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建三江青龙山黑监狱的解体
作为最后走出洗脑班的我，在这一天就要到来的时候，感慨良多！往事历历在目。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四年冤狱期满，之后的五个月时间中，两次被绑架至黑龙江农垦总局黑监狱——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洗脑班，共计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并最终见证了青龙山洗脑班的解体。
解体前的危机 （风雨飘摇的洗脑班）
受害者本人、家属和聘请的正义律师的两次控告和喊话，让青龙山洗脑班危机四伏。内部因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同时控告也使它的上级注意到了洗脑班的不合法性，开始追查。有一天，我听到房跃春在走廊里接一个电话说：“查我？查我就不能干活（指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那时我就知道上面可能要查洗脑班的经济问题。
受害人、家属、律师的第三次喊话又使洗脑班雪上加霜。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青龙山洗脑班副主任陶华进到拘禁我的房间来，说：律师又来喊话了。我当时没相信，以为她随口编的，来试探虚实。因为这是洗脑班常用的手法，况且我们在里面一点没听到声音。
过了一会儿，陶华又进来说：让韩淑娟跟她出去一下，驱走律师和家属。这时我才确定了律师真的来喊话了。同时也感觉到洗脑班里面的气氛很紧张，不敢开灯。吃饭时间过了，也没有开饭。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七点多钟吧，让我们去吃饭，走廊里一片黑暗，透过玻璃大门，隐约能看到外面站了一些人，但看不清。
吃饭的时候，洗脑班主任房跃春接了个电话，回答大约是这样的：谢谢领导的关心，我们在吃饭呢。大约晚上八点多，建三江管局政法委副书记陈天明带着干事常青松、青龙山的公安局长进到拘禁我的房间，说看看我们的状态。期间，常青松说：我们早就来了，在前面吃的方便面（应该是指青龙山公安局）。后来就听说有警察的车去跟踪律师和家属了。
第二天早上，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早，房跃春说：昨晚追到佳木斯，把律师抓起来了。
后来又听说来喊话的人都被抓了。陶华说丁忠野（我丈夫）也来了，其中一个律师就是他请的，并说，她没有和上面汇报看到丁忠野了。
接下来就传闻不一了，但是我最终能确认的是有很多律师和公民在营救。因为陶华把电脑里的一张“烛光守夜图”给我看了，我当时就被律师们的那种真诚感动了。后来有几天就听到警察训练的喊号声，据陶华说，好多农场的警察都抽调上来了，训练呢，说律师和恐怖组织有关系，还说和民运有关系，一时间洗脑班人心惶惶，大门紧锁。传闻铁道部下令，不售去往建三江的车票，说全国各地来的人很多。后来几天，房跃春说：“没事了，还有来的，就是照张像就走了（意思是不在那守着了）。”说着好象松了口气。还说：“我不害怕，那些当官的害怕……”
渐渐被抛弃的命运
事件影响范围在扩大，洗脑班成员人人自危，不知道是否会被处分。
一天 ，洗脑班大搞卫生，说是接待北京的领导。而且在请人加班拼接洗脑班的纪录片子，据说那个片子中有原农垦总局已经落马的政法委书记李涛的画面，要删掉，从新剪接。
后来来了很多人，不久，一个戴着厚厚的高度近视镜的人来了，大约四十岁左右，据说是北京来的贾局长。说的话很中性，对石孟昌和韩淑娟说：“你弟弟不理解，还请律师了，说是你们在这里受酷刑虐待。”但他没说石孟文和律师已经被绑架的事。由于陶华介绍我时说是蒋老师，贾姓局长就把我认为是帮教了，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都是做好事！”我啼笑皆非。
那位局长走后，房跃春说：没说“转化”错，只是说不能酷刑。我知道他们自己已经不确定做的是正确的了，担心挨批评。
还有就是我知道洗脑班已经不被他的上级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在石孟昌夫妇走后的当晚，又来了一群人，后来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知道是常青松领来的。只知道其中一位近六十岁的人是省公安厅杨波的领导，因他对我说：“杨波是因为对法轮功了解的多，《转法轮》都能背下来，我们才把他提起来的。”
其中一个黄姓处长（据他自己说他是搞宣传的）喝酒时说：这是咱们省的最大的反邪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头子。他们称他“国主任”。房跃春对国姓主任说：“领导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知道洗脑班已经没有底气了！但那位主任却反应很淡。
解体前的挣扎
建三江事件刚发生几天后，建三江公安局国保大队于文波和省公安厅的杨波来到洗脑班，在青龙山待了一天。上午非正式的说了些关于法轮功的话题，下午便把我、石孟昌和韩淑娟叫到所谓的会议室谈话，好象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东西，问了石孟昌夫妇认识外地同修的一些情况。但走的时候，却要求我写一篇东西，杨波特别强调说，要很中性的那种。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我当时揣测一方面可能是用来辟谣；另一方面就是想通过我写的东西，判断我在这件事情中能被利用的程度吧。
