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龙江大庆九龙公司买断职工,二零零二年,我被邪党非法判刑两年,关进了哈尔滨女子监狱,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是我非法刑期期满释放的日子,上午九点左右,监狱的警察喊我,说单位来接我了。
我手里拿着释放证,拎了两个衣服包,走出了监狱大门。迎面上来四个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的挡住了我的出路,不由分说抢过我的包袱,将我拽上车,车上已经坐着两个女的,其中的一个我认识,是我原单位的人事员,四个男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我问他们名字,没一个人回答。
“你们拉我去哪啊?”我问道,一个男的答道:“送你回家。”我信以为真,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儿子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读书,想去看看,十分钟时间就行,可以吗?”没人回答我的要求。此时,我忽然明白了,他们不是来接我回家的,他们是来劫持我的。
于是我说:“请你们停车,我要下车自己走,我刑期满了,我已经无罪释放了,怎么回家、坐谁的车,是我的自由,你们无权干涉。”没有人应声,车也没停。
“你们打算把我拉到哪去?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修大法做好人,没有违法,你们为什么要迫害好人,迫害善良人,如果坐在这里的是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你们会这样对待吗?”车内一片寂静,只有我自己的喊声。
一、关进洗脑班
我被拉到了洗脑班,并把我关到了一个房间里,我要求见单位领导,没人答应我,两天两夜后,单位来的陪护换班,我拿钱让他们给买纸和笔,她们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来时领导交待过,只是陪护,什么都不能帮你。”每隔两天两夜,陪护就会换班,每一次我都提出了要见领导或者给带纸和笔来的要求,但是,我的要求总是如泥牛入海。
到洗脑班的第二天,他们开始利用谈话的方式对我进行“转化”,我就和他们讲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人心向善,身体好,他们也听了,但最后却说:“共产党不让你炼,你签个保证,回家再炼。”我说:“不可以,我们修的就是真。”洗脑班以车轮战的方式对我进行轮番轰炸,来一个,我就把真相讲一个,我问他们的名字和真实身份,但是,没人敢告诉我。
一周以后,洗脑班叫来了我的前夫,几天后,又叫来了我的儿子,警察在门外偷听,想知道我们母子在说什么,有一个警察索性就站到了屋子里边。儿子见到我,就开始哭。我对前夫和儿子说,我修炼,身体好了,心性好了,我不能做昧着良心的事。
他们走后,洗脑班开始刁难我,说我不干活,就是不搞卫生,不是好人,我说:“我住的房间始终是干净的,自然是份内的事,其它的房间、会议大厅,与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去那儿,不是我份内的事。”这几句话惹恼了看我的女警。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炼静功,一个女警突然闯进屋来,将我扑倒,发疯似的用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几乎要把我掐死,好在,她掐了一会儿,把手松开了。
又一个清晨,陪护听从洗脑班的安排,要求我去看诽谤师父、污蔑大法的录像,我说:“不去,你去看吧。”女警进来了,说:“不去也得去。”我没搭理她,盘上腿,微闭双目,过了一会儿,两个男警进来,抓住我的两只手,把我提拉到会议大厅,我听到了诬蔑师父、诬蔑大法的话,只在大厅呆了五分钟后,起身往回走,刚走到门口,就被站在那里的恶警摁倒,他们把我拖到地中央,六七个警察围住我,我想站却没法站起来,只好往出爬,恶警就再把我拽回地中央,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三个小时左右,他们把我送回了房间。
一天,单位新换来了一个陪护,我认识,我跟她说:“我想知道是谁指使把我弄到这里的。”让她下次来时,给带纸和笔来,我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写出来,邮给信访办,我要告他们。尽管认识,可她的回答几乎和其他陪护一模一样:“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一样也做不了,从单位来时,领导交待过,什么都不让我说,只让我陪护,给你个饭吃,仅此而已。”
隔天,来了一个警察,说要和我谈谈,我说:“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咱们可以谈,回答不了,就免谈。”他说:“可以。”他拿个凳子坐到了我的面前,我说:“我刑满无罪释放了,连一句法轮大法好都没喊呢(那时说句法轮大法就会被抓),刚出监狱门,就被弄到这里,是何道理?”“把我绑架到这里的人在犯法,你给我解释一下,是谁指使把我关到这里的?你能让我单位的领导来见我吗?”警察答道:“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我追问道:“那你能给我纸和笔吗?我要控告他们。”警察无奈的说:“这个权力我也没有”“那请你走吧。”我坚决的回应道。
第三天,早饭刚刚吃过半个小时,突然闯进屋来十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抬到了楼上另一个会议大厅,他们想对我进行强制洗脑(就是相信中共制造的谎言,接受对法轮大法的诬蔑和歪曲,甚至要辱骂法轮大法师父),象上一次一样,我在恶警的包围下,向大厅外爬去,他们把我拽回来,我再爬,他们再拽,直至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我带回了房间。
