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副所长关鹏指着抄来的东西说:“这是你家的吧?”我说:“我们夫妻二人未在家,我不承认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关鹏说:“你是不是认为不承认就不能判你,现在对你们可以零口供判,承不承认没关系。”当晚又问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当时在查抄的一百多元真相币的清单上签了名(过后后悔,这成了过后恶党对我非法判刑的所谓证据)。他们警察还说这回抄家东西最多了。
到了早上,警察把我、我妻子、我大姨子、二姨子都送到了吉林市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后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要求立即释放。第五天,看守所开始给我灌食,十个人左右把我按住,拿针管抽苞米面糊再用胶皮管插入鼻子,一天灌两次,灌了两天后,我鼻孔全插肿了并流出血来。狱医、管教沈锐有点害怕了。之后沈锐让我被关押的那个监室里的所有犯人跟我受株连“上座”(每天长时间盘腿坐在铺上)。后来有些犯人劝说我吃饭,大家少受罪,并且与女监那边取得联系,给我妻子送些水果,并打听她的消息,我动心了,开始吃饭了。
后来在一中队关了不到四个月又转到三中队三零二监室,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干活“缠线圈”(电路板上用的)干到晚上八点半。看守所早上晚上都是苞米面发糕,中午是大米粥,卖的饭菜都很贵,我被关押一年瘦了七十多斤,再加上衣服单薄,全身浮肿,走路十分困难。
二零一一年八月份吉林市昌邑法院对我进行非法开庭,并未通知家属,也没找律师。我被非法宣判四年徒刑,我未签字,并于十日内向中级法院上诉,后被驳回,我也没签字。
由于身体太虚弱,监室里的犯人头头看我干不动活向管教反映,要尽快把我送监狱去。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我被送到公主岭监狱,当时我连被褥都拿不动,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到监狱入监队后,干事李威告诉犯人的组长(也是犯人)让他们逼我写“五书”,当天遭到马文龙、孙为民二人的殴打(此二人多次殴打大法弟子郑立军等人),不久二人皆遭到报应因贪污犯人的钱被关押小号。
监狱早六点到晚六点出工,管教多数对大法弟子都关照一些,因为他们很多都明白真相。到二零一四年四月份之后换上了王建业当中队长,他年轻想有政绩,多次找到我逼我完成生产任务,我多次讲明身体状况不好,但无济于事,他也逼其他大法弟子干活并说再干不完押严管。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检查我行李叠的不合格,对我进行殴打,脸部多次嘴巴子并被罚站。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我妻子早我一年回家,也吃了不少苦,妻子不想再担惊受怕,想过安稳的生活,被迫害得放弃修炼并经常劝我放弃。我多次找单位领导要回来上班,他们说:“你得保证不炼法轮功才能上班。”我说:“不炼法轮功我就差点残废了,二零一零年我曾经摔伤,造成脚后跟粉碎性骨折后又在监狱关了四年,走路都费劲,是大法救了我。我怎么能不炼呢!”
现在我妻子和我提出离婚说和我过没有前途。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所谓人权最好时期,把一个幸福的家庭逼入绝境,把我一个认真工作二十年的员工拒之门外,不让上班,把贤惠善良的妻子变成冷漠的人,迫害把我逼的走投无路,是好心的同修们多次帮助和鼓励我,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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