我的身心备受煎熬。尽管如此,大渡口610的警察还时时上门来威逼利诱我:“只要您‘揭批’法轮功,给您录个相,放到电视上面去,马上就放您的三个女儿回家,否则就要关她们不知道多少年……”
我想起了大法,想起了师父,我的亲人们都没有错,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教了我们做好人的道理,更没有错。他们是为了让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真相才被迫害。我们一家人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我怎么能昧着良心骂大法呢?我不再消沉,正视眼前暂时的困难。同修们默默的关心,亲朋的照顾,明白真相的邻居的鼓励,伴随着我走过那段艰难的时间。熟悉我们一家人的与人讲:我每次从这家门前路过,都忍不住要掉泪,这么好的一家人,又没做错事,五个就被抓走了四个,这是个什么世道哟?我老伴在邻居和单位同事中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三个女儿各自自谋职业,由于有大法法理指导,不论是在生意上和生活上都行的端,走的正,认识我们一家的人无不称道。
半年多以后,老伴刘亚林从西山坪劳教所回来了,可这时的他又黑又瘦,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满口牙齿被打掉六颗,耳朵也聋了。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几个月时间就恢复了。2002年9月28日,大女儿和二女儿被关押了一年回来了(两人均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三年),三女儿被非法判刑三年,继续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关押。
回来后,我们一家仍然遭到重庆市大渡口区“610”警察的监视、跟踪和不定期的上门骚扰,严重干扰了我们一家大小的正常生活。
2005年9月底,重庆市公安分局大渡口区“610”警察刘光静等人再次到我家里抄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我的老伴刘亚林和二女儿刘春梅再次被非法拘留10天,至今没有告知被拘留的任何理由,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
2007年6月1日,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的人抢走我老伴刘亚林身上的钥匙,强行闯入我家,抢走了大法书籍,资料,师父法像和现金至少5000多元。大渡口公安分局的刘光静等人把我绑架到了春晖派出所,直到下午很晚才放我回到家。
我的老伴刘亚林这次被绑架到了大渡口看守所,一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判3年零6个月,2008年5月28日被投入重庆市永川监狱。
在永川监狱,刘亚林受尽各种折磨,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费明彦(下肢残疾者)被强迫干重体边劳动,担抬转运煤块,而且还安排两名年轻体壮的犯人监视看管他们,当时老伴的血压高至180以上,医生和其他旁观者都议论“那么多的年轻人不用,却安排一个60多岁的并还有高血压的老人和一个残疾人干重活!”随后老伴的血压越来越高,病情严重,才于2009年4月不得不送监狱医院。监狱医院给他强行用药,入院50多天后不但没治好病,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血压高至240并多次出现险情。我提出让他保外就医被拒。就这样刘亚林在监狱医院延误了一年多,在此期间身体多次出现险情,监狱医院才同意保外就医,于2010年6月份走出监狱。
2011年6月,二女儿在上班途中,被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村派出所的张部长等人绑架,后被送入位于重庆市铁山坪的洗脑班,并派八桥村社区干部付强、周永琴和一位姓兰的退休女教师负责在洗脑班做她的转化工作。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