果然，大约是四月五日（或是六日）那天，我心里计算那天应该是“建三江事件”中被绑架的同修和律师行政拘留释放的前一天。杨波和顾松海来到洗脑班，房跃春说，他们要跟我核实一个问题，用不到十分钟就完事。接着就是一系列的问话，主要是二零一四年元月去农垦总局检察院控告的情况。当我说两件事无关时，杨波说，如果没有那次控告，就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
说若我不配合，就要追究我丈夫的刑事责任。我回答：如果你认为丁忠野触犯了法律，你就去找他，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丈夫而去捏造事实陷害他人。顾松海说：若是我们出事，你肯定不会这样的！意思是我在袒护律师和同修。我说：都一样，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好！
但是杨波还是不肯放弃，拿出一些同修的录像和照片问我来龙去脉，我说不知道。期间他指着于松江的录像对顾松海说：“这是新做的，他们（可能指律师）还整呢！”
一直到晚上吃过饭他们要走的时候，杨波到房间来跟我说：你家忠野先生应该领我一个情，看在你的面子上，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在这之前他还说为我省了一万元，还没等丁忠野（我丈夫）和律师签合同呢，就把律师抓起来了。
日益危机，即将灭亡的洗脑班
杨波和顾松海从那天走后就再没有消息了。后来的一天，又打扫卫生，说是农垦总局的什么人要来，过程中青龙山农场政法委书记张碧岩和一个人来了，我知道他们是来铺垫的，他们和房跃春在小会议室说话，见到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只隐约听到说是怎么应对查账的事。
接着农垦总局真的来人了，青龙山农场刚刚上任的场长何安全陪着一位穿着军装的人来了。有的说他是继李涛后新任的政法委书记，也有说不是。但是因他的肩牌是师级的，我能确认他是农垦总局的，农垦属军队建制，总局的级别是师级，管局的级别是团级。他没说什么，看到我和何安全熟悉，就说了句：“都这么熟，就别给添麻烦了。”因在何安全上任之前，忘记是洗脑班的谁说的，青龙山谁来（当场长）也够呛，这么个小农场亏损三个亿……我想何安全上任后可能在查青龙山农场的账吧，所以才有前面的房跃春和张碧岩的紧张应对。
第二天据说管局新上任政法委书记苍云来了，但我没见到，他只是在门口看一眼就离开了。
洗脑班就越来越萧条了，没有人来了，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偶尔去和房跃春打打乒乓球，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第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时候，那里经常大摆宴席，青龙山农场的书记魏文华和公安局长杨某是常客，还有管局的、各单位的，吃喝玩耍，好不尽兴！这边是血腥的酷刑，那边是觥筹交错，形成了鲜明的映衬。而今却是一片萧条落寞！
终于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前进农场政法委书记王全义领着副书记张国平等人来了，洗脑班似乎又有了些生气，说是接我回家，然而却强迫我丈夫写“三书”，都已落寞如此，还在逞凶。丈夫不得已写了“三书”，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房跃春同意撕掉了，只简短写了个对法轮功的认识。但当天却没让我走，强迫我写了每个月回洗脑班一次。
第二天，即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傍晚，五点钟左右，前进农场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综治办主任范喜东、前进中学书记杨庆玉和我丈夫一起又来接我了。夕阳的余辉中，我走出了青龙山黑监狱，看着那落日下的孤冷的院落，我似乎感觉到了它的衰亡……
终于走出了黑监狱，我珍惜今天的自由，因为那是正义律师的二十四根肋骨、正义人士的苦战熬煎、四位同修的身陷囹圄换取的！这自由真的是太沉重，太沉重！
在全民反迫害中解体
离开黑监狱两个月后，前进农场以我当初答应了每月去青龙山一趟为由，要求我再回青龙山，我也想看看那里到底怎样了，就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全省中考的日子去了。据那里的工作人员朱少鹏说，他们已经放假很久了，今天刚来上班，我想他们是为我的到来而上班的吧。
洗脑班的厨师已不在了，房跃春的妻子做了一桌饭菜。当看到熟悉的碗柜时，我惊讶了，里面的碗筷已经变绿了，柜子里一层绿藓——应是很久没有人在那里吃过饭了。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房跃春来了，他看起来黑、瘦，我问了一下，他说在减肥。但眉宇间的一袭落寞是藏不住的，他说感谢我的到来，还说了其实法轮功挺好的之类的话。三点多的时候，我要离开了，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房跃春站在雨中显得很苍凉，而雨中的洗脑班院落就更显落寞……
曾经以迫害法轮功学员名噪一时的青龙山洗脑班，就这样在不光彩中解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