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做着救人的事充实而快活
发、贴真相揭露迫害
自“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邪恶迫害不断升级，全社会都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为了叫世人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揭露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的污蔑、抹黑等谎言，我与同修们开始了讲真相。
我们就自制各种真相资料，有期刊、小册子和各种单页，搭配好，每周都是几百份，还有不干胶帖子。几乎每天晚上出去发、贴，选居民区、商业区人多、车多的地方发。到小区去发，与同修合计好，划片发，尽量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经常这边发，那边人就在车上看。有时往车上扔，正好被人接着。一天晚上与同修到一大商场地下停车场一次发了一百六、七十份材料。又一次到政府小区停车场发，被一个女的看见，她就跟着看，我想她看不见，结果她什么也没看见，我发完就走了。一次大年初二晚上，天很冷，我往一辆豪华车上放材料，正好被大酒店里走出来的人看见了，说：“你在那弄么？你弄的什么？你包里装的什么东西？”说着走过去看车上有什么，我说：“大过年的，保个平安吧”。他转过身来笑眯眯的。
迫害早期，没有不干胶，我就用笔直接往墙上写。一次在一个公共场所的台阶边写，写着写着，发现眼前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是一个保安，问我：“大姨，你写什么？”“你自己看。”看完他就走了。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晚上我出去贴了二百多份，周围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后来居委会主任找我儿媳妇，说“你婆婆老出去到处贴，说说她，别再让她出去贴”。我对儿媳说：“你叫她直接找我。”媳妇无奈的笑了。以后出去发现是有个女的在远处看我，有一次在楼下一转身她在后面跟着，我估计是她，是我们这片扫卫生的，我就热情的和她说话。以后再没发现她跟踪，也没人找过我。
也有做的不好的时候。那是二零一二年春，有一天上午，我们三人到一景点施工工地发真相资料，那里民工很多。我背了一大兜子材料，打工的都要，我们边发边劝三退，转了一圈，材料发完了，劝退了七、八十个人。还有些人没得到材料，我高兴的又回家取资料。回到工地，过来一个象是小头头的人，跟我要材料，我给了他一份，他马上翻脸说要告我，给钱就不告。我说没钱。他看我的包敞的口，就过来抢着翻，结果把一匝真相币抢去啦，有二百多元。后来我悟到，是因为刚才发的材料多，劝退的人数也多，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所以必须时时保持正念，不给邪恶可乘之机。
广传《九评》多救人
为了快救人、多救人，在二零零六年，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开始只学会打印，由同修下载转给我，这样可以解决自己所需的真相材料，减轻同修的压力。
《九评》问世后，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共的邪恶，破除党文化对中国人的谎言毒害，進一步揭露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在发放真相材料的同时，又加上了传《九评》这个内容。从二零零九年开始，我与同修三人结伴，到市区周边的农贸集市上讲真相，因为天天有集，除了特殊情况，我们是逢集必赶。她们俩人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就是发真相传《九评》、发真相光盘和神韵。每集背着一个包儿，再提着一个包儿。有的集远，要坐一个多钟头的公交车。晚上回来还要准备第二天的材料。到大集上发真相，我做了三年多。近几年，主要在市区内发放真相。几年来，发放的真相材料无数，仅《九评》就传了数千本。
我发放真相，很少有怕心。每次出发前，我就想着我要去救人，兑现誓约，完成助师正法的责任和使命。由于正念足，几年来做的都很平稳。有一次，我在集上发真相时，看到一个人在远处盯着我，我也不在乎。当我刚发完，他来到我跟前，问我：“你发的是法轮功吗？”“是！”“你一天挣多少钱？（东西）从哪来的？”“不挣钱，是我们拿自己的钱做的。”接着我就给他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最后他明白了。他也讲中共当官的腐败，无官不贪，老百姓遭殃。他告诉我他是党员，还告诉我姓儿，退了党，还帮他妻子退了团。
有一次在集上当面发给一个卖布的真相材料，顺便给他讲了真相，并作了三退。他拿着真相材料和护身符，又问：“你没有挺厚的那本吗？”我知道他指的是《九评》，告诉他没有了，我又去找那俩同修，她们也发完了。我过来告诉他等下集捎给他。结果下一集有事我没去，又等了一集我一去就先送给他，他高兴的说：“谢谢！你们法轮功的人真守信用。”一次，我在街道路边发《九评》，在一小店门口有停车，我就往摩托车车把上挂了一本，刚挂上，车主人就从屋里出来了，顺手就拿去了，又马上揭开包装，看到是《九评》，立即装包儿里，赶着车离开了。
面对面劝三退
二零零五年后，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起初是在亲朋好友中讲，在同事中讲，再扩展到社会上去讲，只要有机会就讲，一般一讲大多数都退。
