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果出来之前,文革大批判式的论调就甚嚣尘上,很多人害怕私下言论被政治化,发出了“远离恐惧的自由”被践踏的担忧,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再次领教了文革式的政治淫威。事实上,因言获罪一直都存在,就说明人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远离恐惧的自由”。即使是在私人领域,恐惧也没有停止过它的侵蚀,甚至在人的内心深处,也驻留了“恐惧”的雾霾。
这些年来,稍稍留心,就不难感受到《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惧,只不过“老大哥”与时俱进,将电子屏幕换成了隐蔽的形形色色的监控系统——世界上最庞大的金盾工程、最众多的网络警察、最密集的监视器和监听设备,甚至随身携带的手机,都成了便捷的监听器,随时随地上演着新一版的《窃听风暴》,加上最严苛的审核制度,这一切,纤介不漏的审视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打造出了有史以来最森严的铁桶式的高压社会。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都被这种无所不在又挥之不去的恐惧笼罩着、侵蚀着。
明白人知道,人们对中共的“政治正确”是内心恐惧中共最真实的再现。从人们下意识的政治自律,自我催眠不要碰触政治高压线,自觉与党保持一致,就可以知道“恐惧”已经深入了人们的大脑神经元中,而这种恐惧最容易在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上被显影。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人人被逼迫着表态过关,文革再现的恐惧从那时起深入骨髓,至今还在发酵。在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持之以恒地讲述了十几年真相的今天,仍然有人拒绝真相就是证明。这些人重复着中共的论调,认为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行为是参与了政治。在他们的头脑中,参与政治是一件可怕的忤逆之罪,是活该受到严惩的中共敌人。然而政治既不是中共的专利,也不该是扣在人头上的帽子,更不该是随意打人的棍子,因为人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何况法轮功无心于政治,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和政治纲领。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也只是在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把人们从中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和道理人们却辨识不清,只能说,“恐惧”已使人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这次事件中也可看到,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和外界恐怖的氛围相互呼应,如一边是文革式的大批判,一边是人们普遍对那位将视频上传的所谓告密者的诛伐,声讨其行为摧毁了这个社会的基本信任。然而告密行为固然可恶,滋养告密文化的却是中共邪党。试想一下,如果是在一个开明的社会,这样的视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令人会心一笑,算不得什么大事。在民主化国家,调侃政党和领袖人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是大众娱乐的方式之一。那么即使再阴暗的心理,也达不到告密整治人的目的。而只有在极权恐怖社会,才有告密者成事的土壤。所以,实施恐怖政治的中共才是终极祸首,才是更应该被谴责的对象。
况且,中共还是告密文化的推行者。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互相揭发,剿灭亲人、师生、同事、朋友之间的正常人伦,导致整个社会人伦尽失、告密成风。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更是大开告密之风,引诱人干出各种不齿的勾当。如各地公安公然以赏金鼓励告密,动辄开出千元计的奖赏;监狱则以减刑作诱饵。中共以政治之名挑起群众斗群众,以金钱激励小丑式的病态人格的做法,就是在系统摧毁人的良知和道德,摧毁社会的基本信任体系,造就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一些人在诛伐告密者之余,却看不到中共的邪恶,正说明,“恐惧”使人养成了自保的恶习的同时,也导致了心智的迷失。
虽然恐惧无所不在,政治正确却会使人生出拥有自由的错觉,因为人们不去碰触禁区,甚至有意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想中共所想,说中共所说,即使在私人空间,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长期的历练,打磨出了一个迎合中共的虚假的自我,由此获得拥有自由的假相。也有人认为,这些年中共放开了某些领域,有了一部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便是有了言论自由。直到这次一个貌似偶然的事件发生,海市蜃楼瞬间幻灭,人们才猝然生出不自由的恐慌。
其实,真正害怕的应该说是中共。对民众言论自由的打压,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为的迫害,正说明它对事实真相的恐惧。中共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政权,一切真相都可以撕裂它的伪装,将它的假恶暴展露无遗,所以一切真相也必然成为它的梦魇。正因此,不遗余力扼杀真相,严酷打压寻求真理的人,借以维持高压恐惧,就成为它的常态。
所以人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真正制造恐惧的祸首就是中共。只要任由中共盘踞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人们“远离恐惧的自由”就是奢望。然而并非没有出路,神明已经给人指出了远离恐惧的方法,那就是勇于倾听真相,声明退出中共,从内心剔除中共邪灵的毒素,升起人的浩然正气,这样就能摆脱恐惧侵扰,获得自由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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