二、送进拘留所
没过两天,他们竟把我送进了拘留所。
一天,号里的人都出去晒太阳了,我坐在屋内炼功,突然闯进来两个警察,扯着我的手,把我提拉到外面的砂石地上,一个警察穿着皮鞋踩在我的脚上,正好踩在脚踝处,当时我没穿袜子,脚下又是砂石,他却邪恶的故意用力碾了碾。
拘留所把我和一些出卖色相的小姐关在了一起,他们想以此侮辱我,让我感觉自己已经和她们一样,而这还不是最邪的。一天,当号里的人都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我正在打坐炼功,一个地痞流氓窜了进来,他用手指捅我的前胸,说要和我处对象,并意图对我进行强暴,我看看他,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我义正词严的说:“我的年龄可以做你的母亲,告诉你,我是炼法轮功的,请你自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个好人,不要行恶,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后,他灰溜溜的走了。
三、又关回洗脑班
在拘留所关了十五天之后,邪党不法人员把我又关回了洗脑班,我决定绝食反迫害。三天后,一个看上去象个小头目的人来找我谈话:“你在这里一天,无论吃不吃饭,都要扣你的饭钱,我们这里所有人的饭钱都归你负责,都由你来承担,天天四菜一汤,有鸡、有鱼、有排骨,还有青菜(事实确实如此,每一位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勒索了很高的所谓“转化费”)。”我没有理他们,继续绝食。
接下来的一天,我正打坐,突然闯进六、七个警察,拽着我的手,将我提拉到车上,然后把我拉到医院强行插管灌食。没过两天,他们又拉我去灌食,这一次,他们故意使坏,往医院的床上放我的时候,将我提拉的很高,然后突然松手,我被重重的摔到了床上,就听“咔嚓”一声,我的后腰当时就起了大包。回到洗脑班后,我向陪护说了这事,陪护找了洗脑班里的警察,于是他们把我拉到医院装模作样的做了一下检查,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四、转进看守所 又送进戒毒所
没过几天,我被偷偷送进了大庆看守所。四十天后,洗脑班与公安相互勾结,又把我送到了哈尔滨戒毒所。
在戒毒所,我遭受过关小号、被五花大绑、坐铁椅子等刑罚。一天,因为我不站队形,不听戒毒所的训练,就被五花大绑到了一个椅子上,绳子把我死死的缠住,缠的都没有知觉了;
戒毒所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还给我坐铁椅子,椅子分大小号,他们特意给我用了大号的椅子,因为我个子小,手脚够不到铐子的地方,恶警把我的脚使劲抻到铐子处铐上,又将我的胳膊反扭到后背,硬拉到铐子的位置上,胳膊和腿的关节都被抻的咔咔响。
这还不算,戒毒所里的犹大(曾学过法轮功,但并不按法轮功的要求修心性,片面、偏激理解,或断章取义的胡乱解释法轮功创始人的讲法的乱法者,最终背叛师父,出卖和迫害同门的卑鄙小人)拿着喷壶,站在我面前,只要我一闭眼,他们就往我脸上喷水,嘴里还邪恶的絮叨着:“你别睡,和我们唠五毛钱的、十块钱的。”五分钟的时间,我感觉身体已经被撕裂,心都疼到开始颤抖,当我被解开刑具的时候,人根本动不了了,上厕所都得有人搀着。
这样的酷刑持续三天后,我感觉自己的思维在飘忽,就在这时,戒毒所“承包转化”我的警察不停的逼我签“三书(转化书、保证书、决裂书)”,恍惚间,我违心的签下了第一份“三书”,我一边签,眼泪一边顺着脸往下淌,签完,我又撕了,我知道大法是正的,法轮功师父是正的,大法是被江泽民蓄意迫害的,“三书”里骂师父、骂大法,又栽赃法轮功学员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危害家庭的说法根本就是丧尽天良的谎言,当我撕完后,他们就再逼,当再次签下的“三书”被警察拿走后,我痛悔到了极点,回想自己于修炼中走过的路,心性的提高,身体的健康,我都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感恩于师父和大法,而我却要在中共的谎言和暴力面前亵渎师父、诬蔑大法,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这是人该做的事情吗?
当各种迫害手段还在对我持续进行的时候,我逐渐清醒起来,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否定“三书”,否则,迫害我的人真就以为法轮功就象电视栽赃的那样呢,我在玷污自己灵魂的同时,也在害他们对大法犯罪。一段时间以后,我在戒毒所的院子里喊住了“承包”我的警察,我对她说:“我写的‘三书’从现在开始作废,那是你们逼的,大法是正的。”女警听后,说:“你还想炼,我没资格不让你炼,但你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
被非法关押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候,我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了极其不正常的状态,不吃也不饿,似乎失去了知觉,戒毒所怕我死在里边,担不起责任,把我放回了家。
五、结束语
当我重获自由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被劫持全是由大庆油田公司六一零(一个由江泽民发起,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自上而下的非法组织。)办公室指使的,而今天在大庆油田公司六一零主任位置上的刘希平,也是当年参与劫持我的人员之一。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真心希望我的经历,能让迷者知返,悬崖勒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