我男亲家（媳妇娘家）是个处级干部，迫害开始时，跟电视里一个调儿，他一次竟跟我孙女说：“你回去告诉你爷爷（处级，去世）跟你奶奶离婚，她反对××党。”我不理会他这些，只要一见面，我就跟他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揭露江泽民的卑鄙无耻；只要一有新的真相材料，我就叫我儿媳妇或孙女捎给他看。《九评》一出来，我就先第一个送给他看。一段时间后，发现他慢慢有了变化，对中共邪恶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也能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二零零九年八月，在我孙女十八岁的生日宴会上，我把到场的十五个人都劝三退了，我这个男亲家是最后一个也退出了邪党组织。在去年中秋午宴上，亲家母端起酒杯，站起来与我碰杯，说“法轮大法好！”接着全场都站起来举杯，大家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现在在我们的家庭聚会上，“法轮大法好”已经成了当然的祝酒词。
在退休前，因工作关系，我认识好多街道、办事处的人，相处的关系都比较好。他们大多也退休了，平时大家很少见面。有一位好友远在他乡，几乎每年回来探亲，与朋友聚会。她与办事处那些人相处的也很好，这样一来自然提供了大家见面的机会。本来我是不愿意吃请的，一想到讲真相救人，我就欣然参加。开始是一个一个单独讲，慢慢退的多了，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也会相互影响。每次聚会前，我都会精心准备有针对性的真相材料、神韵、《九评》等内容，都很受欢迎，几年来，先后已有八位书记主任退出了邪党组织。平时有新的材料我经常送给他们看，有时他们也自己找上门来要。去聚会的有一位原居委会的女书记，她在岗时参与迫害本单位一位大法弟子，开始我给讲真相，她们不听，她与几个书记、主任当时还想转化我，经我多次去讲，她们逐渐明白了这场迫害的荒唐，特别看了《九评》，对中共的本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不再助纣为虐。二零零七年，一次她打电话（家人接的），让转告我，他全家五口（她老头、儿子、媳妇、孙子）都同意三退。此后每年大年初一，她给我打电话拜年，张口就说：“法轮大法好！”她的糖尿病（迫害同事以后得的）现在也好了。还有一位女主任，当时是参与迫害的主要帮凶，经多次讲真相，也明白真相知道错了，在聚会时也作了三退，还给她老头也退了。
浴池是我讲真相的一个好去处。我基本每周到浴池洗一次澡，为了接触更多的人，我就几个浴池轮换着去洗。为了讲真相，经常主动给人搓澡。洗澡时也经常有人说我皮肤好，净白，人又年轻，这时我就告诉她：“我是炼法轮功炼的，身体好，没有病，其实我都七十多啦！”这样一说，周围的人就会投来惊异的眼神，问这问那，接着我就给她们讲法轮大法如何好，中共邪恶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如何造假，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利没有人性，讲贵州“藏字石”是天意，天要灭中共，赶快“三退”保平安。听了这些，一般都退。早期我每次洗澡都能劝退一、二十人，近期一般每次劝退不到十人。零九年冬，在浴池碰到了当初一起共事的公社张书记，简单的叙旧后，我就给她讲了真相，她很快就听明白了，痛快的退出了邪党。
修去隐藏的怕心
十几年来，讲真相中我很少有怕心，但在家中怕心一直突破不了，特别是我自己能打印材料后，老怕儿女知道会害怕，为我担心。而我需要的材料又比较多，打印时间比较长。在这一点上，我不是从法上认识，给他们讲透真相，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一味的回避，完全用了人念，结果就出现了“尴尬”场面。一天上午，我估计白天没人回家，就开始打印材料。一会儿儿子突然开门進来了，一看这场面，既惊又怕的说：“哎呀妈！你在弄什么？”我赶紧起来，说：“儿呀，看见就看见了，你不要说。”“我说什么啦？我还能去告诉别人吗？……”“我这是在救人，共产党杀那么多人，太坏了！”“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我小叔是个大好人，就是被共产党整死的。”他不说了，到另屋去了。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过了一会儿，他态度好了。以后在一次聚会上，他主动向亲友介绍我修大法后身体的巨大变化。
经历了这一次“突发”场面后，我并没有从法上认识，所以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那是前不多日子的一个下午，我又想不会有人回来，就又坐在卧室地板上开始打印，一会儿媳妇开门進来啦。当我听到笑声转过头来，她已经站在厅中间笑，我赶紧站起来，看着媳妇“呵呵呵呵”的笑，我也随着 “呵呵”的笑，那一瞬间，不知说什么，挺尴尬的问：“你怎么有空儿回来？”“我回来找件衣服。”说着到她屋去了，一会儿跟我打招呼走了。
过后我悟到，是因为我这方面还有怕心，老不悟，老不去，师父就巧妙的给我安排了这个场面。我认识到，为了他们好，我在家里也应该做到堂堂正正的做大法的事。
师父在几次讲法中都要求弟子做到“修炼如初”，在正法修炼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会更加珍惜机缘，做好应该做的，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我第一次给法会投稿，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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